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文：一个清代平南官员的帐本告诉你——古代从天津到广西平南往返，沿途要花多少钱，走哪里？

天津到广西平南有多远？

不说拉直算空间距离，就按现代的各种公路网，铁路网的里程算，怎么的，都得有二千三四公里。

要从天津到平南，都有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上网查了一下，坐飞机从天津到桂林，也就三小时；从桂林高铁转到平南，三四个小时，虽说两地没有直达，得天上飞，地上跑，要东转西转好几回交通方式，但一切顺利的话，再怎么耗，一个白天的时间也基本到达了，要算起路费，也就飞机票加高铁票，二千来块基本可以了。

全程地上跑，那也有很多选择。

如全程动车，方案就有几种了，快的四十小时不到，慢的五十几个小时，车票也是一千多到三四千不等。

如选择全程自驾的话，基本上全程高速路，就一脚油门，二十四小时差不多了，至于费用，不说吃喝拉撒，单就油耗，加过路费，大几千是得要的，当然，也可以不走高速，各种乡道县道的绕，这样耗的时间就得长一点，花费也不见得少到哪去。

现代人还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如摩旅，骑行，徒步，等等，如果用这些方式从天津到平南，时间所耗就更不用说了，二千四除以各种方式每天的里程，想想都知道了。至于说到花费，不管穷游也好，富游也罢，人力，物力，财力各种耗，那也是一笔费用的。

总的来说，在现代的交通环境下，社会生活环境下，不管哪种出行方式，只要肯出点钱，肯出点力，二千多公里都不是什么难事。

清康熙年间，戴鋐从北京到桂林的路线

这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才有的出行条件，那在此之前，说远一点，在古代的那种交通环境，社会生活下，从天津到广西平南，可以怎么样完成这路程的呢？要耗多少时间，又耗多少钱呢？

说来也巧，翻翻古籍，还真有人把这种自己长途出行的经历给记录下来了。

如之前写了一篇《广西人文：清代“自驾游”，从北京边游边行到广西桂林要走多久？》的文章，一个叫戴鋐的人，在清康熙年间，从北京出发，花了四个月才到达桂林，闲了他又把沿途经历给写了下来，当成游记流传下来。

更有一个叫李定业的人，也有这种爱好，把自己从天津到广西平南的长途经历给写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这次出行的费用，也一一记录，合成一本《粤西游记》，成为他一生美 好的回忆，年老以后，更是时常翻出来看看，最后流传了下来。

这就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从天津到广西的长途交通出行的见闻了。

李定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李定业，字放亭，大概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十分有名，也没有什么过于突出经历的人，因此，他的具体人生经历已经难以完全拼凑出来了。但在地方，他还是有过作为的，于是，在地方史籍中又留有他的只言片语。

据广西乾隆版的《浔州府志》，《平南县志》记载，李定业在平南县任典史，在职五年，正好遇了这两本地方志的同时编修，作为地方官员，他有机会参与这两本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主要是“校订”。

在古代，编修地方志是一件很官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清代，皇帝都下发诏书，要求地方按时积极 的 修一本地方志，有了领导的指示，那修地方志就是地方官员十分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做好了，能为自己的仕途加分的工作，是为官一任的政绩之一。

可是，作为两本地方志的参与者，校订志书的经历却并没有成为李定业念念不忘的回忆，这并不是说因为他的工作无关紧要，不值一提，而是他觉得，离开家乡长途远行，到偏远的广西平南的一路走来的经历，更让他“刻骨铭心”，是他一生中，最为值得想念的一件事！

李定业是奉天人（今沈阳），是正宗的清朝八旗子弟，为汉军正红旗人。正是这个出身，他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获得了“监生”这个身份。

至于这身份具体是怎么来的，找不到相关的记载，只能猜测了，估计他是属于荫监一类，也就是依靠父辈的身份得到的。

他是奉天人，到北京在国子监中混着，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初，他得到了一份差事的调令，就是到广西平南任典史，这职位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公安局长。

从北京到广西任职，路程几乎最北到最南，跨度很大，这无疑是他一生中走过的最长距离。

四月二十八日，他把家里安顿妥当，带着小儿子加两个仆人，一共四个人，正式于津门（天津地界）启程南下，因为要远行南下，他的亲朋纷纷前来送行，犹为伤感。

他的二弟到一直陪同到津门炒米店（现天津西青区张家窝镇炒米店村）住了一晚，二十九日才别离，李定业一行，正式开启了这次南下的行程。

主要行进路线是天津到济宁旱路九百六十里；

济宁到扬州水路一千二百里；

扬州到杭州水路七百三十里；

杭州到常山水路五百六十里；

常山到玉山旱路八十里；

玉山到芦溪水路一千二百五十里；

芦溪到萍乡旱路五十里；

萍乡到桂林路一千六百八十五里；

桂林到苏桥旱路七十里；

苏桥到马平水路三百七十里；

马平到平南水路二百六十里。

李定业南下路程七千多里路，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自然有他的算法，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下，也不能说要求他有多准确，反正就是这个路线，这个距离，他从四月二十八出发，到八月二十五日才正式到任平南典史，一共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

