史上第一军教片《地道战》的前世今生

1966年到1970年，全国总共只生产了4部可公映的电影，其中一部故事片也没有，但是却有一部军教片成为了当时的顶流，这就是《地道战》。

截至今天，在某瓣上，也有68488人给出了评分，60年前的《地道战》以8.3的平均分，稳压93%的战争片，在年轻观众为主的B站上，更是拿下了9.8的高分，在战争、历史题材的电影中仅次于《帝国的毁灭》。

《地道战》从诞生之初，还真不能算纯粹的军教片，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地雷战》大获成功，但受限于75分钟的电影长度，很多真实战例没有轮得上出场，让人深感遗憾，受了这个启发，1963年，总参又要求八一厂拍一部“民兵革命传统教育片”，要体现人民战争的思想，还要传授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同时还要有流量，要八一厂“运用故事片的形式来拍”，纯属既要又要。

这下，就把创作团队整了个够呛，开始，创作组到冀中地区进行采访，又找了工程兵部队的两个参谋写提纲，找工兵参谋打地道战可以，编地道战剧本可不是为难人么？所以两次都没通过审查。拖到1964年底，厂里又找了个专业编剧来写剧本，没想到还不如部队的参谋，这位编剧花了20多天、写了3万多字，竟然还没写到“地道”两个字……

直到1965年3月，剧本也没拿出来，眼看拖更在即，厂里只能让导演任旭东自由发挥，这位任导，名义上是个导演，但他1939年就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也参加过解放战争，没仗打了就开始教人打仗，一辈子“导”的那些所谓“电影”，可谓是杀气腾腾：《班进攻》、《排进攻》、《连进攻》、《刺杀》、《打坦克训练》、《越海捕俘》、《军用索道桥》、《奇袭武陵桥》、《走访地下城》、《地道战》，到了今天，那些只会拍文艺片的导演见了他，估计腿肚子都得抽筋。

在任旭东的执导下，《地道战》1965年5月20日开机、9月封镜，12月30日就出了拷贝，这种强大的进度控制能力，相比现在影视界那种草台班子、手忙脚乱和预算超支的常态，简直就是业内大神。

1966年1月1日，《地道战》正式上映，随即大获成功，不但在国内放映，还赠送给朝鲜、阿尔巴尼亚、古巴、越南、老挝等国家，赠送的同时，也向它们的军官做影视解说，这其中有人学得好，也有霍查这种，回去差点把全国都修成地堡的，可谓影响深远。但是，在国内，《地道战》刚放映了一个月，竟然差点被下架——1966年2月，有人突然点名批评了十余部电影“有问题”，其中就包括了《地雷战》和《地道战》，搞出了莫大的风波。

还是部队出面据理力争，表示《地雷战》、《地道战》，都是工程兵和民兵训练的军事教材，不是故事片，不关你们这个文化部门的事。她看到众怒难犯，这才改口说：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些将军只晓得打仗，不懂得艺术，影片艺术水平差、线条太粗，不是说它们真有什么问题。不过，她仍然坚持要求，必须把原来的片头剪了，注明是军事教学片，才能继续放映。于是，《地雷战》的片头就十分简化，《地道战》的片头甚至还有错别字：

不管怎么说，好在算是糊弄了过去，后续十年也得以继续放映，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故事一开场就十分压抑，民兵和妇女队在铜钟下慌乱的集合，这口铜钟是地道战里让观众们印象最深刻的“周边”，但它其实是后来用纸做的，钟声则是后期加上去的。虽然看得出来情况紧急，但老支书高老忠还是指挥若定，让代理民兵队长“大康”，带民兵去村北防御可能出现的日军，没成想意外接应到了正牌的民兵队长——高老忠的儿子高传宝。

未来的如来佛、佟湘玉他爹

他背回来的老村长显然受了致命伤，村长的台词也在这几年里，被所有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的行业，做成了无数的梗。

地道战的背景是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作为日军控制华北的巅峰时刻，早在大扫荡开始前，日军已经开始对根据地的边缘村庄，进行了很多试探性攻击，从1942年1月到4月，仅仅负责冀中地带西半部分的侵华日军110师团，就与根据地军民交战2025次，它们在汉奸的配合下，派出小部队，反复奔袭根据地的首脑机关和会议场所，目的在于抓俘虏、获取情报，为大扫荡做准备。所以，村长去参加的这场会议刚刚结束，就遭遇了日伪军的包围，好在村长牺牲前，还是给高老忠带回了抵抗军的千古宝具：《论持久战》，同时，还带回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五一大扫荡即将开始。

