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旧事：城西公社

（作者：梁培甫）“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从呱呱坠地到远走他乡，我一直生活着的村子是城西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我是城西公社这棵常青藤上结出的一个歪瓜裂枣。

一
城西公社顾名思义地处城之西。南北横贯的陶朱山像一道严严实实的屏风，无情地将城西公社与诸暨县城隔开，使城西公社沾不到一点县城繁华的光。
“陶朱山后骂知县”，是诸暨人用来讽刺“背后健佬”的话。古时候，诸暨人与现在一样直爽和刚烈，但百姓对知县有意见，没有信访办可以上访，也没有网络自媒体可以发泄，更不敢去县衙闹事，只能偷偷跑到陶朱山后，隔着高高的陶朱山，跳起跳倒，大骂知县，尽情发泄不满情绪，直到声嘶力竭，酣畅淋漓，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这陶朱山后，便是城西公社一带。
当然，城西公社也不是蛮荒之地。两千四百多年前，当陶朱山还叫长山的时候，功成名就的范蠡手牵心爱的西施，悄然隐入长山西麓一处幽静之地。范蠡后称陶朱公，长山也因陶朱公曾经隐居而改称陶朱山。想当初，范蠡不满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与文种结伴投奔越国，被拜为上大夫、相国。他在诸暨生活十二年，辅佐越王勾践，历经入吴为质、卧薪尝胆，完成兴越灭吴大业，功绩显赫，被封为上将军,城西公社一带和其他更多地方便是越王给范蠡的封地。陶朱公的高明之处在于审时度势，急流勇退，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突然华丽转身去经商。他在陶朱山下隐居，又“泛五湖而去”，像如今的诸暨人钟睒睒一样成为全国首富，被奉为华夏“商圣”。后人在范蠡隐居过的地方筑宅居住，繁衍子孙，逐渐形成村落，并将这个村子称为陶朱村。宋时开始，又在城西一带建陶朱乡;再后来，整个三都区几个公社的范围改为陶朱街道，原来的城西公社成为陶朱街道的一部分。
陶朱公的隐居地和封地，无疑是灵秀之地。陶朱山巍然屹立，仿佛陶朱公伟岸的身躯，从北端伸出一只叫浦阳江的右臂，在南端伸出一只叫五泄江的左臂，双臂在一个叫郦家的地方深情合抱，将城西公社的土地和村落紧紧搂在怀里。
我大姑婆住郦家，我小时候最喜欢去大姑婆家玩。大姑婆与我祖父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见到她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大姑公在铁路部门工作，家境比一般村里人殷实，三间精致的二层楼房座落在两江交汇的江堤内侧。我每次到大姑婆家，必定能吃到一碗那时非常稀罕的鸡蛋面。吃完点心，我喜欢去门口的江滩地玩。江滩地由两条江冲击而成，一边是浦阳江上的王家堰，一边是五泄江上的小江堰。堰坝由很多扇可开合的门组成，开始用的是木门，后来改成了钢筋水泥门。两条堰坝与江滩地的组合就像两江合抱的拳头，那堰坝犹如双手的指节。江滩地里种满各式各样的农作物，春天的时候，满地花开，令人眼花缭乱。我大姑婆指着色彩斑斓的江滩地，给我念了一首民谣：“油菜开花遍地金，萝卜开花白如银；草子开花满畈红，罗汉豆开花黑良心”，加深了我对这片江滩地的喜爱和记忆。民国时期，郦家与梁家埠、詹家山三个村同属于城区镇七保，梁家埠的如模、豫青、连江、洪钧、芝萍先后担任过“三村保长”。可人民公社成立后，不知什么原因，郦家划给了一个叫红门的公社，成了两江怀抱里唯一的“外来户”。

二
城西公社有十三个生产大队，其中四个隐藏在陶朱山麓，像村姑羞羞答答，若隐若现于绿树丛中，由北向南依次叫曲山、庙坞、山下赵和陶朱；有六个散落在五泄江畔，像一串松散的珍珠，自南往北叫桑园陈、金村、跨湖桥、木桥、翟山和潭俞；梁家埠独守在浦阳江畔，孤芳自赏，但似乎又怕寂寞，紧挨着詹家山和新航村。
