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治文化转变：从定都临安开始

宋朝第八个皇帝微宗赵估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入汴京之际，将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微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一年多后，钦宗做皇帝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其中微宗也未漏网。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刮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在群臣谏劝下回到汴京（今开封）。

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期间，金人卷士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携走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此后微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便南京称帝，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

靖康之难后，金兵北撤，高宗从温州回杭州将其作为南宋政府临时所在地。随着时局的发展与稳定，定都何处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议题。高宗还在建炎四年(1130 年)六月，“侍从台谏诸将集议事宜。”南政权虽然据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可供其选择作都城的地点，只有两个区域，一是长江中游的江陵武昌、襄阳一带；一是长江下游的扬州和建康一带。

朝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选择：建康。一种是定都：临安。

选择建康（今南京）的理由：其重要性是依靠长江，有长江的掩护才成为偏安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基地。从经济方面来说，占领了建康，便可以控制富庶的江南。从军事方面来说建康西北两面有宽阔的长江可依，又有钟山龙盘、石关虎踞之势。进可攻收复失地，退可继续南下。

临安的优势：在于它是富庶两浙的中心。吴越之地，唐时分隶于浙东、浙西两道。浙东政治中心在越州(今绍兴)浙西治中心在州(今镇江)，唐末吴越控制浙东浙西后选择了地势适中的杭州作为政治中心，以控制两浙。经吴越数十年的经营，至北宋中叶，杭州就有“东南第一州”之称，被视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

绍兴八年(公元 1138 )高宗最后决定：定都杭州又名余杭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吴越国曾以此为国都宋室南迁，又建行都，称为临安，这就是“背海立国”政策。

“背海立国”体现了南宋朝的特殊性。定都临安同时面临着国家礼制、法律规范与都城生活的全面秩序重建。

一、临安地势与布局

在古代，西湖还没有形成，现今的杭州市区乃是个三面环山，呈蹄状的浅海湾。大约四千年前，居民聚居在今杭州城老和山麓西北直至余杭县良渚一带地域内。后经一段较长时间，人们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迁徒到灵隐山下。

南宋临安最明显的特点是皇城“坐南朝北”的特殊布局，与中国古代传统都城“坐北朝南”和“择地而中”的原则截然不同。该特殊布局主要由地理环境和定都时局造成，南宋在北宋州级城市基础上，沿用并增筑位于凤凰山东麓的吴越国子城。

虽说“坐南朝北”看来不合传统礼制，但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整个城市规划围绕皇城展开，御街两旁官署宅邸、宗庙社稷与市肆坊巷的布局，如太庙位于西侧，社稷居于东侧，从而使得临安城仍然合乎“左祖右社”“前宫后市”的礼制要求。不过“坐南朝北”的概述似乎显得有些简单未能揭示出礼制和现实的复杂性。

南宋临安在礼仪和政治上的特殊意义，由贯穿都城的御街呈现，并牵引出仪式、权力、思想与都市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学者们已指出临安“南北内”格局是南宋政治史(特别是中前期)的关键。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南北大内”在礼仪空间布局上形成皇权分裂与对峙的态势(所谓“双重皇权”制)，南内始终笼罩在北内的“阴影”下。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做出禅让决定，一方面将“烫手山芋”扔给光宗，另一方面，也可能打算效法高宗，建立起一个新传统。绍熙三年，群臣议论朝重华宫之事，光宗用大病未愈的理由加以推脱。

此后车驾北内重华宫的各项礼仪都坠失不行。宰辅百官纷纷提请光宗过重华宫，可是“扣额引裙，号泣而谏”的举动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御街不再举行礼仪活动，面对这一反常现象，史书中记载说“都人始忧”，这场事件同样把“都人”卷入其中，如果他们先前更多是观看者的话此刻却转换身份为积极的议论者、或是舆情传播者。

尤其绍熙五年 (1194)六月孝宗驾崩后，光宗照旧不前往重华宫，“中外讹言靡所不至”，流言持续扩散、人心惶惶，朝廷最终不得不在六个月后，颁布法令禁止民间“妄言宫中禁事”。

二、政治集团的地域、文化背景

南宋初年，朝中官僚虽来自四面八方但其亲属基本上都在临安附近。建炎元年“奉元太后如东南，六官及士家属从行”建炎二年“命孟忠厚奉，隆枯太后幸杭州”建炎三年“命刘正彦部兵卫皇太子、六宫如杭州。裙带关系严重，牵一发而动全身。

首先，在社会风俗上，临安与汴京有相似之处。宋代中叶后。社会风气一改过去质朴、俭约向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方向转变，奢靡之风成时尚。

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诗》把临安一带和汴京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趣俗懵官室，倾资事雕墙；佛层尤其侈，耽耽似侯王。文彩丹漆，四金火辉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楼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在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梗，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什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在欧阳修看来临安一带比汴京还要奢侈、繁华。

男妓在南宋很是受宠，整个社会倾向于喜欢女性化的奶油小生。男性的阳光之气不再受人接受，重文仰武也成了政治现象。

崇尚奢靡的汴京与临安在生活风俗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北方人到临安后没有因生活上的不适应而产生失落感。因此“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随着北方南迁第一批功勋逝去，新生代的世族已无心收复北方故土。

三、南宋与金的关系

随着定都和政权的基本巩固，宋高宗又在盘算夺手握重兵将领的兵权，而岳飞等不断鼓吹的恢复中原、迎回二帝的主张又恰是高宗的心病。他从1138年起重用力主求和的秦桧，多次与金朝议和，对金军进攻只限于抵挡，在对抗金势力则多方限制。

前方的捷报传来，宋高宗和秦检却连下诏书，强令岳飞“班师又把其他方面的部队先行调离，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岳飞只得被迫退兵。宋高宗、秦检、韩世忠等大将都手握兵柄，却使人随即解除岳飞军权、诬告岳飞谋反，投入狱中，1142年1月27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及其子岳云、部将张宪杀害。

1142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了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封宋主为皇帝;

其二，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 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 二州及 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市) 二州之半予金;

其三，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从此，南宋以金的附属国的地位与金对峙了将近一个世纪。

概论：

12-13世纪中国由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取代了。“东南妩媚，雌了男儿”。

南宋士大夫更加过着一种不思进取纸醉金迷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是一种讽刺。但也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南宋定都临安，除了北方的威胁除了国力不济等等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外。统治阶层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发展，南宋人将审美文化推向极致，又突然陨落，给人以无限的思考。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