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为什么要发动二次北伐？姚襄为什么如此得人心？-细品《资治通鉴》之五胡乱华

桓温第一次北伐失利之后，面对北方的乱局，其并没有丧失信心，多次提出了迁都洛阳的请求。

由于当时姚襄叛晋，并北上攻击洛阳，所以东晋批准了桓温的北上征讨姚襄的军事行动，由此桓温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北伐。

桓温为什么一直上书迁都？桓温的第二次北伐成功了吗？为什么反叛东晋的姚襄竟然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今天我们就来读一读《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桓温的二次北伐以及姚襄殒命陕西铜川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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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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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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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为什么桓温持续不断的上书要求东晋朝廷迁都洛阳呢？

因为当时的故都洛阳名义上已经在东晋的手上。

从公元311年永嘉之祸，洛阳丢失开始，到公元351年，洛阳沦落到异族之手已经有40年的时间。

当时后赵的石祗被杀，后赵的势力分崩离析，姚弋仲派使节向东晋投降，后赵的徐州州长，兖州州长，荆州州长以及豫州州长都向东晋归降，后赵的平南将军高崇也逮捕了洛阳的州长，向东晋献出了洛阳。而之后张遇也献出许昌投降东晋。面对冉闵和东晋，东晋的政权在北方的世族中更为正统，所以后赵很多将领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东晋，当时对于东晋而言，也是入主中原最好的时机。

但后来谢尚和张遇的矛盾激化，导致张遇再次反叛，并且占据了洛阳，洛阳再一次丢掉了。

之后前秦苻健攻打张遇，张遇降前秦，迁入关中，洛阳地区后来被冉闵手下的周成占了。而冉闵被杀后，周成又名义上归顺了东晋，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割据的军阀。

但当时收复洛阳确实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向西看，前秦当时苻健去世，苻生即位和国内的大臣及兄弟搞得都不愉快，国内一团糟。所以当时前秦也没有精力东进。而东边前燕当时正跟山东的段龛纠缠，也暂时没有精力西进。所以中原的这些小军阀就属于墙头草，谁过来投降谁。对于东晋而言确实也是一个机会。

而且当时东晋的刘度在洛阳的西部活动，跟前秦正在纠缠，北边的冯鸯赶走了前燕，占据了上党，向东晋投降。形势对于东晋也是有利的。所以桓温想要趁这个时机北伐其实也是对的。

但桓温这次没有提北伐，而是屡次提出要让朝廷迁都洛阳。这事其实让东晋朝廷挺头疼的。

因为当时洛阳实际上处于前燕，前秦和东晋交战的前线，虽然名义上归属东晋，但占据的仍然是军阀，是墙头草，这个时候让皇帝迁过去居心何在呢？
但东晋朝廷又不好反驳，毕竟迁回故都是政治正确的事情，意味着你这个政权在中原在宣誓主权。所以当桓温屡次上书要求朝廷迁都洛阳时，朝廷都不知道怎么回，干脆就搁置。

其实桓温的真实意图也不是要迁都洛阳，而是要借机进行二次北伐。第一次北伐攻取长安的失败，让桓温意识到从中原图谋关中，后勤补给线太长，这个仗不好打，而且前秦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厉害的，打起来很吃力。而要想北上收复中原，趁各方没有顾及中原的争夺之际，从中路北上也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桓温刚刚北伐失败，再提北伐朝廷肯定不批准，不过再加大一点难度，提迁都，朝廷就可以考虑一下北伐了。

而这时恰好殷浩北伐失败，把姚襄还逼反了，姚襄这时已经拿下许昌大有占据中原割据的形态，如果让姚襄在中原站住脚跟，对于东晋而言就是巨大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的朝堂和桓温之间有了妥协，东晋封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的官职，督察司、冀二州各种军务。

而这时占据许昌的姚襄也看中了洛阳，将自己的部队全部用来围困洛阳，但周成没有投降姚襄，反而据洛阳坚守。姚襄围了洛阳一个月也没有打下来。

桓温看到了机会，于是大军从江陵出发，北上征讨姚襄。

这里原文就提到了桓温在船上北望中原，感慨王衍等人误国。袁宏为王衍等人解围说这也是时运，不完全是王衍等人的错误，桓温却变了颜色，用刘表的大牛来比喻这些国家花了重金，养的官员，不思为百姓谋福利，为百姓干实事，还不如普通的耕牛，这样的人趁早杀掉。从这里也看出来，桓温这个人还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情节的人，跟当时的东晋官场的清谈之人相比，确实更能体会国家的苦难和百姓的疾苦。

