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扎维埃·阿莱谈—— 法国的中亚研究

格扎维埃·阿莱（Xavier Hallez）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土耳其、奥斯曼、巴尔干和中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熟练掌握俄语、英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语种的阿莱长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开展研究，有着丰富的档案阅读和田野调查经验。
2022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阿莱研究员做题为“法国的中亚研究”的线上讲座。

德埃贝洛穷毕生之力编纂的《东方丛书补编》（1776年版）。该书至今仍被法国学界广泛引用。

近代以来法国的中亚研究
法国对中亚的研究最早始于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趣。早期的代表人物巴泰勒米·德埃贝洛（Barthélemy d' Herbelot，1625—1695）出生于巴黎，曾就读于巴黎大学，潜心研究东方语言和文献。德埃贝洛穷毕生之力编纂《东方丛书补编》。该书在17世纪奥斯曼学者卡提普·切莱比（Katip　Celebi）的百科全书《东方丛书》索引基础上，汇编了其他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钞本信息，较为完整地收录了土耳其和中亚历史相关文献。在德埃贝洛去世后，法国东方学家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1646—1715）于1697年完成该书的编纂工作，并将其付梓。该书至今仍被法国学界广泛引用。
以今天中亚五国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中亚”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形成。法国学界对该地区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较为显著的进展。东方学家、探险家和作家莱昂·卡恩（Léon Cahun，1841—1900）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878年起，卡恩赴东地中海沿岸考察，搜集相关历史文献。1890年，卡恩在索邦大学担任亚洲历史教授，他的《亚洲历史导论》（1896）对奥斯曼知识精英和20世纪的土耳其主义者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全球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19世纪后半期以降，更多法国学者加入与中亚相关的研究中。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代表了那些在旅行中产生学术兴趣、进而成为学者的东方学家。另一类是接受过系统性学术训练并掌握对象区域语言技能的人。他们前赴中亚地区，专为收集资料。其中包括许多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学者，最为著名的就是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中国学界对伯希和在华经历较为熟悉，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走访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阿赖山区，拜访了当地有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物库尔曼江·达特卡。同时在场的还有时任沙俄总参谋部军官、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Gustaf Mannerheim，1867—1951）。伯希和能与当时的吉尔吉斯人交谈，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他留下的文献对于理解一百多年前的吉尔吉斯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法国中亚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搜集和整理伯希和与吉国相关的档案文件，并翻译为土耳其语和俄语。
二十世纪中期，受二战和之后冷战影响，法国学界难以进入中亚地区开展实地考察，当时了解和研究中亚地区的方式只有学习该地区的语言以及研究历史文献。这一现象在客观上有助于法国东方学传统的存续，使得以语文学为基础的中亚研究得到发展。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0—2011）是二十世纪中期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他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1990年代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东方语言和文化部主任、法国乌拉尔—阿尔泰学会副主席。另一位是吉尔贝·拉扎尔（Gilbert Lazard，1920—2018），法国语言学家和伊朗学家，曾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波斯语教授，1972年在巴黎大学建立了伊朗学研究所。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国中亚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东方学传统下的语言、文献和历史研究。
这一时期，法国中亚研究的另一条学术脉络是冷战时期苏联学框架下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本尼希森（Alexandre Bennigsen，1913—1988）。本尼希森出生于沙俄圣彼得堡的德意志贵族家庭。1924年，本尼希森一家辗转移居至巴黎。求学期间，本尼希森曾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伊朗语言文化。二战时，他最初作为军官加入法军，并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战后一度在总理府任职，负责整理涉及苏联的档案文件，后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他于1961年创立了俄罗斯、东欧和土耳其研究中心，同时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对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学界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阿莱认为，本尼希森的两部作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一是关于1920年以前俄国穆斯林，一是关于中亚苏非主义传统。苏联研究框架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是当代法国中亚研究学术史中的重要部分。

