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粮食上涨导致疾病，黑市交易的背后是什么？

引言

诺曼·朗梅特在他的著作《当时我们是如何生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常生活史》中，曾详细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实态·。如李德哈特指出，英国当时已被迫至几近溃败的局面。日本和英国都属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又没有支撑庞大人口所需的丰富粮食生产力一，因此也跟英国样，深为日常生活的粮食短缺所苦。

但是英国和日本，在战争时期呈现的日常生活样貌却有些不同。其中，最明显的不同在于配给制度合理性的差异。朗梅特虽然对英国黑市充斥的情形大加指责，不过，他也同意某个农夫所说的，传言的确比事实夸大得多。英国的粮食部在抑制粮食价格方面的成效非常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粮食价格上涨了130%，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时间跨度上几乎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长两倍，粮食价格却只上涨了20%，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增加率也不过50%而已。

在与粮食相关的所有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历时六年的战争结束时，英国人至少幸存的英国人都比开战之初要健康得多。据说，1939年英国的一般妇女，还弄不懂蛋白质和卡路里有何不同。可是当战争结束时，粮食部部长却收到来自家庭主妇的抗议信函，内容扎实，令他既感为难又觉心喜。她们抗议住家附近的食品店，并没有备齐让家人补充体力免于生病所需的食品。日本配给主食白米的制度始于1941年4月，后来还扩及调味品在内的其他辅佐食品。

根据1941年的厚生省公告，倘若一名参与一般工作的年轻男子，一天需要2400卡路里的话，政府已确保供应相应分量的食物。1942年以后，这个基准降到每天2000卡路里，到了1945年，更降至1793卡路里。这种情形自然导致一种结果：国民的健康已遭到破坏。1930年以前，因结核病死亡的人数，每年有14万人，这个数字可以说相当高了。到了1942年，已攀升至16万人，1943年更超过17万人。1944年以后，政府不再对外发表统计数字。表面上，配给制度的实施看似没有破绽。不过，配给制度自始至终就有黑市组织在背后补助。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始终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即使在明治时代以后，都市的住民与乡间的亲朋好友仍互有往来。于是，都市的住民便通过亲朋好友或者邻近的居民，以物易物的方式，来换取他们所需的白米和蔬菜，为每个家庭打开秘密的生活通道。如此一来，在这种时代的都市住民们，便几乎得时常下乡去，循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拜访他们新认识的“朋友”，用自己的旧衣及贵重物品，换取生活所需的食物。换句话说，都市的住民若没办法找到这种黑市交易的管道，可能因为断粮而危及生存。除了建立于私谊以及互助习惯的黑市交易之外，另外还存在一种黑市交易。

这种黑市交易，是由熟悉经济脉动的投机者，借由囤积生活必需品，抬高价格以牟利而衍生出来的。这种货币至上的黑市交易使得东京的米价节节上涨，根据在战争时期每天写日记的小说家永井荷风指出，1943年间，白米的黑市价格1升是4日元，到第二年，由原来的10日元涨到15日元。短短一年内，白米的价格就从250%涨到400%。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主妇必须掌握各种资讯，根据这些资讯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还得经常观察社会情势的变化。为了维系家族成员的生命，主妇们不得不掏出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时下乡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而为了造访这些新的人脉，又必须想办法搭乘当时极其难寻的交通工具，而为了获得政府配给的衣服和食物，必须长时间站立。另外，为了日后能获得邻居的帮忙，必须出席邻组的例会，或是在自家庭院挖掘防空洞躲避空袭，以及参加严防敌机空中来袭的防空演习。不过，最后这项防空演习，只是练习徒手接传装水的水桶，或用扫帚灭火而已。到了战争末期，敌机正式轰炸时，这些练习丝毫派不上用场。家庭主妇为什么必须如此十项全能，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大部分的男人，无论是年轻人或中年人，只要身体还能动的，不是被征召入伍，便是被征调到军需工厂工作。

1944年2月，被征召入伍的人数已达400万人，占当时男性总人口的10%；到1945年8月，投入军务的人数高达719万人，已占包括儿童、老人、病患和残障者在内男性总人口的20%。战争时期的都市主妇们，在缺乏男丁的状况下，不得不张罗一切的家务，但这也使得明治时代以前，农民、渔民和商人之妻的传统得到复活。明治时代之前，武士等只占全人口的极少部分。因此，非武士阶层的妻子与武士阶层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

战时的都市主妇们不但要肩负起生活的重担，而且还要具有看顾所有家事的自信，并迎接战争的结束。反观从男性至上立场发号施令的日本帝国政府却举旗投降，使得男人们失去了自信，而女人们却仍旧继续日常的工作，以维系自己、孩子和其他家人的性命。这件事，给予这些女性在近代日本从未有过的权威。茨木则子写过一首题为《当我最美丽的时候》的新诗日本战败的时候，她才十九岁表现出战后不久许多女性共有的高昂且充满自信的气息。女性丝毫不必负起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她们既不是陆军或海军的领导者，也不熟悉把战争合理化的政治语言，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享有投票权。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确保生存所需的粮食，她们不得不犯法。倘若她们如实地遵守法律条文，恐怕所有的家人都得饿死，至少在都市里的情况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女性而已，大多数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都以某种方式触犯过法律。女性从黑市市场得到某些讯息，通过共同的私下交易相互帮助，避免与现存的国家秩序正面冲突，但仍遵从超越公认秩序的道德与习惯；她们不讲夸大的政治口号，却充分运用战时不为国家机器纳入，或可说是因此涌出的实际思想。

这种思想不仅与日本政府的投降无关，甚至正因为如此，而成为她们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多亏占领军的帮助，女性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获得了选举权。不过，女性把自己的代表送进议会，相对此状况来说是较少有的事件。

结语

战后首次大选的结果，选出的466名议员之中，女性议员只占39名。由于战争期间女性广泛享有的生活思想并未与任何政治党派的思想合流，因此，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女性的政治活动看似非常活跃，但随着生活的日渐安定，却逐渐平缓下来了。等到战后的混乱渐趋平静，她们对推选女性代表进入议会的关心便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