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并不讨厌，而是一个奇迹 | 一周新书推荐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林子人

2008年南方雪灾里，一个女孩归家途中，有去无返，雪地上的脚印在仓房停下。究竟是谁造成了她的失踪？一桩九年未破的悬案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而其中，被当作嫌疑人的家庭教师梁皓遭遇了数不清的非议和仇恨。

女孩究竟如何从仓房离开，又消失于何处？梁浩和女孩的关系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隐情？《白鸟坠入密林》一书不仅关注揭示最后的谜题，也在揭示悬念的过程中，描摹被轻视、边排挤的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刻画出一个个看似美满又千疮百孔的家庭，揭示亲情与邻里关系之中的晦暗之处。“常常会听到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以发现惊天密谋般的口吻，描述在当事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暧昧’，我反倒觉得这种将生活细节不断放大的态度很可贵。”在作者贝客邦看来，“暧昧”是悬疑小说的养分。

一个男作家怎么写怀孕？爱尔兰作家多纳尔·瑞安的作品有简短、抒情、口语化的特点，有时又会很残酷。他常常描绘后现代衰败状态中的爱尔兰小镇和乡村，以及在其中居住的悲伤的、希望的人们。

在爱尔兰离婚需要分居四年，而本书主人公梅洛迪·席伊已经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她婚后怀孕三次流产，丈夫则在外偷腥，于是，33岁，陷入无子而愤怒的婚姻之中的她，选择在给一个游民的儿子辅导学习时怀上这个17岁男孩的孩子。小说按照怀孕的进程设计，逐步向读者揭示怀胎十月的感受和过往或明或暗的故事。

麦基曾经凭借连续剧《起诉公民凯恩》获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1981年，他受美国南加州大学邀请开办“故事”培训班。1997年，麦基出版了畅销书《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他当时觉得，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必要参加培训班、研讨会了。然而这本书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到达世界各个地方时，想听他说话的人都挤满了剧院和礼堂。随后他又出版了《对白 : 文字・舞台・银幕的言语行为艺术》，如今，《人物：文本、舞台、银幕角色与卡司设计的艺术》也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本书也是麦基“虚构艺术三部曲”的完结篇。他写道，这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要丰富读者对虚构人物的人性的见解，锐化创作技巧，“助你发明一整套复杂而又见所未见的人物卡司”。在书中，他撷取了从莎士比亚到《绝命毒师》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关于如何写好虚构故事，虽然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卷，但麦基知道，创作过程是专属于作者的个人特质，没有人能够教导谁创造故事和人物。而且，写作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他曾经在采访中被要求给新兴编剧“最好的建议”，他说：“去健身房锻炼。写作会让你筋疲力尽，但你必须站起来，把剧本放在胳膊下，敲每一扇门，直到指关节流血。这需要五岁孩子的精力、象棋大师的专注、传道者的信仰和登山者的胆量。所以，保持身材。”

今年堪称出版界的上野千鹤子年，年内就有六本这位日本女性主义者的著作推出中文版。她的作品中对日本女性身处现状的揭示，也引发了中国读者的共鸣。究竟，日本女性在工作中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在日本经济下滑、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的今天，探讨女性议题有什么样的价值？

日本女性过去常常在职场上遇到大材小用的情况。1999年，高盛日本战略分析师松井凯西提出“女性经济学”一词，旨在说明提高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将促进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本书中，英国《经济学人》前主编比尔·艾默特采访了包括政界人士、企业高管等在内的21位日本女性，用她们的人生经验，讲述法律、政策与习俗的转变是如何促进女性就业的，而女性的思维和工作能力对职场和社会环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作者认为，在这个仍然厌恶女性的社会中，许多男人并不愿意见到此情此景，但无论男性是否高兴，日本注定会有一个女性参与度更高的未来（a far more female future），“区别只在于，日本是否愿意拥抱这一未来，并充分利用其中的潜力。”

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和两个美国同事吃饭，同事A说，因为同事B的父亲人不错，所以他用B父亲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狗。在场的同事B非但不认为有问题，还很得意。当时王笛就觉得，要是在中国这件事会被认为是侮辱。另一件事情是，他去参加同事的追悼会，会上不少人都在回忆与逝者相处时的趣事，笑声不断。他想在中国，追悼会上笑是绝对不行的，以前村子里甚至还要专门雇人哭丧呢。

从这些亲身经历中，王笛感受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实践。问题是，这些不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社会史要回答的问题。这本书就是讲解中国尤其是宋元以来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展示社会的演变。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使用了前沿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并且兼具宏观微观视角，不过作者在其中采用了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进行说明。

荷兰人曾经被描述为欧洲的中国人，意思是说荷兰人像中国人一样善于经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变成这样？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和艺术史教授西蒙·沙玛认为，“荷兰世界真正的特殊性不在于单个人的态度或行为，而是集体意识中使他们彼此相连的方式。”

震惊于荷兰人的“早熟”——仅仅经历了两代人就变成了世界帝国，沙玛借鉴格尔茨“深描”的文化解释理论，用历史文物、文献和精美的艺术作品，描绘了荷兰黄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他详细介绍了荷兰人拥有的财富和他们的炫耀性消费，也同时关注他们如何受到加尔文主义的束缚，怀有着被幸福腐蚀的恐惧。也有批评称此书忽略了荷兰的大部分殖民历史。

大卫·斯塔尔·乔丹是斯坦福大学的建校校长，也是一位分类学家。他相信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的理念：自然内部有一架梯子，细菌在下、人类在上。鱼类就是一个警示，告诫着人们，沉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会是什么样。乔丹也积极地收集鱼类，相信人们如果对鱼类进行研究，就能够明白哪种生物是值得效仿的，哪种则不是。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找到通往梯子顶端的正确路径。奉行这一点的乔丹找到了生活的秩序，并不断地取得事业的成功，随后，他还加入了弘扬优生学的行列。

与阿加西的观点不同，达尔文的想法令当时的分类学家感到难以接受——达尔文认为，物种，即分类学家认定的永恒不变的分类等级，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他相信自然没有边界和固定的界限。对达尔文来说，寄生虫并不讨厌，而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绝妙的适应案例。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丰富多彩，证明有无数种存活和繁衍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达尔文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后世的分类学家意识到，鱼的分类掩盖了细微的差别，它们实际上截然不同，而鱼这个概念不过是人类的幻象，鱼类真的不存在。意识到鱼不存在，给作者露露·米勒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米勒通过自己关于大卫·斯塔尔·乔丹的人生轨迹和思想的追寻，来揭示人生哲理与生命的意义。

《圣经》中记载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第一天有了光，第二天造空气和水，第三天造陆地、海洋和植物，第四天造日月星辰、昼夜、节令、日子和年岁，第五天造各类动物，第六天上帝造了人。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休息了，并赐福给这一天，定为圣日。所以人们至今还是在每星期的第七天休息。从宗教到今天我们奉行的双休日，看起来约定俗成的周末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作者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看到，一个人可以有多少休闲时间，要视其所在地的风俗习惯和所属工会力量的强弱而定。不过有太多人被排除在外。最穷的穷人并没有分享到社会的富裕，必须持续不断地工作，一天往往得工作12-14小时，星期日是唯一休息的机会。不过有些人却连这种喘口气的机会都不可得，必须一星期工作七天。

但是，“只要是在这件事情上有选择权的人，生活模式就会以工作与休闲的不规则交替为特色”，这种模式，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称之为“一回合工作与一回合闲散的来回交替”。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得享休闲。”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