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老虎”缘何存钱外资银行？起底东交民巷里隐藏的“惊天腐败案”

文│朱淑君

庆亲王奕劻理财很有天赋，有超前意识。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而在稍早时期，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也不过才2000英镑。

欲望！将权力转化为孔方兄

庆亲王奕劻

今人对庆亲王奕劻之了解多与贪腐有关，从清末至今，舆论多以奕劻为一腐化昏聩之老朽，史家刘厚生先生曾言：“醇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这种评价已成为晚清北京一般之舆论。从史实而言，奕劻贪腐大爆发于庚子议和之后，尤其是入值军机处以后。民国学者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一书中曾说：庆王奕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似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新闻纸之犊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庆王以辛丑和约成，大受慈眷，然实李文忠（指李鸿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为之助成，庆王可谓今天之功矣。顾荣禄未死以前，庆王实绝无议政权。及荣禄死，太后环顾满人中，资格无出庆右者，遂命领袖军机，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远不及荣禄也。庆之政策无他谬巧，直以徇私贪贿为惟一伎俩，较之树党羽以图权势者，尤为未达一间。其所最好者，多献礼物，拜为干儿，故门生，干儿满天下，然门生不如干儿之亲也。

奕劻贪腐确为事实，但说其昏聩则是误读此公，久经官场的庆王爷绝非糊涂蛋，其人精明得很。奕劻是个功利的现实主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财富是他信仰的一种理念，无论是制度，还是改革，抑或是宪政，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工具，权力才是一切。庆王奕劻并没有问鼎最高权力的野心，他只有将权力转化为财富的欲望。

坊间传闻：奕劻与人交往，不论亲疏，只论金钱，给钱多就亲近，给钱少就疏远。有些与奕劻有金钱交往的官员便成为京城传闻的主角，以《梦蕉亭杂记》一书而留名后世的陈夔龙就是一例。

晚清街景

陈夔龙，本是荣禄心腹干将之一员。荣禄死后，他通过夫人又与奕劻结上了关系。传说陈夔龙的夫人“幼即拜老庆为义父”。陈夫人对待这位当国的义父极为孝顺，“凡所贡献，罔不投其嗜好，且能先意承志，问暖嘘寒”。不仅如此，为了丈夫的政治前途，陈夫人甚至“常居老庆邸中，累日不去”。庆王每日上朝，她常亲将朝珠于“胸间温之”，然后，再挂在义父的颈上，然后把庆王送至门外。京师有人为此写诗道：“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成为当时一大趣闻。在陈夫人的积极公关下，陈夔龙仕途一路蹿升，几年间便升至开府大清国最为实缺的直隶总督。据许指严记载，“夔龙督直时，每岁必致冰炭敬数万，几去其的入之半，其他缎匹、食物、玩好等不计。”对此，奕劻也觉得不好意思。他曾对陈夔龙说：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陈夔龙则敬对说：儿婿区区之忱，尚烦大人过虑，何以自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庆王听后“莞然”，盖默契于心也。

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和香艳程度都过高，真实性也无从考证，但陈夔龙攀附奕劻而爬上高位也是事实。不过有的故事则是明显的虚构和捏造。同样还是在许指严的书中，曾提及清末重要官员陈璧，说陈璧起初不过是个穷困小京官，后来得到一位金店老板自助，花钱贿赂奕劻，还认庆王为干爹。最后，陈璧才得以平步青云，最终混上邮传部尚书。事实上，陈璧进士及第之后，当了很长时间的御史，后来因为工作业绩优异，被任命为顺天府尹。八国联军进京之时，陈璧留守北京，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与占领当局多方周旋，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新政之后，陈璧一直是大清经济改革的实践者，主持了多地的实业建设。后来，因为骄人的工作成绩，陈璧相继出任商部侍郎、度支部侍郎。邮传部成立之前，陈璧也绝不是什么穷困小京官，早已是副部级高官。在邮传部成立之后，他自然成为邮传部尚书的当然人选。陈璧为清末的金融改革、铁路建设做出过非凡的贡献，最后却因经济问题而丢官，但并无证据证明陈氏是靠着奕劻而上位的。