资料来源：《华北治安战》

根据战后日本方面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五一大扫荡开始前，我军确实提前获得了初步情报，并且从4月26日起，对日军兵力薄弱的地段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显示了卓越的情报能力。但是，我方得到的情报是不完整的，它遗漏了两个重大细节：第一，日军这次投入的兵力非比寻常，有第四十一师团为主力的18个步兵大队作为基干，光步兵数量就有1.7万人，还有一个飞行队和特务机关配合，参战总兵力不低于五万人，而冀中分区的正规军只有1.4万人，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远远弱于日军，广大平原又便于日军大部队的运动和空中侦察。

更严重的是，从1942年3月起，我军的密码已经被日军破译了，直到大扫荡前5天才发现，虽然进行了紧急更换，但是已经泄露了大量情报，因此，鬼子的优势可想而知；

第二，我军反扫荡的策略出现了重大失误。以往，日军的扫荡都是一阵风——第一阶段分进合击、第二阶段无头苍蝇。我军的主力部队可以和敌人来个“换防”，它进根据地打我，我进沦陷区打它，地方部队则在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鬼子主力找不到我军主力，又被地方武装一天三顿打，粮食、弹药也送不上来，十天半个月就得滚蛋，回老窝一看，诶？据点反而被我军端掉不少，所以，以往是它们越扫荡，八路就越强、根据地就越扩大，我军上下也难免产生轻敌心理。再加上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级还使劲宣传什么“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因此，冀中根据地的反扫荡准备严重不足。

而这次，日军恰好吸取了教训。

不但集结了压倒性优势的兵力，要守住已有的沦陷区，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个第三阶段，扫荡时间从10天左右延长到了两个多月，在根据地内长时间停留，破坏根据地的军民组织，集中兵力负责反复搜索、合围我军的主力——敌人换了新战术，我们还在用老经验，显然是要吃大亏的，5月23日，以为反扫荡已经胜利，高高兴兴返回根据地的六分区部队，就遭到突然包围，日军战史说：“24日获得相当大的战果。”与此同时，冀中军区的外线作战，也进行得很不顺利，七分区部队三次向沦陷区的城镇和交通线进攻，第一次奔袭定县，未能得手；第二次刚刚出动，就遭到日军合围，激战到黄昏；第三次也是受日军几个据点守军的合围，又被迫撤退。

打不了、走得了，还算好的，八分区司令部6月8日遭到日军合围，司令员和政委双双牺牲。6月12日，连吕正操率领的冀中根据地首脑机关，也在邢台威县被日军包围，差点阴沟里翻船，好在他临危不乱，采用“示弱”战术，整个上午只用步枪、手榴弹及轻机枪抵抗，让日军以为这里没有大鱼，进攻得三心二意，到了黄昏，吕正操突然祭出重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以伤亡46人的代价，击毙日军300多人，突破了包围。

其他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中，也都遇上了或大或小的麻烦，损失很大。再加上日军开始搞政治清剿，着重破坏根据地的军、民团结，在大规模修路、建碉、分割根据地的同时，下大力气搜捕我方的干部、挖掘隐蔽的物资及建立伪组织，对冀中区基层组织产生极大破坏。根据地对此毫无准备，上下、左右失掉联系，阵容一片大乱，部队从群众中得到的支援也大大减弱，各村都建立了维持会，坏的通敌、送情报，好的也来求情，婉转的要求八路军不要进村、不要连累它们，个别败类还带队投敌。

日军则把连续奔袭和拉网式扫荡结合，大大压缩了我军的活动空间。6月20日，部分日军撤走，第41师团则在冀中地区高度分散部署，修碉、筑路、挖沟，开始实施长期占领。根据日军统计，我军“遗尸9098具、被俘5197人”，而日军则只是“阵亡161人、伤323人”，这个数字当然不可信，鬼子在华北习惯杀良冒功，还经常把老百姓换上军装，充当活捉的八路，我军自己统计伤亡指战员4671名、游击队5300余人，被杀害和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区以上干部牺性1/3，相对应的“击毙了日伪军3891 名、击伤7521人，打死了日军一个大队长。

虽然杀伤相当，但问题是，主力部队被迫撤离后，冀中平原就被细碎分割了，日军通过有计划的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修筑据点、岗楼、碉堡1700多个，新修公路5250多公里，挖封锁沟4150公里，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了2670个小块，每块都处于火网、兵力的封锁之下。这种情况下，冀中是否还要坚持？怎样坚持?

