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历史的长河,能留下名字的很多,但更多的人都是匆匆过客,甚至有的人成了可耻的叛徒!
如果提到张申府,很多人会一脸懵逼,这个人是谁啊!其实他和陈独秀、李大钊曾经有并驾齐驱的风光岁月,前途不可限量。
张申府和教员是同龄人,1893年生人。但张申府的起点是教员遥不可及的,1913年,教员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而张申府直接考入北京大学。起点差距太大了。
1918年,经过杨昌济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教员做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八块银元。张申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室秘书,李大钊不在的时候,张申府代行馆长职务。
张申府为人严肃,而教员比较大气随便,不拘小节,写的字龙飞凤舞,教员写完了一份材料交给他,张申府接过来一看,眉头一皱,满脸不高兴,驳回去,叫他重新写一份。教员心里特别不爽。
因此,教员很快就不干了,他离开了北大,回到了湖南。
张申府慢慢地扶摇直上,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下,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深入研究,并且协助翻译了大量的理论文章。
因为他和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经常走动,而这两个巨头又是建党的大佬,如果跟着他们继续走下去,历史长河就会有他举足轻重的名字。
1920年,张申府和李大钊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筹备建党事务,张申府在北京和上海频繁奔走,当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联系人。他地位和身份变得更加重要,陈独秀都很信任他,都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
年底,张申府和刘清扬等人到法国讲学,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叮嘱他,到了国外别只忙工作,一定要创办国外的党组织,发展青年才俊做党员,相当于把建党人事大权交给张申府了,要知道发展党员,这权力不可小觑,做得好的话,那是一股庞大的势力啊!
到了巴黎后,张申府和赵世炎等人创办了党小组,在巴黎发现了一块璞玉——周总理,他在巴黎参加革命活动非常积极,在留学生群体中,威望极高,张申府把总理拉过来,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1921年春天给他办了入党仪式。
之后张申府和总理去了德国,创建了柏林党小组,经总理介绍,张申府认识了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朱德,他们两人一起做了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一向眼高于顶,认为朱德是旧军阀,不值得入党,但张申府极力说服了他,“朱德追求进步,虽为旧军人,为人却非常谦虚诚恳”,坚持要发展朱德做党员。可以这么说,党的中流砥柱,一个未来元帅、一个未来总理,都是张申府发展的,这功劳极为耀眼!
不到30岁,就成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就算日后什么贡献都没有,也不妨碍他慧眼识珠、伯乐之名!
可惜,张申府自恃才高,又是创始人,开始进行了自己的主张,逐渐脱离了当时的初衷,把一副好牌打个支离破碎。
1924年,张申府回国,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推荐张申府到广州大学任教。广州是革命大本营,各方面的人才需求比较高,只要有点文化,有点本事,都可以得到国共的重用,张申府学历顶呱呱,又是海龟,又有共产党创始人的光环,复合型人才。
因此他在广州大学任期不足3个月,就被国民党要过来,改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做蒋校长的翻译,黄埔军校里,他举足轻重,照这样的轨迹走下去,两党都混得如鱼得水,那么最大的问题来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张申府应该何去何从?
但是,这份工作张申府只干了一个月就走人了,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和老蒋处不来,要么是认为广州天气太热了,受不了了,还不如北京凉快。不管哪种原因,他离开了黄埔军校,政治开始走了下坡路,远离了革命大本营,成了边缘人物。
张申府走人了,但机会给了更加朝气蓬勃的后生英秀周总理。在他辞职之前,廖仲恺和戴季陶,问张申府,有无人才可以接任?张申府列出了一张名单,推荐了15个人,排名第一就是总理。
而且总理在欧洲多年,背景颇为深厚,和共产国际的渊源很深,在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推荐下,年方二六的总理,成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凭借这个职位,总理安插发展了不少的共产党人,组织了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东征北伐,拉开张申府几条大马路去了!
因此,张申府一直认为,总理的崛起、取得的惊天功名,全是他一手促成的!可惜他却没想过,总理的路,本来是属于他的。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参会代表们讨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工农联盟、农民运动等问题,大家谈得非常融洽,开始进行讨论国共合作的事情,分歧出现了, 慢慢产生了浓厚的火药味。
张太雷、蔡和森主张与国民党合作,在合作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张申府坚决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这里本来就有他的私心,因为他在国民党那边干活不开心嘛!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大吵一架。
张申府大喊:“我退党了”,摔门而去。
总理和赵世炎追出门外,劝张申府不要退党,冷静下来再谈。但张申府不为所动,坚持要离开。李大钊也和张申府谈过,认为这分歧很正常的,大家说开就好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可是心高气傲的张申府就是不卖面子,强如陈独秀,也不一定压制各路声音,更不要说他了。
他甩了一句话:“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从此以后,张申府自作死,离开了党,他回校园重拾教鞭,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要求国府停止攘外安内的政策,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这场爱国运动,张申府就是发起人之一,和清华学生姚依林,一起领导了学生游行。
当然张申府也付出了代价,被捕入狱,被保释出来后,惊喜地收到了清华大学的解聘书,丢了工作。这时候他心里想的居然是——哎呀,工作没了,心稍微痛一点点,清华园优雅舒适的房子和不菲的工资,没了!多么巨大的心痛啊!
他几乎忘了,他曾经是风光无限的革命核心人士,变成了党外人士,这是权力啊,他偏偏只看到眼前的荣华富贵。
1936年初,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数月后,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在1941年成为“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民盟的元老级大佬,在近代史中,创建了共产党,又创建了民盟,这种人很少见!
如果张申府紧紧抓住头衔不放,那么等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完全可以用民盟大佬的身份,可以到政协开会,和总理并肩坐着谈笑风生。
谁知道,他又犯了很大的错误。
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结束,国共争霸即将出炉谁是赢家输家,明眼人看出,我军我党赢定了,而张申府不知脑子搭错筋了,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的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的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元气,丢尽了脸。”
话开始说,没什么,但是到后面,味道就不对劲了!
“其实,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并不必须出于大规模武力作战一个途径,但令别有方法,使乱得弥,使匪得平,即是国策已行,目的已达,又何必一定诉于武力,徒苦吾民?”
他说法看起来对,但是国军现在败的一塌糊涂,我军难道要放下武器,放他们一马不成?
让人感觉到张申府是为国府说话,民盟就没了进退的余地。
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开除张申府的盟籍,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第二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宣布了民盟的决定,重申了民盟对民主、和平、统一的看法。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沈钧儒、章伯钧的声明,把张申府视为叛徒。
不仅如此,张申府的老婆,还发出了一个声明《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她要和张申府离婚,分道扬镳了。
写了一篇文章,张申府的身份、前途、老婆都没了。他为什么要写,原因大跌眼镜,就是为了一笔区区3000元的稿费。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再也没啥名气,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一个屁放了,无人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更无人知道他曾经风光无限过。
身心如死灰之木,这是张申府晚年的真实写照。
在政治这个高风险的战场里面,每走一步一定要谨慎,输了的人,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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