民国学者的故事不知来源为何，实在是毫无根据。虽说陈璧一事乃是民国人的杜撰虚构，但手握重权的奕劻之贪腐确有其事，而朝中言官御史对之也屡屡弹劾。1903年10月，御史张元奇曾上折弹劾奕劻之子载振宴集招歌伎陪酒，生活糜烂堕落。这件事尚未涉及奕劻本人，而且喝花酒这种事情在官僚群体也不算新鲜事。故而，朝廷发了一道上谕，令载振“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算是个口头警告处分吧。

谋望！从本土转移到外资行

1900年，东交民巷新建竣工的汇丰银行大楼

真正第一次针对奕劻本人的重要弹劾事件是1904年2月的御史蒋式瑆弹劾的奕劻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一百二十万巨额存款事件。

御史蒋式瑆是光绪十八年的进士，曾在翰林院工作多年，后转任为御史。在清末鼓励个人创业的经济政策背景之下，蒋御史也曾投身商海，办过电力和水泥公司，不过效益不是很好。蒋御史对庆王奕劻的进攻始于1903年，这一年9月，御史蒋式瑆曾上折子，以御史“风闻奏事”的特权对庆王奕劻提出指控：“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素有好货之名，入直枢廷以来，曾几何时，收受外省由票号汇集之款，闻已不下四十万两，其在京师自行馈献者尚不知凡几，贿赂公行，门庭若市。”蒋御史的第一封奏折对奕劻的指控没有过硬的材料，贪腐行为没法坐实，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蒋御史没有轻易放弃，他在等待机会，再次向奕劻发起进攻，打掉这只腐败的“大老虎”。

1904年2月，蒋御史不知从哪儿得到了奕劻在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存有巨款的消息，于是上折子说：

臣风闻上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俄日宣战消息已通。庆王奕劻知华俄与日本正金银行之不足恃，乃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金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该银行明知其来意，多方刁难，数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怜。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上年九月间，经臣据折参奏在案，无如该亲王不自返，但嘱外官来谒，一律免见，聊以掩一时之耳目，而仍不改其故常。是以伊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万一我皇上赫然震怒，严诘其何所自来，臣固知该亲王必浃背汗流，莫能置对。……命此款由汇丰银行提出拨交官立银行入股，俾成本易集可迅速开办。

御史蒋式瑆的这个奏折信息量极大，其一是庆王奕劻有一大笔钱存在了外资银行，就是东交民巷的英资汇丰银行；其二是这一大笔钱的来历可疑，奕劻父子生活奢靡，怎么能存下这么多钱；其三，当时大清政府正在筹办中资银行，也就是户部银行，即便朝廷不追究奕劻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也应该督促奕劻将巨额存款转存到国内中资银行，以示对国家金融改革的支持。御史风闻奏事，朝廷就会有所回应。很快，朝廷派出以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为首的调查小组介入庆王奕劻在外资银行巨额存款一案。

东交民巷汇丰银行是英资银行，在大清那个时代，中国政府是无法调查其往来账目的。鹿传霖的调查组只能找到银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询问该行同庆王爷奕劻有没有经济往来，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蒋式瑆的弹劾仅仅是听闻有其事，但没有一件实质的证据，这一点让调查组无从查起。最后，调查小组因查无实据结案，还以无证据诬蔑亲贵重臣为由训斥了蒋御史，并将其调回翰林院工作，不再担任御史职务。

面对亲王重臣、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御史蒋式瑆实在微不足道，即便拥有不须负责的“风闻奏事”专权，蒋御史也未能成功指控奕劻的巨额存款一案，自己还丢了御史的差使。那么奕劻在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究竟有没有存款呢？

窥望！把王府变成了交易所

庆王府旧址

奕劻的贪腐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坊间传闻有杜撰成分，但奕劻贪腐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在清末的北京官场，奕劻“好货”的名声在外，也就是人人皆知他贪财。庆王奕劻是搞权力寻租的高手。在入值军机处之后，特别是在荣禄死后，自己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之后，奕劻就大肆将大清王朝的干部提拔问题市场化，下面的官员只能是“提钱进步”，庆王府变成了交易所，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光绪二十八年，荣禄病重期间，京城官场盛传奕劻将当上首席军机大臣。政绩卓著，且又善于钻营的袁世凯就拿出十万两银票，派出能与奕劻说上话的杨士琦到庆王府，给奕劻奉上这一笔巨款。从此，袁世凯与奕劻开始了金钱与权力的友谊。

