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艺的李白：能弹能唱音乐细胞从何而来？

电影《妖猫传》中唐玄宗击鼓场面。

李白像（马睿临）

　　
□马睿

　　除了写诗，李白对音乐也十分在行。他在乐府诗《幽涧泉》中写道：拿起白玉拨子，弹起我心爱的素琴。琴声犹如清澈的山泉缓缓流入山涧，清幽而深远，像是满载着绵绵不断的淡淡忧愁。我弹琴的技术娴熟、手法高超，琴弦在拨弄下发出纯净而美妙的声音。琴声中诉不尽千古哀愁，幽涧边的松树高耸入云，在秋风的吹拂下发出瑟瑟声响，诉不尽心中凄苦的寂寞。中间这一段琴声好似一只愁猿对影孤立而发出凄惨的哀鸣，凄厉的叫声回荡在山谷丛林中，久久不散。座中有一位因失去志向而哀悼时势的听众泪湿沾襟。接近尾声时，我缓缓拨动琴弦，终了此曲。我只不过把感情寄托于指间，没想到竟然激发出他的共鸣。琴声如幽涧中潺潺流淌的泉水，在森林中久久回荡，不绝于耳。

壹
从小熏陶
李白的音乐细胞与生俱来

　　在中国古代，诗歌是可以吟唱的，从《诗经》起便是如此。而朗诵则是清末才从西方传入我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白写的《清平调词三章》，唐玄宗听腻了老歌，想听新歌，就派人去请李白。他写好之后，立即就让宫廷音乐家李龟年谱上曲，然后演唱。
　　在唐代，诗歌的韵律必须符合音乐、舞蹈的节拍，三位一体，相互融合。如果李白不懂音乐，绝对写不出这么合拍的歌词来，况且还是大醉之后。唐玄宗和李龟年都是音乐内行，李白如果不懂音韵的话，马上就会露馅。
　　李白保存至今的千余首诗词中，许多都是以“歌”“吟”“舞”或乐器为主题，如“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殁。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前有一尊酒行二首·其二》，“袖拂白云开素琴，弹为三峡流泉音”（《答杜秀才五松见赠》），“我独七十而孤栖，弹弦写恨意不尽”（《雉（zhì）朝飞操》）等。这足以证明，李白不仅喜欢听琴，还把弹琴作为一种陶冶情操、宣泄感情的手段。人们有理由相信，李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李白在一处深林间弹起《幽涧泉》，琴声在山林中回荡，既如潺潺流水，又似松涛阵阵。时而如秋风瑟瑟，时而似愁猿哀鸣。一位不得志的朋友闻听此曲，忍不住泪如雨下，洒满衣襟。足见李白的琴艺高超，感人至深。
　　常言道：“境由心生”，李白本就是
　　个仕途坎坷的人，他在官场上处处碰壁，演奏这曲《幽涧泉》，自然得心应手，尽抒心意，怪不得能催人泪下。
　　人们不禁会问，李白的音乐细胞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当然，这绝不会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首先，应来自家庭。李白祖上连续好几代都居住在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城），此乃丝绸之路北线上的一处商贸枢纽和军事重镇，也是西突厥汗国突骑施部落的夏都，南往北来的酋长可汗、官吏将士、商侣囚犯和僧俗百姓都要在此停留。人们随身携带的筚篥、羯鼓、琵琶等西域乐器必然会在碎叶城中与笙、箫、埙、筝、瑟等中原乐器交流、合奏或切磋。
　　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位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商人，曾经辅导小李白学习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从周朝开始，有钱人家的儿童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书），还得学习礼节（礼）、音乐（乐）、射箭（射）、驾车（御）、数学（数），合称“六艺”（姬旦《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李客既然要辅导儿子学“书”，当然也要辅导儿子学习其他“五艺”。
　　更何况，李客还是“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之人，具有放浪形骸的性格和“任侠”的爱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一般来说，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喜爱音乐。对于吹拉弹唱（八音），即使不能样样精通，多半也能会一些。
　　李白的母亲很可能是一位来自碎叶的突厥妇女，突厥人能歌善舞，天生就自带音乐细胞。不仅父母，就连李白身边的家奴——丹砂都能抚琴演奏《青海波》（魏颢《李翰林集序》）。在社会与家族氛围的强烈熏陶下，李白的音乐细胞与生俱来。