姚襄看到桓温大军到来，还想用对付殷浩的埋伏军队偷袭的方式，但这招怎么能蒙蔽桓温的双眼呢，所以桓温直接说我们来收复洛阳，跟你们无关。姚襄一看没办法，只能把部队摆开阵列和桓温来决战，但姚襄哪里是桓温的对手，一战下来部队就被打散了，姚襄只带了数千骑兵向西逃窜。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姚襄这个人确实也是不简单的，虽然姚襄本人是羌人，但是不管是胡汉的百姓，都非常的支持和拥护姚襄，姚襄败退很多百姓携家带口跟随姚襄。为什么姚襄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一方面姚襄虽然是胡人，但是他很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汉文化的教育，其儒学的造诣很深，所以他更懂得如何安抚百姓，收服百姓之心。当当时的乱世，北方胡人政权执政，很多政权执政都是简单粗暴，对于百姓压榨掠夺，而姚襄却鼓励农桑，积极扶持百姓发展生产，让百姓衣食无忧，当然百姓就会支持姚襄。所以姚襄虽然屡次战败，但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就是因为百姓支持姚襄，当姚襄逃亡时，百姓也跟随着他逃亡，所以很多人都将姚襄比作三国时候的刘备，确实两个人在百姓之中的口碑是非常好的。而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要从土地革命入手，要安抚百姓，要让百姓享受到革命的成果，只有老百姓先享受到了劳动成果，他们才会起来保卫劳动成果，这比任何宣传教育都好用，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得先让老百姓感觉到你的好，而且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后来我们国内革命时期为什么先搞农村土地革命，也是这个道理，不得不说教员把《资治通鉴》研究的很透彻。

但姚襄的弱点也是突出的，过于争强好胜，容易情绪上头，所以被前秦的邓羌看出了这个弱点，邓羌在于姚襄对垒时，激怒姚襄，姚襄中计率军追到三原中了前秦的埋伏，最终姚襄不敌前秦而被杀，姚襄的弟弟姚苌率部属投降了前秦。这时我们看前秦对姚襄也是以礼相待，以诸侯之礼埋葬了姚襄的父亲姚弋仲，以公爵的礼仪埋葬了姚襄。

为什么姚襄死时能享受到敌人的尊重，一方面是因为他得民心，得到老百姓的跟随和尊重，即使是敌人为了收买跟随其百姓的人心，也要以高规格的礼仪来对待他。其次姚襄也是有气节的人，他不是一个投机的小人，敌人会因为其气节而尊重他，尊重姚襄也是让自己的人看到，一个人坚持气节，会得到包括竞争对手的尊重，如果一个反复叛变的人，即使是叛逃到竞争对手那里，一般而言也是用过即弃，因为如果鼓励这样的行为，反而也会鼓励自己内部不忠的行为，所以是没有人会鼓励这种行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忠于自己组织的人会得到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尊重的原因。

桓温打败了姚襄，周成向桓温投降，桓温成功的收复了洛阳。桓温再次用军功将东晋朝廷摆上了尴尬的境地。如何平衡桓温就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之前桓温是掌控了东晋西部，这次桓温收复了中原，要不要把中原给桓温？而之前为了平衡桓温，实际上东晋朝堂的豪族是推出来殷浩和谢尚来平衡桓温，并且当时是让谢尚作为中原的管理者。

于是桓温作为征讨大都督，达到了自己的使命，也不在洛阳停留，直接撤回，然后上书让谢尚去洛阳，现在既然收复了洛阳，就让主政洛阳的人去管理吧。

但这次谢尚病了，于是就把谢尚的堂弟谢奕任命为豫州刺史，而谢奕当年是桓温的司马，跟桓温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人桓温也是能接受的。

但谢奕在任上只干了一年就死了，这时朝堂上就出现了分歧。当时司马昱曾经想让桓温的弟弟桓云接手，其实这很可能就是当年桓温谈的条件，但王彪之却站出来反对，认为如果桓温已经牢牢的控制了西部的军政大权，现在让桓温的弟弟来控制中原，那么东晋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就会非常危险。

王彪之是谁呢？王导的堂侄，琅琊王氏的代表啊，虽然王导早就死了，但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影响力却没有消失，所以东晋还是要推出琅琊王氏的代表，他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当时东晋朝堂豪门的意见，所以可以看到桓温的对手究竟是谁。

在这种压力下，司马昱撤回了成名，而改为让陈郡谢家的谢万接手了谢奕的职位。而这个谢万就是一个银样镴枪头，跟殷浩一样，好看不中用，但在东晋的这种体制下，为了所谓的权力的平衡，就会不惜哪怕推一个非常烂的人上台，也不会给桓温放权，其实这也是这个政权的悲哀。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桓温为什么要执意北伐，因为他虽然拥有了东晋西部的控制权，但其发现如果想要有所作为，能让国家有所改变，就需要掌控更多的权力。而这个国家的权力实际上还是在这些豪门士族比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些人手上，而这些人不想改变，不思进取，只想在南方享乐，所以桓温在北伐的时候才会愤愤不平的拿刘表的牛来比喻这些人。但这些家族又掌握着东晋实际的权力，自己想要逐步接手更多的权力，只能是逐步扩大自己在军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北伐就是最好的一种手段，只有逐步接手了东中部的军权，才有筹码进一步威胁这些豪门士族放权，否则自己想要改革的愿望在朝廷中根本就不会被接受，大家在朝堂中互相掣肘，互相制衡，虽然看似稳定了，但面对外部敌人的实力的逐渐增长，东晋也只能一天天的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