此后，每逢年节或是庆王府的红白喜事，袁世凯都会奉上不菲的银子，这让庆王爷着实开心。深谙中国政治逻辑的袁世凯还和庆王长子载振拉上关系，二人换帖子，结拜了兄弟。如此一来，也可以说庆王成了袁世凯的干爹。

晚清时代，京中达官贵人在外资银行存款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据晚清报业名人汪康年在其日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这种现象的常态性，汪氏一次在酒桌上遇到一位京城一家外资银行的高管，这位高管很是高调张扬，在席间宣城自己在京城金融界地位很高，接的都是王公贵族的大业务，京城不少王公贵族的存款都是他经手。从这位有点吹牛皮的银行高管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京城达官贵人在外资银行存款应该是个常态。

清末朝廷还有一位与奕劻有着不相上下贪腐恶名的大佬，此人名为叶赫那拉·那桐，那桐是清末著名的满人学者，与端方、荣庆并列为“旗下三才子”。不过这位旗人才子对大清江山没有多少感情，也没有什么政治操守，唯一的信仰就是银子，通过权力填满自己的口袋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在朝中为官之时，那桐与奕劻成了贪腐好搭档，二人合作卖官鬻爵，被人称为“庆那公司”。那桐留下了一本《那桐日记》，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那桐在其日记中曾经记载，仅在1901年，他就在汇丰银行存过两万两银子。那桐既然存了，那么作为伙伴的奕劻也就有可能也在汇丰有存款。

民国笔记史料中曾记载，辛亥革命以后，奕劻颓丧不欢，家人劝其离开北京去天津，但他一时不愿走，一询问，方才知道老王爷在东交民巷外国银行还有三百多万两的存款。据曾经在载振府上当差多年的汪荣堃回忆：奕劻“一旦无权后，还是一个最大的富豪，所有家私现款入民国后完全存在东交民巷里的各外国银行，如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每月家庭生活开支就是利用利息支付还用不完”。从种种资料来看，奕劻在汇丰银行有大笔存款肯定是事实。

绝望！由贪腐攀爬至新舵手

那么，为什么朝廷调查组却什么都查不出来呢？其一，奕劻是个绝顶精明的老滑头，昏聩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伪装。朝廷调查组去汇丰银行查证的时候，恰好是星期天，银行不办公，要等周一才能办事。有了一天的时间差，庆王奕劻就有机会通过关系去消灭证据。其二，奕劻有可能没用真名存款。根据《那桐日记》记载，这位那大人就曾经以绍景忻的化名在汇丰存钱。既然那桐会假名存款，奕劻也就可能同样这么做。其三，奕劻等满清贵族官僚是汇丰等外资银行的大客户、金主，汇丰银行也有可能刻意隐瞒事实，帮奕劻脱身。其四，御史蒋式瑆手中没有过硬证据，这直接决定了后来案件发展的走向。蒋式瑆参劾奕劻的证据是听说的，就是所谓的“风闻”。

据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记载，汇丰银行的会计吴懋鼎与蒋御史有交情，奕劻在汇丰存款一事就是吴氏告知的。另据《慈禧传信录》记载，汇丰银行高级职员华某曾与载振在一家酒楼喝花酒，不知怎地，得罪了振贝子，被这位“官二代”打了一顿。华某怀恨之下，方才托人将庆王存款一事告知蒋御史。无论是哪种可能，蒋式瑆都没有奕劻存款的确切证据，这也就似乎决定了此案日后的走向。

清末新政期间，朝廷也曾筹划成立独立的中资官方银行，后来成立于1905年的大清户部银行是第一个中国官方银行。作为新政舵手、朝廷重臣的奕劻理当为中资银行多考虑，把钱存进去就是最大的支持。但是，奕劻没有！为什么呢？首先，奕劻对资金有安全角度的考虑，存入户部银行，朝廷会不会查账，会不会打虎，这些都是奕劻所担心的。此外，作为一个绝对的功利取向的老官僚，奕劻对大清的国运可能是悲观的，存入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就是为了随时与大清朝切割，做个十足的裸官。

不可否认，开始于1901年的清末新政开启了大清帝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太后和整个朝廷有改革的诚意；也可否认，庆王奕劻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资深官僚有着所谓“老成持重”、“老成谋国”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是个接近于合格的新政领袖。但是，庆王奕劻缺少了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最为重要的素质，那就是政治道德和底线伦理。在一个道德上存在极大负面评价人、一个官德屡屡被否定的人，居然成为大清帝国新一轮改革的旗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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