历史上，任何反游击作战的精髓就在于，一定要把人民群众和抵抗组织分离开，做不到政治上分离，就必须进行物理上分离，日军也好，委座也罢，都是搞集村并屯，把小的、自己控制不方便的边缘村落摧毁，集中到大的村庄，白天允许劳动和活动，晚上便于游击队活动的时候就宵禁，结合保甲制度和良民证制度，一人抗日，十家活埋，主要是和叛徒勾结，依靠情报系统，定期夜间突袭，查良民证，由叛徒里应外合，游击队需要村里开会、吃饭、休息、获取粮食，躲不开这种打击，长期拉扯下来必然会被消灭。

更重要的是，游击战就是个显示存在的斗争，只要抵抗军能经常出现，镇压叛徒，老百姓就有希望，宁愿自己苦一点也要让子弟兵吃饱，你长期不出现，老百姓却要天天和鬼子汉奸打交道，没人给他们出气、做主，被汉奸鬼子欺压也没人求救，长此以往群众斗争情绪低落，就会选择逆来顺受，更不用说还有日常的行政管理，比如减租减息、进行仲裁，都需要长期原地坚持，和群众形成鱼水关系，否则就是把产出丰富的平原地带送给了敌人，如果像南美、东南亚的那些游击队一样，平时躲在山里，时不时出来活动一下，最后的结果就是逐渐脱离群众。

支持抵抗力量的群众，哪怕是从90%降低到50%，其中20%被迫和占领军配合，游击战争都有垮台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有个方法，让人民武装在敌人严格控制的占领区和游击区能呆得下去。

首先，敌人既然是把突袭村庄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就要让每个村子都能自卫，让敌人每次来都有代价，不管是打死、打伤个把敌人，甚至是打死几匹马都是收获；第二，平原地形对我不利，抗击对手就要有依托，如果不能抗击，也要能转移或者隐藏，只要藏得住、走得了，敌人就是无头苍蝇。这样多拉扯几次，所谓的扫荡，人抓不到、粮抢不到，自己还得掉脑袋，鬼子就会心生畏惧，连村子都不敢进，我方的军政管理就能在游击区、甚至敌占区推行，逐步把它们恢复为根据地。

要达到这个目标，地道就是至关重要的手段了。

今天看来，如果要给地道战找个发明人，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群众的发明。

根据晋察冀民兵斗争资料的记载，由于敌人经常采取夜间或拂晓包围村庄的战术，游击队和村干部在村里睡觉是相当危险的，有人就用土办法，在村外向地下挖下一丈多深的斜形洞，铺点柴草，晚上披件大衣到洞里睡觉，天亮后再回村工作。开始几个月，这办法还有用，但是气温降低后，每到清晨，睡觉洞就往外喷水蒸气，目标十分明显，所以还是只能转到村内。开始，村庄里只是给村干部们挖单口的藏身洞，两三个口的洞还是很少，随着日伪军的控制深入，扫荡加强，双方斗争尖锐，各村普遍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地道建设。

在影片中可以看出，高家庄的地道比五一大扫荡时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孤立的藏身洞，变成了户户相连的地道系统，也有了大口、小口的设计，像这样的小口，人只能钻过来，旁边再挖个掩体，民兵拿个榔头就能守住，基本解决了防钻的问题，由于口子小，一旦敌人放烟，也可以快速堵住，冀中地道战中提出的防钻、防毒、防火、防水、防挖的“五防”问题，解决了两个，历史上，到1943年，冀中已经有50%以上的村庄地道，能容纳全村人口。

《地道战》中不断出现的地道刨面图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一直被人认为是神乎其技，影片弹幕里问的小伙伴也很多，大家不妨在团座的弹幕里也猜一下，其实，方法简单到令人发指，一开始，摄制组只找到一条几十米长的完好地道，还准备找块地，按资料开挖成地道断面，但是计算下来成本太高，挖好后也只能展示一种地道类型，根本划不来。后来想出了个好办法，在摄影棚里用木板搭几层楼，用塑料片盖在木板上，制造出锄头挖土的痕迹，再喷上土色，打光的楼层就是地道；不打光的楼层就是地道之间的土层，这些内景通过摄影师的巧妙手法和剪辑手段，变成了比地道还地道的地道。