紧靠陶朱山，又有詹家山、翟山、曲山几个村子带有山字，城西公社貌似一个山区公社。其实，如附近的城山公社和唐山公社一样，山字叫得山响，却几乎没有什么山，就算有点山，也是馒头小山而已，城西公社是典型的湖区，那绵延十里的陶朱山只是一道装饰的屏风。
商圣曾经居住的地方，又是商圣的封地，城西公社的每一粒土，每一滴水都充盈着商业基因，但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城西公社社员共同的职业是种粮。春天种的是早稻，夏天种的是晚稻，入冬了还种小麦和大麦，一茬接着一茬，将土地折腾得年年孕育的村妇般面黄肌瘦、疲惫不堪。
好在城西公社有广袤的土地，“一山两江”合抱的范围几乎全是土地，高者为畈，低者为湖，水田接水田，湖畈连湖畈，好一派江南风光。我记忆中最大的畈是金村畈和马团畈，最大的湖是东大湖、西景湖和王家湖。东大湖、西景湖简称东湖、西湖。破“四旧”那阵，所有大队都换上了新名字，记得梁家埠叫新乐，庙坞叫新胜，山下赵叫三益，连很有文化内涵的陶朱也改为东风大队。那时候，詹家山的新名字叫东湖大队，木桥的新名字叫西湖大队。西湖村至今尚在，由木桥、跨湖桥、潭俞三村组合而成。早时候东湖西湖中尚有很多水面种植莲藕，春夏时节，远望湖畈，分不清哪是稻田，哪是荷塘，只有到了荷花盛开的季节，荷塘才出落得西施美女般楚楚动人，抢走了整个湖畈的风头。元朝杨维桢有《采莲曲》：“东湖采莲叶，西湖采莲花。一花与一叶，持寄阿侯家。同生愿同死，死葬清冷洼。下作锁子藕，上作双头花。”据说诗中的东湖和西湖就是城西公社的东湖和西湖。
种水稻离不开水，城西公社最不缺的是水。耕种时节，浦阳江和五泄江的水缓缓流淌，在堰坝的作用下，带着百花的香味，钻过一个个闸口，沿着纵横交错的沟渠，流进湖畈，流进稻田，像天真烂漫的孩童，在广阔的田野里撒欢。即使是陶朱山麓地势较高的农田，也有东风水库照料。东风水库是个会持家的母亲，农田是她的孩子。母亲平时将雨水点点滴滴积蓄起来，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慷慨地把水当作乳汁喂养给孩子。城西公社的水稻是幸福的，稻禾喝足了水，在微风中交头接耳，对水说着感激的话。月光泻满湖畈的时刻，水化作珠子，俏皮地爬上稻禾的身子，在叶尖上跳舞。于是，青蛙开始大合唱，庆贺城西公社粮食大丰收。
不过水多也有苦恼的时候，特别是梅雨季节，老天爷似乎忘了关水龙头，天上的水一股脑儿倾泻下来，浦阳江和五泄江一时消纳不了，涨破了肚皮，水涌向田畈，湖畈成了湖泊。于是，公社党委号召全社人民战天斗地学大寨，兴修水利保丰收，并统筹全公社力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年秋收冬种结束，全公社的劳动力涌向水利工地，抢修险段，加固堤埂。那时候最基本的运输方式是用钩杠畚箕肩挑，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是人力双轮车，打的是“人民战争”和“人海战役”。城西公社的田畈一年四季都像一口沸腾的锅，农忙耕种收割，农闲兴修水利。那时的我，虽然尚未成人，却肩挑重担会飞，手拉重车能跑，已经是水利建设的主力兵。在各个险埂险段加固工地，在马团畈低产田改造和友谊渠道开挖中，在五泄水库和陈蔡水库的建设工地上，到处洒下了我的汗水和青春。
我们村子的手拉车队在公社有名气，那是被交通条件逼出来的。整个城西公社的道路像一个“爪”字。路从县城出北门，在丫路头分岔，沿山有诸狮公路，中间有诸三公路，经过我们村子的是一条号称“杭州大路”的古道，风景很美，却窄得连手扶拖拉机也无法通行，村里唯一能用的运输工具就是手拉车。所以，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手拉车，多数手拉车还经过特别改进，一辆车的荷载可以达到一吨以上。我从16岁开始拉车，一年后便成了出色的“拉车佬”，是车队的主力，拉一吨多重的砂石比耕牛拉犁还要轻松。城西公社的水利工地，哪里有需要，我们的车队就出现在哪里。潭俞的村口有一座山，像一只卧着睡觉的狗，叫狗眠山，那是水利建设所需砂石的宝藏。每年冬季，大锤打击炮钎的叮当声和石炮爆炸的隆隆声将眠着的狗吵醒，浩浩荡荡的手拉车队伍将石块和石渣源源不断运往水利工地，那座山，多半是让我们村子的车队运走的。有一年，木桥大队修桥需要石块，公社党委要求我们支援，大队派出十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拉着十辆特别能装载的手拉车前去支援。木桥大队也派出十名最漂亮的姑娘，分配到每一辆手拉车，帮助拉车的小伙子推车，这好比给手拉车装上了发动机，运送石块更加轻松，就一天时间，建桥所需的石块全部从狗眠山运到了建桥工地。