贰
耳濡目染
曾是大唐皇家歌舞团作词人

　　其次，李白的音乐细胞当来自师友。
　　李白的恩师、梓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隐士赵蕤擅长古琴和剑术，李白在给他的诗中曾特别提到“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李白的伯乐之一、道教宗师司马承祯擅长“制雅琴，镇铭美石为之，词刻精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曾谱写《玄真道曲》进献给唐玄宗（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李白的毕生挚友、西京大昭成观威仪（道士）元丹丘更是酷爱音乐，李白不仅喜欢为他唱歌（《将进酒》），二人还经常在一起“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因叙旧以寄之》）。
　　李白的伯乐之一、工部侍郎贺知章曾谱写《紫清上圣道曲》进献给唐玄宗（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在众多师友的耳濡目染下，李白难免受其影响。
　　再次，则来自于京城。
　　李白在长安当了一年多的“翰林供奉”，相当于大唐皇家歌舞团的作词人。
　　在唐朝，朝廷每逢祭祀和朝会，必奏雅乐。而逢宴会，则演奏燕乐。官方演奏的《十部乐》中，除了《清商》是汉族音乐、《燕乐》是新音乐外，剩下的《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都是源自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曲目。
　　作为翰林供奉，李白不仅亲耳听过宫廷乐团演奏《雉子斑》《新莺百啭歌》等曲目，更直接参与了创作。
　　在宫中，唐玄宗就是一位狂热的音乐发烧友。他六岁就能歌善舞，十几岁就有自己的音乐班子，成年后更是精通琵琶、二胡、长笛、羯鼓等多种乐器。凡丝竹管弦，样样精通。制作乐曲，随意即成。尤其喜欢演奏羯鼓和玉笛，他认为羯鼓是“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每年二月初，洗浴完毕，他便要用羯鼓奏一曲自制的《春光好》。每到秋天，则奏《秋风高》。演奏完毕，他还会兴致勃勃地对妃嫔们说：“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行吗？”妃嫔皆山呼万岁！（南卓《羯鼓录》）。
　　除唐玄宗外，杨贵妃擅长弹琵琶，王公贵族纷纷拜她为师，史称“琵琶弟子”（郑处诲《明皇杂录》）。宁王李宪夏天常常挥汗击鼓，阅读龟兹乐谱（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岐王李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在当时，朝廷专门负责管理音乐的部门就有四个（大乐署、鼓吹署、梨园、教坊）。仅大乐署和鼓吹署就有乐工好几万人，梨园有三座（宫内一座、长安一座、洛阳一座），教坊则有五处（宫内一处、长安两处、洛阳两处）。
　　李白的好友崔令钦，在左金吾卫任职时，共事的仓曹武官有许多家住教坊中，他便趁机询问了许多教坊故事。李白和崔令钦多有诗词唱和（陈尚君《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自然对教坊音乐了如指掌。
　　李白在翰林院当供奉，经常有机会与皇帝、贵妃和王公大臣接触，必然受到影响和感染，激发创作灵感，提升音乐水平。
　　此外，李白还能在长安胡姬的酒楼、平康坊的青楼、曲江池的亭台、慈恩寺的庙会、昭成观的道场、鸿胪寺的宴会上欣赏到世界各地的乐器、旋律和歌舞，这都对他的音乐思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叁
能弹能唱
从民歌中汲取艺术营养

　　最后，李白的音乐细胞必来自民间。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民间音乐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大胆直白、清新自然，尤以男欢女爱主题最能摄人心魄。
　　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从南到北，自东到西，足迹遍布大唐各地。他每到一处都与底层人民广泛接触，从民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李白的绝句感情真挚、清新活泼、玲珑剔透，极富生活气息，这都与李白认真汲取六朝以来民歌有关。另外，像《于阗采花》《子夜吴歌四首》《采莲曲》《菩萨蛮》《忆秦娥》《杨叛儿》《大堤曲》《巴女词》《关山月》等，也明显受到了民乐的影响。
　　李白不但喜欢弹琴，还喜欢唱歌。
　　比如“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出自蓟北门行》），“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之二》），“倚剑歌所思，曲终涕泗澜”（《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见野草中有曰白头翁者》），“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这反映了李白在醉酒后、荒野中、舞剑时、田埂上、树林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唱歌，完全不在乎时间、地点、场合，只凭心情，可见他对音乐的痴迷和酷爱。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德国著名作曲家马勒·古斯塔夫把李白的《将进酒》《短歌行》《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以及孟浩然的《宿来工山房期丁大不至》、王维的《送别》谱成了六个乐章的合唱交响乐曲《大地之歌》。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欧洲上演，受到热烈欢迎，极大地推动了李白诗歌在西方的普及。
　　李白毕生有一性格特点：学一件事，必要学到精通方才罢休。正因他精通音乐，所以“后人学太白者，专务驰骋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节，与其豪放中别有清苍俊逸之神气，故貌似而实非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
　　在家族、师友、京城、民间的教导、培养和熏陶下，李白的音乐细胞焉能不多？音乐造诣焉能不深？音乐水平又焉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