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家乡长治，位于山西的东南部，因其“居太行之巅,叶形最高,与天为党”,所以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之为“上党”。这个名字较之于后世的潞州、潞安府，以及如今的名称长治，更为久负盛名。
由于上党位于“太行之巅”，古人也以“太行歧路羊肠曲，上党云山马儿尖”来形容其交通不便。虽然，上党地区的交通不便，但由于上党“盘踞太行之上，居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肘京洛而履京浦，倚太原而跨河朔”，所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上党的控制权展开的大规模战役不计其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五代时期河东沙陀与后梁的上党争夺战等等。正是由于战乱不断，所以如今的长治地区，出土的各种古代武器已是家常便饭。
在长治博物馆中，就展示了四件商代的“戈”。“戈”一般“长六尺六寸”，其主要攻击方式为“其刃横出,可勾可击”。但是，这种上古时代兵器，并非什么神兵利器，只是普通士兵的寻常装备。只不过，有的“戈”会和“矛”组合成为“戟”，同样也属于普通装备。只是在这四件“戈”中，有一件名为“单穿族徽直内戈”的展品，吸引了我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在初读展品介绍之时，还以为这件“戈”是属于一个名叫“单穿”的民族。只不过后来才明白，这件“戈头”只有一个“孔”，将其固定于长杆之上。只不过，在这件“戈”上有其部族的徽章，作为装饰罢了。
既然不是“单穿民族”的武器，那么这件印有部族徽章的“戈”会属于那个部族呢？根据介绍，这件“戈”是在位于长治市西南的长子县出土的。根据《潞州志》记载，整个上党地区，最早是被皇帝分封给炎帝后裔的封国。但是，按照《长子县志》记载，长子城则是“为帝尧长子丹朱所筑”。而根据《通志略》的记载，在长子的古部族，“在夏为防风氏，在商为汪芒氏”，而这两个部族都属于北方“赤狄”中的一支。如果按照这些记载来分析，这件“戈”有可能属于炎帝部落，也可能属于唐尧部族，还可能属于赤狄部族。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的古老部族虽然都曾经活跃在古上党地区，但是炎帝部落受封之时，华夏部落联盟刚刚具有雏形；丹朱建城之时，正是华夏部落联盟向家天下过渡的阶段；从“汪芒氏”这样的名字看，赤狄也是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所以，都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机器。那么他们是否有完备的生产体系，来生产用于作战的先进青铜武器也让人有所怀疑。但是根据《尚书大传》及《史记·周本纪》，在长治西南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名叫“耆”的古国。而这个古国，很可能在商王盘亘迁都殷之后形成了真正的国家机器。
因为，盘亘将其堂叔文魁分封在古上党地区，其爵位为侯爵。根据《尚书·酒诰》中记载，商代“越在外服”的官员，按“侯、甸、男、卫、邦伯”排序，可见文魁的地位非常之高。而盘亘将其堂叔分封在上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其打造为拱卫商朝首都殷的重要军事重镇。所以在文魁被封之后，耆国的国家机器迅速建立，其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开始得以大幅提升。到了商王武丁时代，已经被称之“㫖方”的耆国成为了商王朝的的“西史”，也就是帮助商王统领西方诸侯的“方伯”。在得到商王朝极力推崇的背后，是耆国需要承担更为繁重的诸侯国义务。
所以，在商王朝对外的征战中的过程中，耆国不仅需要提供物质支持，还必须直接出兵协助商王朝进行作战。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么锻造先进的武器，就成为耆国不得不进行的重要生产活动。当然，为了向自己的宗主国商朝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也为了避免自己的作战物资被其他参战的诸侯国私吞，在武器上铭记上自诸侯国的印记也成为水到渠成的操作。所以，这件“单穿族徽直内戈”，很可能是文魁及其后裔统治下的耆国的标记或图腾。
不过，作为商王朝的重要盟友，耆国也成为反商力量的眼中钉肉中刺。最终，在商王帝辛（纣王）时期，周文王利用耆国对于商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打着为商王朝征讨不臣之国的旗号，灭掉了古耆国。同时，周文王担心耆国死灰复燃，继续为商王朝效力，还残忍的对耆国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杀戮。《诗·大雅·桑柔》对此描述为，“民靡有黎，具祸以烬”。耆国的灭亡之后，商王朝再也无法得到上党地区的拱卫，其灭亡的时间也随着到来。
由一件“戈”，讲道了上党地区的古国和古老民族，只是碍于资料和文献有限，也只能考证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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