那四个月的七千多里水路，旱路，主仆四人一共花销多少呢？一共七十五两，主要用于路上的各种交通费用，雇佣短工，以及吃喝住宿，等等。

从天津到济宁，雇二套车一辆，银十二两，驴二头六两，共十八两。

从济宁到扬州，马溜船只银二两三；

从扬州到杭州，荡板船一只，银四两；中间换官船银一两二，雇牵夫一人银八钱加二钱；

从杭州到常山到玉山，中间花费很杂，还有雇桥夫，帮挑担的，等等，一顶桥子一乘四十八文钱，桥夫每人一百七十文，雇船七两等等，近十两；

玉山到芦溪水路到萍乡旱路，这段水路并不长，下船即遇山，李定业一行的，行李好像也变多了，主要雇挑夫，主要是担一百斤，抬一百六十斤的活，挑夫的官价是八十文一个；

总之最后到达平南一结算，也就是共花费了七十五两了。

那么，李定业千里迢迢 的 到广西平南当官，他一年的俸禄有多少呢？

按乾隆《平南县志》载，也就是李定业参与编修的那本地方志，介绍了典史一年的基本工资是三十九两。

但是，像典史这样的县级中层以上的干部，朝廷还会另外发一项补贴，叫养廉银。这个养廉银就可大可小了，乾隆期是多少，没有记载，但到了同治年的时候，典史的基本工资虽然下降了，但养廉银依然有八十两。

可见乾隆年正值盛世下，他拿到的工资都有三十九两了，那养廉银就肯定比八十两还高。那他一年的工资就有一百四五十两了。

按这样算，他从天津一行四人花费就是他一年正常俸禄的一半了。

他在平南干了近六年，然后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被调到柳州府的马平县继续当典史了。

虽然还是做典史，但有点升迁了，因为在平南任职，他只是普通县的典史，而马平县是柳州府城，所以多少都算是升职了。

然后再干四五年，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又调任三都汛巡检，从县城调到乡下，看似降级了，但好像三都汛（现柳州三都镇）当时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才把一个县级的局长调到乡镇当所长，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至于他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工资，找不到记载，但他在柳州做官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这一年，他卸任回老家了。

那个回家又走哪一条路线，又花了多少钱呢？

这就有意思了。

据他自己的《粤西纪游》记录，他从广西回老家，那可是带着一大批的东西回家的。毕竟他在广西做官十八年，住了十八年，再怎么的都有很多的东西要带走的。

他一卸任，在当年三月初二正式启程回老家。这可不是十八年前了，这次回程，他带家眷和十八年来积缵下来的东西一起走。在柳州租了五只大湾船，花费四十二两到达桂林。

然后在桂林花五十两转换三只扒杆船，把一家老小及随身家当运到湘潭。

在湘潭稍作休整，一百二十四两租二只红船，经洞庭湖，走长江到达扬州。

在扬州又花二百四十两租二只红船，走闸河（濉河支流）回到天津。

这次回程他几乎全程水路。

三月初一装船，初二从柳州出发，到桂林用了二十一天；

四月初六从桂林出发到湘潭二十三日到达湘潭；

四月二十六日从湘潭开船，五月二十七日到达扬州。

闰五月初三又从扬州开船，六月初四到达天津。

这次他带着全家老少，仆人随从一共二十七人。各种吃喝花销，这一路回程，一共花了六百五十六两，其中包含了犒赏船工，以前各种开船平安仪式用的花销一百六十两。

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所以对钱物也看淡了。

他认为这次退休回乡，一路花费六百余银两也是值得的，一路的平安没遇上风雨，只是四个月的舟船之旅，让他身体多少有点不适，最后还是小病一场。

无论他是北上还是南下，在他那个时代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钱没钱，这另说，交通环境的不便，给人还是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的。

对照之下，可以说现代人的各种远行出游，那可真是省钱省力省时了。

话说，同样的条件，七十五两银子，四个现代人从天津能不能走到广西平南？

六百五十六两银子，二十七个人，能不能从广西柳州一路坐船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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