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江谈祖父胡先骕的生平与学术

胡晓江（章静绘）

胡先骕（1894-1968）先生是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新文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他始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创作了大量诗词古文。此外，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和有高度责任感的社会评论家。2023年5月24日，时值胡先骕一百三十岁虚岁诞辰，《胡先骕全集》在国家植物园举行了首发式。《全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江是胡先骕的孙女。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她讲述了《全集》的编纂过程，并对祖父胡先骕的生平及学术做了介绍。

《胡先骕全集》（共十九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

能请您聊聊《胡先骕全集》的缘起吗？

胡晓江：《全集》是从2014年启动的。胡先骕是1894年生人，2014年是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江西师范大学举办了很大规模的“胡先骕教育思想研讨会”。江西师范大学是国立中正大学的“嫡传”，胡先骕是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会议期间有人提出，是时候为胡先骕编一部《全集》了。当然，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早已有了积累。对胡先骕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胡先骕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特别能写，他写诗、写文学批评、写社会评论，身后留下了很多文字。所以，对他的文章著作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他生平的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最早是中正大学在台湾的校友谭峙军先生，他对老校长念念不忘，晚年花了很多时间搜集、整理胡先骕发表在各处的诗词。在胡先骕百年诞辰的时候出版了《胡先骕先生诗集》（中正大学台湾校友会，1992年）。后来，胡先骕的另一位学生张大为和我的大伯父胡德熙、我父亲胡德焜一起，编了两卷本《胡先骕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1996年）。此外，学者胡宗刚在他担任研究员的庐山植物园发现了很多与胡先骕相关的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研究，写了传记《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后来还编撰了《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在文学领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南京大学的沈卫威等学者对学衡派的研究，也加深了世人对胡先骕的理解。在植物学领域，植物分类学家马金双也长期关注胡先骕，并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

完整的历史人物研究，会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年谱、传记和文集（全集）。有了前面的积累，到了2014年，《全集》的编纂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起初，我父亲担任总策划和主编，我从旁协助。但他当时已经七十六岁了，年事已高，精力逐渐跟不上了，几年以后，我接任《全集》主编。由于胡先骕的文章著作有大量的外文内容，还有大量的诗词古文，我父亲是学数学的，英语也不好，我是家里仅有的“文科生”，又从国外留学回来，也是责无旁贷。

在之前已有的积累上，我们不断搜寻胡先骕的文章著作，尤其是散落在报纸上的文章、私人手中的信件和国外的英文资料。2017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为《全集》申请到了国家出版基金。本以为2018年即可收尾，结果快要告竣的时候，又在国外发现了一个大部头——由胡先骕英译的《长生殿》，全本有五十出，体量相当于一卷，于是只能延期。之后疫情袭来，编校进度受到很大影响，还有其他诸多波折，《全集》一直拖到今年才出版。最终，《全集》采取了比较妥当的做法，基本维持了胡先骕文字的原貌，在需要处理的地方也给出了标示和资料出处，希望能基本满足学界的期待。

能否请您谈谈，家人眼中的胡先骕先生是什么样的？

胡晓江：胡先骕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位夫人是王夫人，有两个孩子，是我的大伯父和我的大姑姑。但是王夫人三十三岁时就因病去世了。第二位夫人是张夫人，有四个孩子：我的二姑姑，我的两位伯父，还有我的父亲。胡先骕的六个子女的年龄差距很大。我的姑姑们和伯父们都在政治上都或多或少受到胡先骕的牵连，我父亲是最小的孩子，情况相对好一些。以前姑姑伯父们聚会时，会避免当着我们这些孩子的面谈论往事——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养成了慎言的习惯。胡先骕在我出生前一年就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从小到大，我几乎没听长辈说过祖父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过祖父。虽然我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知道了水杉是胡先骕发现的，但并不知道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对植物也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这位祖父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我作为孙女对他的了解，跟其他人——比如某个读者——了解胡先骕的过程是差不多的：先看到别人写的他的事迹，再看他自己的著作。但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觉得，即便抛开家人立场，胡先骕也是一位值得佩服的人。

胡先骕1954年春在上海与家人（小辈）的合影

胡先骕对我们家人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可能就是专业的选择。我的三位伯父和我父亲都学了理科，两位学了机械，两位学了数学，我父亲后来成为北大数学系的教授。胡先骕的朋友们大多数是科学家，所以他的子女从小就接触像竺可桢、秉志这样的科学家，耳濡目染之下，会觉得选择科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我父亲在中学时是很想去学生物的，后来因为“胡先骕事件”，觉得生物离政治太近，转而学了数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胡先骕和他的很多朋友们都受到了冲击。当年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科学家中，被抄家多次的就有好几位。仅我知道的就有郑万钧、蔡希陶，还有中国科学画的奠基人冯澄如等等。经过这样的冲击，当年的友人都断绝了往来。近些年来，我们孙辈之间又才重新恢复联系。

