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三派，就怪道家跑太佛，让儒家法家领先

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大致的含义就是因为圣人用人为的统治秩序干预社会运行，所以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圣人要是不死，这种混乱的状态也不会停止。

老子这话很得罪儒家，法家也没放过。毕竟儒家讲究的是君子之道，天下为公。法家讲的可是君主制霸，天下莫敢不从。哪一个不是事在人为？

中国政治体制外儒内法，没有道家什么事儿是有原因的。《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 》（下面简称 《儒法道》）给出了一个答案。

作者包刚升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主要研究的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曾经写过《政治学通史 》、《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还有英文著作《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这本书曾经获得《新京报》年度社科书的美誉。

作者之所以会写这一本《儒法道》主要是考虑到现在很多学者对于中国思政政治思想的研究仅限于文本和历史，似乎并没有对现实问题进行过联系与考量，更没有结合西方社会学科的理论方式去看待中国早期政治思想。

可以说这一本书的特点就是结合了西方社会学科的语言方式去解析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将儒法道三种思想流派进行对比，用现代科社会科学的角度去分析，指出他们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模型，并反思他们的理论缺陷。

出世的道家，入世的儒家和法家

诸子百家产生的年代是周朝制度崩溃，诸侯国崛起的时代。从东周起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大约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

这期间，经济上是农耕文明的产生和生活定型的时期，青铜向铁器转换、井田制瓦解，私人农民和私人手工业工商业兴起，铸币流通，并出现了大商人。

社会结构上，贵族等级制度向君主制下的官僚制度过渡，士的阶层出现让君主获得了另一批拥护他的集团。

士，是准备入仕从政为官的知识分子阶层，顶尖的士可以直接效力于君主。这个阶层的形成，成为了中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结构因素和社会力量。

这个时期也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人类古典文明的轴心时代。同一时代的印度、伊朗、古希腊都出现了不少哲学家。

道家的老子最讲究的就是道，春秋战国的乱局是因为违反了“道 ”。所谓的道，它是一种自然法则，一种宇宙的规律。 在老子的眼里道无处不在，它孕育了万物，却又不占有万物，成就了万物也不居功。

换而言之，顺其自然是最完美根本的形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一种破坏，老子主张想要结束春秋战国的乱局，就要顺应“道”，减少人为的干预。这里指的就是君主对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干预，包括发动战争。

无为而治，是对老子思想的高度概括。

儒家认为春秋战国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再遵循礼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维度是观念维度，人们不再信奉先王之道和前朝礼制，相信异端邪说。第二个是行为维度，因为人们相信异端邪说，所以在行为上不再恪守之前的制度和礼仪规范。第三个是秩序维度。就是周朝礼制作为整体已经难以维持。

儒家的解决方式就是要恢复礼制，实行仁政，以君子的人格去治理国家。

法家认为春秋战国混乱是因为君主的权威旁落，这是君主的个人危机。他身旁的人都觊觎着他的权利，这是一种性本恶的视角。当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的时候，君主的权力就成了他们的猎物。

所以法家就提出从保护君主的权力开始，警惕身边的宠臣和重臣，要用一定的权术去驾驭他们，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在春秋乱局下，保证自己不被其他诸侯国消灭，最终成就霸业，就要聚焦在农业和战争，这是霸业的主要条件。只要重视了农业生产，那么粮食经济税收规模和人员就会上升，就有了战力。

从这些主角上来看，显然春秋战国的君主会更倾向于法家和儒家，尤其是法家。每一个君主都有巩固自己地位的需要，每一个君主都有吞并他人，扩张自己领土的野心。

在把握君主心理上，法家完胜儒家和道家。所以在春秋时期，孔子、孟子只能广收学徒，传播他们的主张，但很少能运用到实际的国家政治里。老子的主张本就消极，还不符合君王的目标，没什么市场。