高家庄的地道改进成了2.0版，确实是个大成功，但同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个村子的面积总是有限的，人力能够挖掘的地道深度也是有限，如果敌人在村里仔细找、慢慢挖，不是也能找到地道吗，防挖、防敌人灌水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高家庄民兵依托这条只能藏身地道，民兵们和日伪军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显然会遇到大麻烦。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伪军。华北伪“治安军”，1941年时总共有14个“集团”、41个步兵团，兵力5万余人，每个“集团”兵力3000余人，装备有轻机枪54挺、重机枪8挺、迫击炮8门，捷克式步枪2400余支，装备很适合反游击作战，敌后抗日军民称他们为“黄皮狗子”，在它们之外，还有日本军曹担任队长的县警备队，它们穿警察制服，简称黑皮狗子，在地雷战里经常出现，黑皮狗子的战斗力比黄皮狗子更强，甚至可以独立奔袭根据地纵深，是敌后军民的大敌。

由于日军占优势，对村庄的突袭一般都会得到汉奸、地主的情报配合，大概了解地道口的位置，放任他们慢慢找，显然不是办法，由于高家庄民兵只藏不打，让敌人在头上为所欲为，很快就被日伪军挖开了两个口子。好在日伪军准备不足，一没带抽水机，二没带毒气筒，只能靠烧秸秆和提桶攻击，拖延了不少时间，但是，地道口被挖开了两个，高家庄众人就只剩下妇女队挖的灶台出口。好在，堵着灶台准备煮鸡的鬼子，做了个致命的决定，赶走了伪军。

原本是两个鬼子，一个伪军，高传宝自己有只独撅，临时拿了林霞的一支，所谓独撅就是单打一，打一发后要掰开重新装填，所以无论如何都会打不了三个人，伪军要是在场，高传宝就危险了，但是为了多吃点鸡肉，鬼子居然把伪军赶了出去，这也可以理解，在二战前的日本，鸡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价，一碗拉面售价0.1日元，一条鲷鱼售价0.15日元，而一只鸡却卖到3.6日元。大部分日本人，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鸡肉。很多日本士兵来到中国大陆后，才真正尝到鸡肉的味道，所以，他想独吞也可以理解，不过之所以有条江湖规矩，叫见者有份，就是因为吃独食要遭报应。

经典场面

如果只有一个敌人，又享受了免费烫头，高传宝不开枪也是可以的，但是敌人有两个，不开枪确实没把握，所以也算万不得已。打开了洞口的同时，区长赵平原、未来的南征北战高营长、民主联军少剑波、志愿军侦察连长，带领周围十里内的民兵赶来增援，在外围打起了麻雀战。

这里有个不易发现的细节，赵区长说，日军包围了高家庄、赵庄，到高家庄外围来支援的民兵，显然不可能来自于自身难保的赵庄，而日伪军出发前，汤司令信誓旦旦的告诉山田队长，附近除了高家庄、赵庄，都建立了维持会，要给太君当顺民，那这些民兵是从哪冒出来的？这就涉及到敌后抗日斗争一个重要的策略：两面政权，这一点我们会在后续《粮食》的解析中再讲，这里先略过。最重要的是，觉得天下尽在掌握的山田产生了严重的误判，既然只有赵庄和高家庄还在反抗，那么外围杀过来的民兵，显然只可能是村里溜出去的，那自己坚持在村里刨土提捅，还有用吗？

所以，几个村的民兵大摆迷魂阵，不但动摇了日伪军围攻的决心，还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高传宝瞅准机会，给山田队长的屁股制造了一点小麻烦，对山田来说运气比较好的是，高传宝用的是一支三八大盖，子弹打到屁股上，大概是制造了个贯穿伤，这个距离，要是用牛娃的汉阳造，怼上一颗圆头弹，可不是捂屁股就能解决问题的。

来到结算界面，高家庄民兵和日伪军的第一次较量，指挥层：我方高老忠同志牺牲；敌人山田队长屁股挨打；战斗层，我方没有其他伤亡，耗费了一点弹药和鞭炮；日伪军方面由于高老爷子扔出的手榴弹，至少伤亡五人；但是，由于高家庄群众下地道太仓促，粮食、牲口肯定被抢走了不少，房子也大部被烧毁，生存条件大大恶化了，炮楼离高家庄只有8里，要是让日军这么连番折腾，斗争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好在随着庄稼生长，四处青纱帐大起，抗日军民有了喘息的空间，高家庄的男女老少们，经过在战争中的学习，很快会迎来和日军较量的第二回合，这就是下一期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