在《全集》的编纂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件？

胡晓江：对我来说，最为困难的是整理胡先骕在1925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这部博士论文厚达一千五百页，单倍行距，字迹密密麻麻。因为时间太久远，无法用OCR方式来转换，只能重新打字录入。我们依据的还不是原始稿本，而是出自他人之手的打字稿，经常发现漏行和漏段，甚至漏页的情况都有。内容全是英文的植物学术语，一般的word系统都不能识别，通篇都显示拼写错误，并且很多是一百年前的术语，现在的植物学词典里都没有，需要查找一百年前的植物学词典。校对这部论文，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胡先骕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发现胡先骕英译《长生殿》的过程，也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6月，我在爱尔兰的比尔城堡，找到一批胡先骕写给古堡主人罗斯伯爵六世的信。在这批信件中，我发现了两封附信，胡先骕请老伯爵转给另一个叫做“Seton”的人，其中胡先骕说到他用英文翻译了《长生殿》。我记得曾经听上一辈谈过胡先骕曾用英文翻译《长生殿》，大家都以为这部稿子早就丢了。到了2018年，我发现这个“Seton”其实是英国著名作家艾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原来在录入信件时，“Acton”错写成了“Seton”。艾克顿的手稿曾经存放在那个罗斯伯爵家里，如今被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珍稀手稿部”收藏。随后，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检索到了《长生殿》的英译本。当时《全集》的副主编马金双恰巧在美国，他与夫人一起驾车四个小时，专程前往耶鲁大学图书馆查看，最终找到了那套由胡先骕英译的《长生殿》。整件事情特别曲折，也很精彩，将来有机会，我会另写一篇文章。

此外，胡先骕的著作，涉猎实在太过广泛。我们的团队里，马金双与胡先骕在专业上吻合，胡宗刚对中国生物学史和胡先骕的生平很熟，可以说阵容已经很强大了。但还是远远不够。《全集》大量涉及古文字和古典文学，我要求教古典文学和古文字专家。《全集》收录了德国植物学家给胡先骕的手写信，我找德国人帮忙，却发现信里用的是老德语，年轻的德国人也不认识，还必须找上了年纪的德国教授。《长生殿》的译本还涉及戏剧方面的专业用语。我曾经和我先生开玩笑说，胡先骕的《全集》包括各种主题，可能也就剩下宗教没有涉及了。紧接着我就看到胡先骕写的《佛教与宋明道学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前不久，昆明植物所的裴盛基老先生说他曾经见过胡先骕写的《佛教与植物》，这本书我们还没找到。我的电脑里已经建了一个补遗文件夹，《全集》出版之后发现的各种诗词文章都存在里面，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期待各方读者能继续给我们提供信息。

您怎么评价胡先骕先生在科学上的贡献？

胡晓江：大多数人知道胡先骕，是因为他是“水杉之父”。胡先骕与郑万钧于1948年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活化石”水杉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今天看来，水杉遍布于中国南北城市，已不再稀奇。而在胡先骕那个年代，他依靠三十年所积累的学术功力，才确定一亿年前的化石与眼前的活体植物是同一个东西。他的深厚学术功力，体现在上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和十几本中英文专业著作。胡先骕是第一个发表植物新属（1928年的秤锤树属）和新科（1934年的鞘柄木科）的中国人，这是中国科学家跻身国际植物学界的开端。他一生发表的植物新类群更是数不胜数。例如，每个中国孩子都读过的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覆盆子（掌叶覆盆子），就是胡先骕于1925年定下了它的学名Rubus chingii。前面提到的胡先骕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第一次梳理了中国全部植物属和重要代表种，这部博士论文成为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植物分类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并成为《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1953-1954）的基础。胡先骕完成于1938和1940年的《中国山东省中新统植物群》（英文）检视了两千万年前的化石植物。而他后期完成的《经济植物学》《国产牧草植物》《经济植物手册》等，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他的植物学发现，已经成为今天的人们的常识的一部分。

胡先骕在上海明复图书馆水杉树前（1954年4月）

有意思的是，胡先骕并不满足于埋头做研究，他还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事业家”。1921年，胡先骕与动物学家秉志建立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今南京大学生命学院），次年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动物所）。1933年，胡先骕牵头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家的组织——中国植物学会。在战争阴云密布的时候，胡先骕又“狡兔三窟”，在1934年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在1936年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40年，胡先骕在抗战中创建了中正大学生物系（今南昌大学生命学院）。他坚信中国必定会赢得抗战胜利，在1944年就提出要在战后设立中央植物园体系与国家公园体系。每建立一个机构，胡先骕还会尽力创办一个英文科学刊物，以便与国际学术界交流。

