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

2022年12月22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蔡志栋撰写了《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的学术随笔，随即发给余治平教授请教。12月23日，余教授即撰写了《答复蔡志栋教授》一文。本来属于私人之间的交流，但或许还能引起学界关于经学该如何研究的问题的深入讨论。
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
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内产生了大量的经学研究的成果。那么，如何研究自然成为了一个问题。在这方面，要考虑两个进路。一个进路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写作大量的经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的存在和成绩展示研究的可能。一个进路是思辨的，也就是说，对经学研究做出规划，甚至有的时候是纠偏和反思。我的兴趣不在于经学研究，但看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后，不禁为如何做哲学化的经学研究做了点思考。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哲学化的经学研究的必要性。
经学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领域存在：古典文献专业、历史系、哲学系。无疑，在这三个领域，经学研究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一方面说明经学研究本身的家法严酷，另一方面，也表明哲学系的朋友没有真正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经学。因此，哲学化的研究经学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化为如何展开研究的问题。
较常见的一种是缺少足够的自觉和反思。直接拿所谓的经学的家法来操作。这种研究往往从夷夏之辨、灾异思想、君臣观、父子观、夫妇观、兄弟观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实还是在传统经学的框架内表述问题。甚至不妨说是把古人的话用现代汉语再说一遍。
这种做法，借用我中国哲学研究的四种身份意识的话语来说，也就是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中的学派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辨别，就会发现，实际上还是把经学当作了研究对象，但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是什么呢？一定程度上是模糊的。他们表面上是在以经解经，实际上，前面一个经字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是模糊的。很可能只是自己积累不多的某些杂乱的知识。他们尚未真正做到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
这期间也产生可以了一些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的作品。意思是，未必把经学当作研究对象，就其表述而言，甚至是在谈论其他的事情，不过，作者的立场是清晰的，那就是经学。比如余治平教授的大作《春秋公羊夷夏论》，从经学的立场出发对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这显然已经是高段位的思想操作了。也是很好的经学研究。所谓经学研究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经学，更加重要的是，立足于经学展开研究，真正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乃至学派立场。
直接达到这个程度是很困难的。在现在的哲学系，学生还要接受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的教育，因此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了话语丛林。在这个背景下，他们不大可能一下子达到把经学当作学派立场的高度。他们即便喜欢经学，也是把经学当作研究对象来使用。此时就会发生我所说的四种哲学身份意识中的第一种身份意识即把哲学当作研究对象的情况。也就是说，会存在“以马解经”“以西解经”“以中解经”等情况。那么，在这些情况下，经学如何发挥哲学性的作用？我的意思是，如果研究者不采纳经学的材料，是否能够足够充分的说明他所要说明的道理？经学究竟只是例证，还是能够推进我们对哲学问题的讨论？