三
城西公社驻地一直在金村。金村，在我心中如首都北京一样神圣。父亲在金村有个好友，叫金鹤年，是大队书记。父亲每次去公社开会，雷打不动在金鹤年家吃中饭。父亲说，金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村子，出过金城一家七名共产党员的革命家庭，举行过诸暨县第一次党代会，曾经是诸暨县委和小西区委的机关驻地，有“小莫斯科”之称。我早早参加生产队劳动，没有机会去金村读初中，所以从未到过金村，每听父亲说一次金村，就增加一分对金村的向往。直到十八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到了金村。那是1974年的1月13日，白霜皑皑，天气晴朗，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歪歪扭扭骑车前去金村参加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公社机关在一座老宅里，是一位国民党将领的私宅，土改时被政府没收。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公社党委书记陈慕唐和公社主任石培甫。连续三天会议，我学习元旦社论，聆听公社书记作报告，参加小组讨论，还上台从陈慕唐书记手中接过了奖状和奖品，思想境界大为提高。奖品是一个铝制饭盒和一本塑料封面的日记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奖给：梁培甫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度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上面盖着公社党委鲜红的大印。我一直保存着这本日记本，也就是这本日记本，激励我发奋努力，让我后来也当上了公社干部。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对我极大的信任和鼓励，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劳动，向大寨人学习，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进行科学种田，誓夺粮食更大丰收，为世界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那时候的思想境界多高啊！天天在在田里劳动，想的是农业‘八字宪法’，是支援世界革命。半个月后，我被选举为生产队副队长，成了善木队长的副手。选上副队长的那一天，离我18岁生日还有11天，这也算是我的成人礼。从此以后，我多次代表善木队长去公社参加会议，对金村不再陌生。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在从事新闻采访的那段时间，常常去公社找周藩国书记要采访线索，去金村的机会更多了。再后来，城西公社驻地从金村搬到了望云亭，人民公社结束了历史使命，样子酷似邓公的骆陈尧成了城西公社的末代书记和政社分设后的首任乡书记。
我至今保留着的有城西公社印记的物品，除了那本作为奖品的日记本，还有我的结婚证。
