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经济崩溃史(田赋、盐政）

在中国各朝都喜欢沿用旧制，都认为自己能管理好所属朝代，超越前面各朝。迷之自信往往会造成事情的发展都是反方向。以明代为例：政府行政机构沿袭唐、宋、元各代之旧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变革的代价太大，缺乏创新是中国王朝的通病。明的财政管理由监察官员审核财政，设立六部。（是指：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帝国发行宝钞，大运河作为南北交流的主干线的漕运，与游牧部族进行茶马贸易，实行盐法以充裕边防军费，以银矿开采补偿国库，朝贡与海上诸国贸易往来。以上这些做法多是效仿前朝，并无创新。

税收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收入主体，明帝国的税收分为两大部分组成：田赋占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盐政为第二大项收入。其余是：炒关税、商税、船运税、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矿银、渔税等。其他税收对主体经济影响不大，就不一一介绍。

明朝的田赋征收沿袭前代的“两税法”，其税额评定依据南方与北方地理种植而定。两税法：是唐德宗时代宰相杨炎所创之税法。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现金为主，一年两次征税，分夏、秋两季征收。

明“夏税”以麦为主，征收不能超过阴历八月。“秋粮”以米为主，征收不能超过明年二月。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稻要负担两次的税收。前朝夏税中还包括：棉花、丝绢、茶等税目。粮税以“石”为单位，进行换算一石为120斤，值纹银一两左右。到明万历年间，一石只能值纹银0.3两。

粮税定额由耕地面积决定。明计量单位是亩，5尺为1步，240平方米为1亩。一个标准亩，大约有6000平方尺，相当于两个网球场那么大。此称为：“标准田”。在中国南方，水稻产出为2石，北方小麦产出为1.5石。干旱和贫瘠的土地产出1石都不到，肥沃的土地可以产出3石或者4石。

统一以“标准亩”为标准来征收税粮是合理的，因此明代中期采用“税亩”来代替它。产量较低的土地则以1亩半、2亩、3亩，甚至8亩作为1税亩。折算没有统一执行标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

因税亩的种植不是单一的物种，夹杂着：棉花、丝绢、茶、水果等。造成郡县可能分为五六个税则，在南方，税则不会少于20种。到在1543年，浙江省湖州政府上报其税则达599种。南方各省税则被分成了800个等级。如果包括了附加税和损耗，税则将膨胀到上千种。这一复杂性无疑给明帝国造成了积重难返。

盐，是历朝历代的管理工具也是创收工具。明代盐营专卖由户部尚书监管，但没有建立起专门的中央机构来监管售卖情况。万历年间各地盐务部门要将所有账目提交给山东清吏司，在此之前各地盐务账目还归属本地对应的户部各司。户部各司只有账册管理，并没有执行权力。如果发现问题也的递交皇帝进行裁决。

在中国产盐地区很广，分布不均，量产的方法也不相同。例如：两淮的北部区域，食盐的生产是通过晒盐法获得的，投入资金较少，生产的食盐价廉质次。在两淮的南部区域，食盐是通过煎海法获得，这种方法能够生产大量的优质盐，但成本较高。在四川和云南，通过盐井获取食盐。建造新的盐井需要巨额的人力和财力投入，还有失败风险。

产区的不同，量产的不同，造成成本的不同。其中运输成本才是造成了盐价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了差价就有了利益，倒卖在明帝国非常常见。帝国为了避免倒卖现象出现，建立了地方保护机制。每个产区都有其行盐疆界，通常都是与省界相一致。犯界行盐则要治以重罪。现代社会也是如此，看来，循规蹈矩率行旧章，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惯性。

因盐营专卖直属于地方政府管辖，中央政府只有对人事有任命和罢免权，而对下没有实际操控权，对其它盐区的控制则是有名无实的。下属部门划分：地方政府 —— 都转运盐使司 —— 盐场盐课司 —— 吏典 —— 灶户。灶户一旦被登记注册，就永久地保留灶籍。

尽管盐政机构有转运的权利，但他们并不从事食盐运销。明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盐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开中法。它起源于宋代。

明代“盐引”是指盐的重量单位，每一个产区的盐引重量不同。盐政机构是没有权力印制盐引，所有印刷盐引的金属母版都被南京户部职掌。一旦从南京户部得到盐引，运司就把持有者的名字填在空白处，商人凭此下场支盐。所有的盐场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以此来评定是否属于官盐而非私盐。盐引成了官方的重要文牒，也是商人的重要资源。

后期的发展，弊端会通过时间慢慢并发，到帝国后期，粮税亏空时常发生，盐税收益减少，造成帝国财政常年赤字。

历史只是循环，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