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孙剑伟：评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

作者简介

孙剑伟，广西财经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评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

原文载《区域史研究》2021年第2辑（总第6辑），注释从略。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杜树海博士的新作《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一书，旨在探讨桂西地区中越边境形成的历史及边疆社会的变迁历程。该书采取了历史人类学的边缘研究方法，强调从边缘看中心，关注边缘人群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总体思路是将边界的形成和当地社会形态的塑造视作一个王朝国家和地方社会持续对话与协商的历史过程。主体部分分为序篇“北宋侬智高起事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历史的转变”，上篇“土司时代：明代思明府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察”，下篇“改土归流：清代以降归顺州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察”。

续篇部分围绕北宋时期的侬智高反宋战争及熙宁中越战争两个主要事件，简要分析了中越边境最初产生的历史背景。宋仁宗元祐年间，游移于宋朝和交趾李朝之间的侬智高集团试图独立建国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其原来控制的地域为宋朝和交趾瓜分，两国界线就在双方力量交接处初具雏形。不久之后发生的熙宁宋越战争没有解决宋朝和交趾之间的疆土纠纷，双方最终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划定了边界。

上篇部分考察了明代至清初左江上游地区土司社会的演变趋势，重点研究对象是思明府（今广西宁明县一带）。明初时期，上思州（今广西上思县一带）黄氏被彻底击垮，而思明黄氏则从“两边倒”的状态中顺利转型，与中原王朝“结盟”。由此才产生了后来成为模版的祖先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有国家边界的生长，或者说是人群区分意识的生成。思明黄氏“征侬祖先”叙事对应的历史场景是思明府与安南王朝的土地争端，其与中央王朝结盟，就能在自身利益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明王朝制定了土官承袭规则，但却被地方各种势力所利用，比如编造虚假世系冒充土官子孙等。嘉靖年间王朝的议征安南事件本是一场维护两个王朝之间礼法秩序的行动，但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在土官职位袭替过程中的种种“篡逆”行为也被发掘出来，土司势力因此遭到打击，给王朝势力在当地的扩张带来机会。 进入万历年间后，思明府所属部分土州改属流官。此时，安南国内也陷入北莫南黎的分裂状态，北部边境一带被众多地方势力割据，思明府的头目便勾结这些势力推翻思陵土官，最后被朝廷出兵镇压。趁着此次事件的善后，朝廷增大了思明府流官同知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将“恶目”的赃产用来办学，后来培养出的生员便站到流官一边。清雍正时期，在鄂尔泰大力整治西南边疆的运动中，思明府不服“王法”的寨子遭到清军的剿灭，随后思明府改流。

下篇部分考察了清代桂西改土归流地区的社会变迁，重点研究对象是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一带）。归顺州岑氏于明初在当地建立统治地位，后又在区域竞争中走向衰落。清雍正八年，归顺土州因“挖窖案”被改土归流。清廷以“挖窑案”为线索，查出了安南莫氏逃亡势力与云南富州沈氏、桂西下雷州许氏二土司交接往来的情况。 归顺州改土归流之后，新来官员一方面将新开地域在王朝国家中的位置加以确认，另一方面将象征大一统的神灵推广到地方。传统的土目阶层逐渐没落，因科举考试推开而产生的功名人士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并在家族内部创造书写祖先谱系（刻在墓碑上面）的传统，“祖籍广东南海”成为模式化的叙事情节。功名人士还通过地方志的撰写构建了南宋义士张天宗开辟归顺州的地方历史，并以扶乩活动的方式使之深入人心。文教推行、功名人士崛起后流行的扶乩活动，被人们用来进行祖先记忆的构建，如通过降乩指示祖坟所在、找回祖宗姓名来历；村落中那些享有较高威望、具有一定文化的人士借着乩笔，达到教育村民和干预村落事务的目的。 在太平清醮(祈福、禳灾的村落集体仪式)中，道公、麼公、麼婆三种仪式专家之间的权力层级得到展现，他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地域、“地点”层面的传统。土地庙旁的聚餐仪式显示村落正是借着村落宗教活动来实现整合和团结的，当地乡村社会采取的是以村落为中心的整合模式。