那年夏天，城西公社举行盛大的文艺会演。金村大操场上搭起了临时戏台，13个生产大队派出最帅的小伙子和最靓的姑娘上台亮出各自的绝活，全公社的社员代表汇集在操场共享盛会。我们村子出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有我弟弟参加的《四老汉》。“四老汉”年纪最大的20岁，最小的16岁，清一色穿着用葡萄纽扣的粗布白衬衣，头上包裹一块白毛巾，腰系大脚布，脚穿圆口千层底布鞋；额头上用毛笔画了几道波浪，算是皱纹；嘴上和下巴粘上了人造胡子，南腔北调的四老汉便脱颖而出。“四老汉”手执潮烟管，弓着腰，边走边唱上场：“开罢了——大会，喜洋洋啊，啊呃啊呃啊呃啊......”这个到处抄来抄去的节目，虽然没有得奖，但笑疼了台下观众的肚子。另一个节目是《采茶舞》，由村里最漂亮的八个姑娘上场出演。这也是个老节目，得奖也不可能，但是，汇演结束后，从公社的四面八方传来消息，说我们村演《采茶舞》的小芳最漂亮，小芳堪称城西公社第一美女。小芳是我好朋友的妹妹，我一直把自己当作大人，把她看作小孩，从未关注她的漂亮。一天，我去她家找她哥哥时偷偷观察，小芳果然非同一般：柳叶眉，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红唇皓齿，皮肤白皙，见人时还一脸红霞。当时，我的心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几天后，心动得受不了，就壮着胆写了一封信，夹在一本书里交给了小芳。开始石沉大海，泥牛入海。小芳每次还我书，我都要一页一页检查，希望从中发现她的回信，但始终连一张纸片也没有找到。我锲而不舍，继续写信，继续源源不断给小芳送书。一天，小芳给我还书时脸特别红，我迫不及待打开书，终于看到了期盼已久的回信。那一年，我19岁，小芳17岁，这个年龄谈恋爱会被人笑话，于是我们成了“地下工作者”。我们不敢大大方方牵手去城里看电影，只能找僻静的地方幽会。那时候，我没有说太多的“我爱你”，给她说得最多的是要好好学习，要多读毛主席的书，特别是“老三篇”，要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反复地读，还要活学活用，争做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我们俨然成了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为保密，我们不敢经常幽会，我在田畈里劳动，她在医务室做赤脚医生，白天很难见面，那种相思之苦远比饿着肚子劳动还苦。一天，我在烈日下割稻，想小芳想得难受，突然灵机一动，故意用镰刀将自己的手指割破。看到我的手指鲜血直流的样子，队长叫我赶快去医务室包扎。跑到医务室，小芳替我心疼，我却心里乐开了花。俗话说，纸包不住火。一个夏日的月夜，凉风醉人，我和小芳在两个荷塘之间的堤埂上并肩而坐，促膝谈心，我的两个好朋友到处找不到我，很纳闷地在铁路上散步，刚好一列火车从祝桥方向驶来，在铁路拐弯处，火车的大灯像探照灯一般扫过荷塘，将我和小芳互相依偎的身影照得一览无余，被两个好朋友发现。好朋友发誓替我们保密，保密的结果是满村风雨，人人皆知。我们的恋爱关系干脆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三天两头手拉手去城里看电影，一直熬到晚婚年龄，我与小芳成了一家人。十多年以后，李春波的《小芳》红遍大江南北，但与我和小芳的故事无关。

四
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花儿总会绽放，有商圣基因传承的地方总会有爆发的一天，后来在城西公社这块土地上果然徐徐吹起商圣遗风，一些有眼光的人率先抢占商机，将原来种植水稻的土地改种高楼大厦，城西工业区和城西新城拔地而起，城西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有人说是因为有西施娘娘保佑，有人说靠政府管控得力，反正在新冠疫情管控放开前，老家百毒不侵。我在老家避疫情，优哉游哉。夜幕降临，城西新城灯火辉煌，我在陶朱路徜徉，在文种路彳亍，感受新城的繁华，寻找当年城西公社的影子。在汽车奔流的环城北路上，我听到了当年沟渠里的水流进稻田的汩汩声；在谧静的王家湖公园里，我听到了当年脚踏打稻机的隆隆声；在豪华的温德姆酒店和宝龙商城内，我听到了当年的蛙声遥远而悠长。
我沿浦阳江顺流而行，在郦家转到五泄江逆流而上，走在江堤上环顾两岸，脑子里回放着当年千军万马兴修水利的影像。散落在江边的老村几近消失，或就近建了新村，或融入居民小区，唯有潭俞老村依旧与新村并存，就连残剩的狗眠山也照样忠诚地守在村口，山顶那棵不知名的树，像潭俞的村旗，威风凛凛，迎风招展。