胡先骕还写过三部大学植物学教科书。1923年《高等植物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高等植物学教育的开始，是最多大学选用的教科书，书中所确定的很多植物学术语由此进入汉语词汇，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1940年完成的《种子植物分类学》手稿在战火中幸存，在1951年出版。1955年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因为引发了政治风波而名声在外，成为政府尊重科学的一个符号。这三本大学教科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植物学人才。

在胡先骕的领导下，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了“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成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胡先骕一生培养和提携的一大批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不仅撑起了中国植物学的半壁江山，更是纷纷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在创建初期就登上了国际舞台，并在乱世中顽强地生存、发展，与地质学一起成了中国科学的开路先锋。1948年，胡先骕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0年中研院评议员合影，前排右一为胡先骕

1951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委会留影，前排正中为胡先骕

有一点让人很好奇：胡先骕先生怎么能做成这么多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胡晓江：《全集》编委从世界各地大学档案馆中收集到了大批从未面世的英文信件。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先骕实际上连续不断地遇到各种障碍与挫败，大到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中到官僚主义或制度阻碍，小到意外事故或个人性格。可是，胡先骕很少因为这些挫败和障碍而感到内心沮丧，行动上也从不迟疑。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胡先骕完全不回避围绕科学事业必须处理的大大小小的“俗务”：人员招募、经费筹集、预算编制、品牌打造、关系疏通、讨价还价，甚至选址盖房，卖物换钱，事无巨细，他都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遗憾的是，胡先骕的很多中文通信没有保留下来，还有很多材料保存在历史档案之中，至今尚未开放。我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更多的档案能够开放，让我们了解胡先骕创办科学事业的更多细节。

除了科学事业之外，胡先骕先生也被视作文化保守主义者，作为“学衡派”的中坚力量，他频频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展开论战。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吗？

胡晓江：按今天的标准划分，胡先骕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科生”。这样一个人却因为他的诗词创作、文学批评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成为“文化保守派”的代表，在文学、文化史上留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谈到“保守”，很多国人会觉得是“进步”的对立面，进而把“保守”等同于“落后”甚至“反动”。其实胡先骕从不反对向大众进行文化普及和教育，只是他认为，普及教育与保护文化并不矛盾，没有必要为了前者而牺牲甚至践踏后者。在他心目中，传统文化中“高雅”的那一面，是人类文化长时期的结晶，是极其宝贵的，值得去坚守的。从1919年胡先骕二十五岁时写下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开始，他针对胡适的主张发表了一系列论辩文章，被时人称为“南胡北胡”。1921年，胡先骕与志同道合的东南大学同事刘伯明、吴宓、梅光迪等人创立《学衡》杂志，起初的动因就是为了发表胡先骕对胡适白话诗的批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与其《学衡》同道的立场看似“守旧”，实则背后有着深刻的理念基础，就是美国思想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人文主义”一词就是由胡先骕于1922年3月从英文Humanism一词译成的。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有别于动物的本性，强调文化的人文关怀，追求高境界的美和道德，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素相契合，也得到了深谙西方文化的学衡同道的热切追随。这是胡先骕所坚持的理念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要谈到胡先骕的人格、人品了。胡先骕对自己的才华极为自信乃至自负。他从小就被旁人誉为“神童”，受到多位大儒指点，可以说是年少成名，这为他终生桀骜不驯的性格奠定了心理基础。比如，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你们见到我是三生有幸”；他也丝毫不在乎是否要给别人留面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他人；催起稿费来更是一点都不客气，毫无传统文人那种“口不谈钱”的清高。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学习的时候，其他参与者都恭恭敬敬地做笔记，只有胡先骕只字不写，旁人感到诧异，他答复说：我的记性好，一辈子都没做过笔记。某种程度上，他跳脱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礼仪规范。

而在更大的层面上，胡先骕又具备传统文化所要求读书人具备的风骨，或者说是“士人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反对胡适对传统文化抱持的观点，频频写文章与之论战，可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却拒绝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胡适。1955年，万马齐喑，生物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声，只有他敢于公开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苏联的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即便是需要“人人过关”的自我检讨和思想汇报，胡先骕对自己的理念和事业也极为自信，今天读来，分明句句都是自我肯定。这些文字都来自胡先骕的人事档案，本来就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反而更能清楚地从中看到胡先骕的品性和人格。到了晚年，胡先骕哪怕承受着外界压力，依然念念不忘要为“天下第一女词人”吕碧城（1883-1943）写传记，对日益凋零的过去的诗友，还写下了多篇回忆文章和序文。在那样一个年代，对中国的“旧文学”，他仍旧保持着不合时宜的执着和热爱。虽然他有时候也会感到苦闷，但是在他和老友的通信中，看不到沮丧和自我怀疑。

早在1943年，胡先骕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勿惊世变违前史，终见天心覆大寰。”（《得比人郭亚策自美来书报以长句》）大意是说，不必惊诧于当前的变化违背了历史，因为天道人心终将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气度体现在《全集》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那个简单、透明、棱角分明，对国家对事业对朋友对家庭都怀有高度责任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