法家式微，道家一盛，独尊儒术

但是秦朝的覆灭，给后世王朝提了一个醒：单单用法家，似乎并不能帮助君王统治和平状态下的国家。

在西汉初年，百废待兴之时，法家的赏罚制度显然不能促进国家的重新运行，反而可能加剧状况恶化。这时，道家的无为而治成了一种选择。

可以说让社会机制自行恢复，君主尽可能少地干预，为整个西汉的民生休息提供了机会。但是这样的状况并不能持续很久，等到汉武帝时，无为而治就不适合了。

一个有野心的帝王想要做出自己的功绩时，让他什么都不管，真是无比的难受啊。所以道家就被抛弃了，但是法家的教训在前显然也不可能完全启用。

儒家成了汉武帝的选择，他对礼制的主张正好能宣扬君主的权威，而礼制又恰恰能用德来教化众人，成为大家的一套行为准则。这就避免了用法家严酷刑罚来规制人的弊端。

但单单用德来教化众人还不够有威慑力，法家的刑罚依旧符合君主统治的需要，因此保留了下来，形成了德主刑罚的局面。

三种思想流派对比

书里作者总结了三种思想流派对君主和个人的影响。

儒家为君主提供了一个与君主制匹配的制度礼仪，提供相应的意识形态和论证叙事。而对个体来说，是安身立命的政治伦理和行为准则。

法家与儒家配合，为君主提供强军刑政的理论，而对个体来说是一种官场权术。

道家则提供了一种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个体来说是自保养生的处世哲学。

当然，它们都有一个哲学上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有各自的缺陷。

哲学上有重大的问题在于三个思想体系没有去讨论本体论，也就是事物的存在和实质是什么，在讨论时没有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清晰的定义，所以就无法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是仁义，什么是道。整个总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

这样也会成认识论上的不足。它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什么是真的知识，什么是假的知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没有办法去区分一个观点是真是假是好是坏，该不该用？如果影响个人也就算了，但如果君主无法分辨时，可能会影响国家的命运。

最后就是三者在逻辑学上的缺憾，即便法家稍微好一点有一些逻辑论证，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少思考相应的反例，单纯的就是觉得他们的理论是好的。

从他们各自的缺陷上看，儒家有较强的重古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他们推崇的是周朝的礼制，但是周朝早期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礼乐世界，本身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去佐证，而且西周相对鼎盛，和睦时期也并不长，儒家忽略了这一点。以现在的观点看，说服力不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儒家的政治学术中对个体是没有一个恰当位置的，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是缺失的，个人本身无足轻重，甚至是不存在的。儒家的框架中，个人的种种努力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更高的伦理原则，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至于法家，基本上关注的是单纯的统治技术，所以在价值层面上不高。他对政治伦理良善的政治秩序，全然不关心。法家的眼中，君臣关系是冷酷的竞争关系，是一个零和游戏，极其容易让政治关系变成长期的政治斗争。

另外，法家对于君主本人没有任何约束他的理论。本质上每一个君主都通过血统来继承，但是他们的知识能力德行相差很大，数据上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又对君主没有约束的话，那么无法保证他的统治能把法家认定的理论放入理想轨道上进行。

道家的思想政治理论看上去更像是政治空想主义，他们很少讨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并且回避严肃的政治问题、权力斗争。但又偏偏超越国家君主去讨论如何善知天下的问题，给当时的君主能做参考的内容非常的少。实在是无视君主的行为。

另一个问题是道家的政治理想不太可能实现。他们所想的小国寡民其实是一种倒退，脱离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可能性，是反对市场的自由流通，也反对技术进步。整个社会模式是停滞不前，相对静止的。这种怀古的情结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相悖的。

作者从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也提供了不少清晰的图例加以说明。

结语

《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 》作者，对儒法道的动机进行文本解读，讨论三派关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解释和政治解决方案，总结出各自的理想社会的模型。在这个基础上，对三派的政治理论进行逻辑的反思，阐述他们的基本人性假设和个体群体关系的假设，最后解析理论优势和核心逻辑上存在的问题。

最后，作者提醒单纯只是研究儒法道的政治思想，作为文本来看，那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将它们视作做未来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就需要非常的审慎，不能把它们当做一个直接可用的思想资源，也不能叫它们做一种思想图腾。

儒法道三派，道家过于淡然，儒家法家贴合了君主的需要，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思想。

这本书很好地解释了“外儒内法”形成的原因。对于希望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对读者来说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严谨著作。

【文/云玖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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