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九州出版社，2020。

西南土司的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关注的重点是土司制度的渊源流变、土官与朝廷的关系、边疆的治理和开发策略。1949年之后的土司研究延续了这一传统，同时又对土司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分配情况给予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对土司社会结构的内生机制和演变趋势缺乏深度分析。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论著倾向于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凸显地方群体的主体性，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一个个扎实的个案研究被清晰地呈现出来。杜树海博士新作的出版，无疑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成果。广西西部地区在唐宋时期存在大量的羁縻州县，至元明清时期一直是土司集中连片分布的地带。迄今为止，关于广西土司历史的研究成果在量上已相当可观，已出版的相关专著也不少，但总的来说能够真正超越传统研究套路、开辟新的研究路径的作品尚属凤毛麟角。杜树海博士新作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西南边疆社会史的研究，也将为广西土司社会历史研究注入新活力。在该书中，具体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被娓娓道来，史实的详细考订被巧妙地穿插其中，既不显得突兀，也无损于叙事的连贯性。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定能够从该书所提供的详实个案研究中获得各种启发。即便是为了解相关史实、不大关注理论问题的读者，应该也能从该书的阅读中获得不少知识和乐趣。

本书不仅历史叙事翔实生动，田野调查也细致深入，更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在广西民族文化调查方面，很多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的调查成果都很细致、周到。本书中一些调查主题也并非第一次受到关注。今天我们在本书作者研究区域所看到的各种有趣的文化现象，无一不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交流碰撞、不断演变和累积的产物，从来不存在亘古不变的文化“传统”。研究者不仅需要细致观察这些所谓文化“传统”的实际形态，更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重构这些“传统”形成的具体历史情境，耐心追溯它的起源和演变历程。本书历史人类学的边缘研究正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尝试，值得借鉴和学习。研究者可能常常面临着一些难以跨越的现实障碍，尤其是文献记录的匮乏导致史实的模糊不清，给这种重构和追溯工作带来极大困扰。这更突显了本研究的可贵之处。赋予某种文化现象以独特性、民族性的评价是很容易的，却往往忽视其真正的研究价值。对于一个严谨的研究者而言，他的工作应该是“祛魅”，而不是把某种文化现象解读为亘古不变的“传统”。在本书中，杜树海博士深入调查了当地的扶乩、太平清醮和土地庙祭祀等仪式活动，对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各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给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观点能帮助读者打开思路，把问题研究导向开放的方向。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一定是注重反思的作品。王明珂的“华夏边缘说”认为，历史上的华夏边缘地带正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地区，是华夏群体生存的生态极限。然而，如本书作者所云，在中国南方并不存在这样的天然界限。那么，历史上中国西南地区的边缘（边疆）社会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书的主体内容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答。本书的结论部分回归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上面：传统中国如何进行国家整合，如何保持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对这一问题，科大卫、萧凤霞和刘志伟等学者都通过区域社会历史研究进行了回应。本书作者在理论方法上借鉴了已有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成果。作者提出了“国家整合”的概念，它是指“国家统治权力在各个地域建立、深化以及均质化，各个地域被整合进国家范围以及一体化的过程”。关于国家整合的方式，传统的研究侧重于政制建置、军事部署、经济融合以及文教推广等方面。本书作者遵循“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路线，关注重点在于以下五种国家整合方式：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和信仰仪式统合。作者“希望这五种方式能够构成一种指标体系，用来量度明清时期整个王朝国家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也供其他地域研究检验、修正与校准。”关于礼法话语建构，作者提出，明朝初年制定的土司承袭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土司“家族化”以及土司家谱书写传统的形成，另一方面促进了囊括朝廷和土官等各方的礼法话语的形成。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观点。一些研究者在讨论广西土司地区的宗族建构现象时，往往把源头上溯至明代土司家谱书写的传统，却忽略了这一传统出现的历史情境，也忽略了早期土司家谱与清中后期出现的土司族谱之间的重大差异。关于信仰仪式的统合，本书作者认为各地的文化传统并不必然走上同质化、“标准化”的道路。“文化传统是不断叠加的，新的覆盖旧的，但这并不等于斩草除根，推倒重来，旧的完全没了生路。新加的一层可以运转良好，原来的也可继续存活。”作者提出“多层一统”的概念来解释这一文化现象：“地方文化是在不同时间段内借由不同方式层叠形成的，构成这一层层的文化传统可能跟不同的地域中心相联系；在层叠之时，各种文化传统的边界可能相互渗透，但仍能清晰可辨。地方文化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而是融合的层级与体系。那些代表‘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往往在这个体系与层级中占据优势地位，形成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统合之势，并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服膺。”“多层一统”的概念与观点可以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问题。

本书是近些年来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指导下的有关岭南和西南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史实重构和田野调查两方面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并致力于研究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就此而言，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一书值得学界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