此处我以经权之辨为例进行讨论。经指的是原则性，权指的是权变、变通性。处理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实验哲学的方式展开，比如假设一个场景，火车究竟是按照原则往左边开，但会撞死五个人，还是变通一下，往右边开，不会撞死任何人？在中国古代哲学文本中，孟子所说的“嫂溺援之以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孟子采取的权变的立场。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一般的例子或者哲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例子已经能够说明经权之辨，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引入经学的大量材料对此做出论述？这些论述是知识性的，还是具有哲学价值的？换而言之，经学文献中的大量的例子，是否可以有助于经权之辨这个哲学问题的解答？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出更多的维度？如果答案是比较悲观的，那么，经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在哲学的层面作出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的经学研究的很多话语、套路是否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们能否使用其他的话语来加以表述，其含义可能更加清晰？这或许也是对经学研究作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比如，经学中的灾异说，或许可以在天道观的范畴下进行讨论。而夷夏之辨、君臣观可以放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予以研究。父子观、夫妇观、兄弟观尽管也有政治哲学的含义，但似乎主要还是伦理学领域的事件。这就把经学的话语转化成了现代哲学的话语。从某种角度看，是违背了经学的家法，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必不是在现代的条件下激发经学本身的思想能量的一种做法。
以上讨论自然也涉及关于哲学的元理论的看法。如果直接认定现代的哲学是非法的，只有古典的经学才是一切学问、乃是世道人心的根据，那讨论便没法展开。如果认为只有严格秉承家法操作的经学才是哲学的正道，那讨论也没法展开。这便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信仰了。然而，如果我们正视目前哲学系的建制，那就要承认哲学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此时，经学除去以坚持证明自身之外，或许也不应该拒绝对话。在哲学系那就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切入哲学问题、哲学论证以及哲学表达。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蔡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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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蔡志栋教授
谢谢志栋兄弟的讨论、交流，很开心！
一、跟您兄弟一样，俺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路下来都是哲学。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都走的哲学进路，对哲学的兴趣和追求一度都相当热烈，支撑着36岁之前的我。20年前，恰恰是我在北京做博后期间，经历了“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许多中哲学者参与其事，热烈而紧张，淋漓尽致，充分交换意见，则使我陷入迷茫、困惑：还要不要继续使用哲学的大刀来砍伐传统国学大森林里的每一棵树木，如何才能够接榫并捍卫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学问脉络，保持中国传统学问的原生态性？哲学的抽象，最终能够给我带来些什么呢？
二、结果是放弃已经娴熟掌握的哲学方法和路子，一门心思回归经学。因为经学可以给予我个人以价值寄托和文化、文明的归属感，中国人读中国老祖宗的文字没有任何隔阂，而这恰恰又是来源于西方的哲学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到的。我以为，哲学重思辨，讲究形上能力的提升，是它的最基本取向，也是它的优点和长处。然而，思辨到最后，形上到最后，又剩下个什么呢？尼采、克尔凯郭尔之类，最后都精神分裂了。叔本华，最后则遁入佛家、印度教。康德有个“至善”的预设，所以还有点读头，还能够给人点希望。黑格尔“绝对精神”，演绎到最后，也只是自我意识概念运动的思维游戏而已，跟读者个人的存在和命运毛线关系都没有。但经学则不然，从你读它的第一天、第一页、第一句话开始，它就能够为你提供精神给养，多少则取决于你个人的体会和领悟。儒家的典籍，最后都有一个收口，让人心能够安顿下来，而不是陷入没有内容的纯思和无聊的概念狡辩。所以，近二十年来，俺一直在回归传统中国学问的理路中摸索前行，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在驱使和敦促，文章、著作也都自觉偏离了哲学的轨道。郭美华教授曾经还抱怨俺“不哲学”了，但俺也劝他早点回归经学，早点找到自己灵魂的安顿处。
三、2022年夏，我把我自己做经学的路子概括为：做“有哲学的经学”（der die Philosophie absorbierende Konfuzianische Klassiker）。其德文的含义，就是吸纳了哲学的儒家经学。俺主持的读经、解经活动，在明乎典章制度、礼器名物的基础上，也强调充分发挥自己的形上能力，不能满足于对经传字、词、句的训诂解释，而要在微言揭橥、道义分析、观念阐释上有所创新，别开生面，进一步凸显《春秋》经传注疏的思想高度和哲学价值。这是作为现代学人治《春秋》的一种积极尝试。这几年，我带博士生们“读公羊”，他们写出的经学讲稿和经学论文，效果蛮好，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一期的《中国儒学》（18辑）就设有这样的主题：做“有哲学的经学”：董仲舒研究的新进展。由我出面组稿了六篇学术论文，尝试开辟一条治经新路径，这是一种直面经学内部问题本身，敢于融入当下诠释者立场、观念，能够注入时代鲜活内容的经学研究，而不同于纯粹的经学史研究。