我沿着陶朱山西侧行走，一路寻寻觅觅。山脚下建起了很多新房，有新村，有小区，也有工厂，好在大多老房子还在，还可以看到当年沿山村落的样子。那曲山真是曲径通幽啊，山里山，湾里湾，一会儿“山重水复疑无路”，一会儿“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想，陆游的《游山西村》写的会不会就是陶朱山西侧的曲山村呢？
我一次又一次在陶朱村穿村走畈，想要找到当年陶朱公隐居的地方，但年代实在太久远，当地居民无法告诉我具体位置。我在东风水库大坝脚下的田间小路徘徊，仔细搜寻着陶朱公留下的脚印。水库大坝巍然屹立，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沿着大坝中间的台阶拾级而上，在大坝顶上感受东风水库的浩荡和幽静。一阵轻风从水面掠过，送来悠远而古老的气息。我沿着水库左侧的一条村道向陶朱山深处走去，想寻找风的源头。转过几个墨绿的山头，眼前豁然呈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有老人在路边闲聊，一打听，这是陶朱村的一个自然村，叫义里坞。这里三面环山，犬吠鸡鸣，炊烟散淡，仿佛与世隔绝。陶朱山下怎么还会有如此幽静的村落？我太喜欢这样的环境，会不会陶朱公也喜欢？会不会这里就是陶朱公当年隐居的地方？
詹家山和新航村是梁家埠的隔壁邻居，也是离老城区最近的村落。奇怪的是，城市化的浪潮早已滚滚而过，这两个村却像钉子户赖在市区。詹家山与我家只有一山之隔。山是一座小山，形状像一个金字，我一直以为他叫金字山，但官方在地图上标注的是金寺山，说是从前山下有一座寺庙，叫金寺。我有一位曾任省报总编的朋友，喜欢看我怀旧的文字，有一天，他说要去看看我文中经常出现的金寺山，我带他去了，他看到了金寺山哈哈大笑，说这也叫山？他老家在东白山下，与巍峨的东白山比，金字山确实小得像一个家乡人过年吃的团圆果。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当年也有野兽出没。那时我家常年养着一群鸡，是生蛋换钱的小银行。鸡们喜欢在山脚下寻找食物，却缺乏安全意识，常常被黄鼠狼和一种叫竹狗的野兽叼走。黄鼠狼或竹狗追赶猎物时，鸡群会像老鹰一样起飞，发出恐惧的叫声。我祖母有经验，听到鸡发出这种声音，知道野兽又偷鸡来了，立刻命我上山去追。我一边往山上跑，一边“嗖，嗖，嗖”大声喊叫，把鸡夺回来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累得脸如白纸。
那时候的金寺山还有马头熊。有一天，我大哥照例天不亮起床，背着书包步行去八里路外的金村读书。那天，平时结伴而行的同学生病请假，我大哥独自行走在金寺山下的小路上，任凭自己的脚步声追赶。黎明前的黑暗将整座金寺山和东大湖包裹得严严实实，朦胧的月光又让人能看到几米外的景物，我大哥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只比狗稍大的野兽蹲在路上，绿幽幽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我大哥马上想到这是马头熊，翻转身就跑。跑着跑着，实在跑不动了，刚刚慢了下来，我大哥感觉肩上搭上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幸好祖母经常教育我们，遇到马头熊爪子搭肩，千万不能回头，一回头就会被咬住喉咙。我大哥强作镇定，用肩膀甩掉马头熊的爪子，继续朝前逃命，并大声呼喊“救命”。也许马头熊害怕人的呼叫，我大哥最后安全逃回了家。
现在的金寺山肯定没有马头熊了，竹狗和黄鼠狼也踪迹难寻，山上修了游步道，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地方。詹家山的老村还能完整保留在金寺山下，成为都市里的村庄，那是詹家山人的一种福分。
城西公社已经远去，我多么希望能有一家名叫“城西公社大食堂”的怀旧餐厅出现，让人们记住城西公社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