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全本全注全译！方志之祖《华阳国志》来了

全本全注全译！

方志之祖《华阳国志》来了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推出的《越绝书》，被称为“地方志鼻祖”。今天我们要说的，同样也是被冠之以“方志之祖”的一部地方志，它就是《华阳国志》。

三全《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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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祖，创新后世方志写作体例

《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约291—361）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名中的“华阳”，意指华山之阳，也就是晋代的梁、益、宁三州，其范围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它记载了该地区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政权灭亡的历史与地理。《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以志为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志书，近代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祖”。

汇三于一。地方志一般是指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常璩将传统的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者结合起来，汇于一编之中，开创了综合编纂地方志的新体例。《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前四卷以四个地理单元（巴、汉中、蜀、南中）为记述对象，类似于“地理志”；卷五至卷九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公孙述以来割据蜀地者的历史，类似于“编年史”；卷十至卷十二则类似于“人物志”，记述巴蜀人物。

三全《华阳国志》目录

在各卷中，又有其体例。如前四卷，内容由“总叙”“分述”“撰曰”三部分组成，“总叙”概述该地区历史，涉及各阶段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建筑、水利、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分述”分别记述了其下各郡的沿革、属县、人口、四至、物产、人物、风俗、民族、交通等；“撰曰”类似于《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常璩对各志的总结与评论。这种创新的体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的先河，梁启超称赞它“其书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

取材详审。唐代刘知幾提出，优秀的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的良好素养，认为在撰写地方志时，能像常璩那样“详”而且“审”的，没有几个人。所谓“详”，是指其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所谓“审”，是指其态度审慎、叙述严谨。常璩对于他所引用的传世文献，即便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亦不迷信、不盲从，而是审慎批判，择善而从；对于广为流传的说法，如“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等，予以批驳纠谬。在写作两晋时期蜀中史事时，常璩不仅利用了成汉的档案资料，而且结合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使之真实可信。后世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曾大量采用《华阳国志》的内容。

三全《水经注》

文学价值。常璩使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来述史、写人、言情、状物，从而增强了《华阳国志》的文学色彩。如，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巴志》），蜀人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蜀志》），牂柯郡之民“少威棱、多懦怯”“俗好鬼巫，多禁忌”（《南中志》），在横向比较中，突出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

在蜀郡、广汉郡等诸人传记前，均有四言为句的赞语，言简意赅，又饱含感情：“长卿彬彬，文为世矩”，赞颂一代“辞赋大宗”司马相如，为后世所师法；“子云玄达，焕乎弘圣”，用古代称颂道德完善、智能超绝、通晓万物之道者的“弘圣”一词，彰显扬雄卓越的文学成就；“林生清寂，莫得而名”，擅长古学的林闾，即便有扬雄这般出众的弟子，但因其隐居避世，世人不知其名，此赞语中则多了几分感慨。在卷十二《序志并士女目录》中，四言为句，精练概括十二卷的内容与主旨，凸显其史识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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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史巨擘：史才、史学、史识皆具

2020年，在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榜上，《华阳国志》一书作者常璩榜上有名，同时上榜的还有司马相如、陈寿、陈子昂、格萨尔王等人。学者舒大刚为常璩入选此名人榜所写的推荐词“方志鼻祖，蜀史巨擘”，概括了常璩的史学成就，说明常璩之所以能与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并列的原因。

一统观念。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引用《尚书·禹贡》的“华阳、黑水惟梁州”，从地缘上论证巴蜀之地就是《禹贡》所记载的梁州，为天下九州之一；从血缘关系上，指出巴蜀古族源出黄帝，“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华阳国志·巴志》），“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华阳国志·蜀志》）。这并非是对中原政权的攀附，而是将巴蜀之地置于“大一统”的叙事中，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子孙，各有所长且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统一大家族中的成员，而非偏安一隅的独立存在。身处乱世的常璩目睹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因此能在东晋永和三年（347），东晋派桓温统率大军伐蜀兵临成都城下时，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为结束地方割据维护统一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全《尚书》

经世致用。在常璩看来，撰写历史著作，并非“为写作而写作”，而应该“通古今之变”，即注重从历史的成败与存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后世永远的借鉴。常璩笔下的败亡例证，前有公孙述、刘焉、刘璋，后有成汉李氏政权。他认为公孙述与刘焉、刘璋父子，三人均非英雄豪杰，只因在乱世之际得其因缘，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公孙述迷信天命、性好符命、妄引谶记，结果“妖梦告终”而“自取灭亡”。而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益州牧，虽拥有富饶之地，但无宏图大志与深谋远虑，他们的懦弱无能、优柔寡断最终导致“家国覆亡”、客死异乡。在《刘后主志》中，常璩指出刘禅居非其位，才不称职，由此招致祸患，以致断送了先人的事业。

平等思想。常璩是第一个将一方妇女（“人女”）与同地士人（“人士”）并列，而为她们作传的史家，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妇女立传的体例。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常璩为蜀郡、巴郡等的53位普通妇女立传书写，歌颂她们的美德、贞节、家教、勤劳。常璩认为“忠臣孝子”与“烈士贤女”都可以“奕世载美”，这些“人女”传记与“人士”传记一样，文辞典雅华美。尽管我们对常璩极力推崇的贞洁、从一而终的思想并不认同，但在常璩所处的年代，能将众位女性置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加以书写，已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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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考古，二重证据解读巴蜀文明

将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用二重证据解读巴蜀文明，这是“三全本”《华阳国志》的一大特点。在注释中，译注者充分利用传世文献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四川盐业与冶铁遗址等的考古发现，与常璩的撰述相互补充、印证，释疑解惑，以加深读者对原书的理解。现举几例做一说明。

释疑解惑。在《华阳国志》的“永昌郡”部分，记述哀牢夷人“衣后著尾，臂胫刻文”。同样地，《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的一条记载，也说“……尾若龟形，长四五寸。欲坐，辄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尾，便死”。译注者认为，所谓“衣后著尾”，指的是衣服后有尾巴状的饰物，并不是说哀牢夷人长有尾巴，并引用云南昆明晋宁区石寨山青铜器图像上，有诸多背后拖有长尾状衣饰的人像进行说明。当对“衣后著尾”一说有了直观认识后，相信读者定会豁然开朗。

纠正错误。“抑绌虚妄，纠正谬言”是常璩撰史的原则，有趣的是，常璩也犯了一些错误。《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其实春秋时晋楚争霸，楚国从未成为中原霸主，此处“楚主夏盟”有误。注释中用按语的形式对此情况做了说明，并根据上下文推测，此处实指春秋末期，此时晋国衰落，楚国在东方诸国中国力最为强大。至进入战国初期，楚国方成为东方合纵的盟主。

考证史实。《华阳国志·序志》：“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译注者认为，巴蜀并非“不晓文字”，而是该地所使用的是与中原不同的文字。巴蜀地区出土过数量众多的“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应该是一种还没有被破译的文字。2006年6月，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过两件石磬（大石磬、小石磬）；2021年5月，三星堆遗址8号坑出土过石磬残片（大石磬）、大铜铃、大鼓（疑似），这也证明古蜀国并非“未有礼乐”。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三星堆以及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帮助我们填补了早期巴蜀文化的空白，也使《华阳国志》对巴蜀古文明的记载成为信史。如果您对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有强烈的好奇与探险欲望，欢迎打开《华阳国志》，开启一段神奇之旅。

来源：中华书局1912

供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