四、儒家经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演绎，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甚至是一个文明总体，因为它收罗、包纳了中国古人日用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还发挥着指导、引领、规范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便不能把经学单单当作一种学问系统或“思想资源”。仅《春秋》一经，就被董仲舒称为“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太史公自序》则曰：“王道之大者，万物之散聚，礼义之大宗”。经学，它独立而自足，经传注疏、训诂、义理自成体系，代代相传，薪火不绝。如果没有哲学学科的引入，它自身也不是不能延续下去的。相反，自从哲学大规模、大范围东来之后，经学却惨遭解构，许多哲学出身的学者拿起概念、观念的斧头朝着经文肆意就砍，罔顾历代训诂注疏的成就，罔顾每一个经学话题和问题的形成都有原初生态系统，不管三七二十一，望字生义，切割宰制，随心所欲，自说自话，扯得没边、没形、没影，实在看不下去，不堪卒读！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出版以后被当时一众学者痛骂不已，吓得他到死都闭口不谈“哲学”二字。冯友兰的三本《哲学史》著作，对经学话语系统的瓦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教训值得我们反思。牟宗三本人其实是具有很深厚的经学学养基础的，这一点经常被他的弟子们和研究者们所忽略，但他的学术兴趣、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学术创新却完全在哲学，而不在经学。上世纪九十年代，牟宗三哲学在中国大陆的风行，大有可能把儒学研究彻底带入哲学思辨的泥坑。幸亏后来不断有大陆学者加以反省和觉醒，觉得不能跟他再玩下去了，进而开辟出儒学研究的更多面向，诸如礼学、经学、宗庙、祠堂、家谱、祭祀、丧礼，以及政治儒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法学、儒家历史学、儒家宗教学、儒学文化学、儒学人类学等学科形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坚信，未来中国的儒学研究还是要回归到本土已有的文化脉络中进行的，外来的哲学会被我们吸收和消化，而充当工具、介质而已，可以利用却不可以放任，而不可能成为我们本土国民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归宿。
五、经学的问题域非常宽广，其中所蕴涵的问题非常庞复，可谓精深渊博。只要你读进去，就可以发现，里面有许多理论问题、甚至最基本的概念问题，今天的我们都还没有搞懂一点点，而并不如同许多不读经的人所凭空想象的那样：经学早已是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存在。我们读《春秋》时，对其中的许多礼法度制，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甚至连对其字面的解释都很牵强，就是因为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安排、内在机理如何则一概不得其解。别以为，我们早就超越了古人，其实三代文明永远是中国历史的顶级瑰宝。作为中华文化源头宝藏的“六艺”道术，其许多内容，今天的我们还没有真正读通、读懂过呢，得其皮毛还未及，以至于我们也无法理解它却曾经支配和引导着无数代老祖宗的真实生活。一百年前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显得心太急，倒垃圾也倒得实在太多、太快了，把老祖宗留下的珠宝都一起给扔了。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这么白痴的文化自宫行为。
六、哲学学科在中国形成，也就一百来年的时间，这在悠悠历史长河里是很短暂的。哲学很可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过客，来过，坐下过，我们也为之欣喜过、着迷过，会留下痕迹，但最终则会被我们本土经学所覆盖。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太史公自序》），哲学叙事让位于历史叙事早已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故《老子》之术难成文化主流，邓析、宋钘、公孙龙、惠施之言也不畅行，法相唯识宗在东土压根就没成过气候。我们学者做学问，做到最后，都得面临着一个能否以及如何被纳入中国本土的文明道统和传承谱系的问题。你搞哲学，著书立说一辈子，汗牛充栋，但终了可能还是希求被自己国族固有的学术系统所承认。能不能进入后世祭拜的庙堂，有没有资格与列祖列宗安寔在一起，会成为许多学者晚年萦绕脑际的一个大问题。经、史、子、集的知识谱系中，你究竟属于哪一块，你将处于什么样的档次，尽管你自己可能完全不在乎，但后人却会对你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位和排序。这是一种文化宿命，不服不行。
当否，请志栋兄弟多批评指正！谢谢！
上海交通大学 余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