《俄罗斯世界文汇》（2022年4—6月）

当前法国主要的中亚研究机构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档案资料的公开以及田野调查条件的改善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此前理解中亚所用的范式。而19世纪和20世纪一方面有着丰富的俄文和本土语言文字文献留存，另一方面还有规模可观的民族志文献，中亚地区的现代转型因此成为吸引欧美各国学界的重要议题。当前，法国学界涉及中亚研究的主要机构如下：
俄罗斯、高加索和中欧研究中心（CERCEC）前身是由本尼希森于1960年代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创立的俄罗斯、东欧和土耳其研究中心。1995年，该中心被拆分为两个机构，一个侧重于研究突厥语族人群，另一个侧重于研究以俄语为基础的人群及空间。后者于1999年转隶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且在2001年成为联合研究单位。2004年，该机构更名为俄罗斯、高加索和中欧研究中心，故而相对较少关注中亚地区。该机构管理法语学界最重要的俄罗斯研究期刊《俄罗斯世界文汇》（Cahiers du Monde russe）。
土耳其、奥斯曼、巴尔干和中亚研究中心（CETOBaC）如上所述，该中心于1995年从本尼希森建立的研究机构中析出，独立之初的名称为土耳其和奥斯曼研究中心。2010年，该中心改用当前名称，中心倡导跨学科研究，关注以下六个领域：奥斯曼史，当代土耳其研究，当代巴尔干地区研究，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操突厥语族人群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苏非主义。该中心是法国极少数长期开设中亚研究和中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
此外，鉴于伊朗文化对中亚历史的深刻影响，伊朗世界研究中心（CeRMI）同样可以被视为法国中亚研究机构的一员。该机构于1995年由巴黎的三个研究单位合并而成，侧重于操伊朗语族人群的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研究，通过位于德黑兰的法国伊朗研究所（IFRI）、位于比什凯克的法国中亚研究所（IFEAC）和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法国考古代表团（DAFA）维系国际学术网络。
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的推进需要强大的语言教学资源支撑，而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正是法国各区域研究机构在这一方面的共同基础。该学院自1795年开始专业从事东方语言和文化的教学研究，目前教授包括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等96种语言，拥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学生和教师，并在100多个国家开展研究项目。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重要学者，包括巴科、伯希和、巴赞、拉扎尔、本尼希森及阿莱博士本人都曾在该机构学习。
最后，法国中亚研究所是法国区域研究体系中保证在地知识供给的关键环节。法国外交部自1907年开始在海外开设“法国学院”，旨在提升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该体系下设以文化传播为主要目标的法国文化学院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的法国研究所两类。后者由外交部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管理，在全球设有14个以对象国或地区命名的据点，包括位于突尼斯的现代马格里布研究所、位于曼谷的现代东南亚研究所、位于埃及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等。法国中亚研究所正是其中之一，最初于199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立，2010年转移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其主要任务是为在该地区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各国研究人员提供学术资源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中亚研究所服务的对象范围不仅限于法国公民。自建立以来，该机构成为许多欧洲国家学者赴中亚国家开展档案研究或田野调查的重要渠道。其服务的研究对象地理空间以当代中亚五国为基础，同时关注邻近国家（俄罗斯、中国、阿富汗、伊朗和蒙古国）的接壤地区。法国中亚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与当地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学术活动，为法国与中亚各国的人文社科各领域合作提供平台，推广法国学界的国际影响力。法国中亚研究所长期运营英法双语的学术期刊《中亚文汇》（Cahiers d’Asie centr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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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最后，阿莱提到，自己最初对中亚地区感兴趣，是由于青年时代阅读了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的《草原帝国》以及伯希和关于中亚地区和蒙古高原的作品。而在就读本科期间，阿莱见证了欧亚地缘政治剧变。中亚国家的开放和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开激发了他投身中亚研究的热情。
为深入这一领域，阿莱在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生活两年，以充分掌握俄语和哈萨克语，之后赴俄罗斯开展博士论文写作所需的档案研究。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了亚历山大·本尼希森作品的影响，以苏联东方民族的主要知识分子为关注焦点。他选取了苏丹加利耶夫、雷斯库罗夫和仁钦诺三位历史人物为案例，通过对照苏联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档案资料，观察和分析不同族裔、地域和宗教背景出身的东方革命人物对共产主义与身份认同的思考。
受法国学界人类学研究的影响，阿莱此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哈萨克斯坦近代历史的研究，关注部落在中亚草原地区近代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他还长期关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独立后对各自国家历史的建构，尤其是1916年中亚大起义在其中的角色。
在被问及当代法国中亚研究学界是否与英语学界存在差异时，阿莱坦诚地表示，两者在方法论层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相比英美同行，法国学者更注重以法语发表论著，且更容易与其他领域的法国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因此，就中亚近代史和当代中亚问题而言，法国学界可能更倾向于结合人类学和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中亚地区近代以来的变迁和当下的状况。
（作者分別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施越 李羽姗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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