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辉煌一时的教会大学，带着遗憾走向消逝

几乎每一所从旧中国走来的大学，在其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拐点：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旧中国的各所高等院校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被拆散重组，有的被迁走重建，有的调整办学方向，但对燕大、辅仁等一批极负盛名的教会大学来说，则是它们校史的终结。

1952年，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消失。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基督教、天主教机构陆续在我国开办了一些高等院校，包括新教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3 所。

教会大学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旧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在办学体制、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授课方式等方面，直接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引进到国内，并首开女子教育先河，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作用，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到20世纪初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基本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部分大学在当时还是世界顶级大学，在国际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且，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拿着教会大学颁发的文凭就可以直接到美国很多大学的研究生院继续深造。

这些教会大学大师云集，名人辈出，其中的著名校友，许许多多都是中国叱诧风云的人物，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进，从北到南，各院校相继为解放军打开校门。

1948年12月16日黎明，一位解放军代表来到燕京大学，礼貌地询问校园有没有受到损失，解放军代表友善的态度让燕大师生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他们没预料到，仅仅三年后，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销。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全国高校教育工作会议，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旧中国的大学，无论是国立高校，还是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强调“博雅教育”，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各大学的教授多数有在美国受教育的背景，西式教育和英文授课占有很大比重。

苏式高等教育制度与美式教育不同，苏式办学理念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

抗美援朝爆发后，国内出现了一股“反美”浪潮，再加上新中国奉行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旧中国的高校特别是由欧美资金赞助的教会学校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教育界也被要求尽快割断美国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

1950年底，全国各教会大学，要么被改为国立公办，要么改为中国人自办，但仍维持私立性质，由政府予以补助。只不过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1951年11月，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

为了适应国内外政治形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于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后来有一个形象的词汇：洗澡。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

教会大学被认为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鄙夷苏联教育体系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都带头做了检讨，师生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游行、和平签名，总算是全部改造过关。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但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又趁热打铁，掀起了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高校院系调整工作。

按照苏式办学方针，教育部将全国各高校按照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进行了重新调整，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调整后，大多数大学仅保存单一的文科或理科。

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销，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

这次调整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旧中国高等教育的魁首——教会大学走向了终结。

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中国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等。

教会大学的旧校址也被重新利用，如北京大学由城内的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岭南大学校址“康乐园”成为中山大学校园，圣约翰大学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

经此之后，在中国的领土上，再也没有教会大学的影子。

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教育变革。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彻底否定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奠定基础。

整个过程惊天动地，也波澜不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每个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

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的教会大学的结局是悲剧性的。

不容否认，教会大学带有浓厚的欧美背景，开销也主要来自于海外教会和私人机构的捐赠，但这并不能磨灭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杰出贡献，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他们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熟悉中西文化的优秀人才，他们培养的毕业生许多成为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各领域的中坚力量。

有人说，教会大学是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对此，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这样说的:

“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则尽可闭关自守，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

在今天中国不少名校的背后，都能寻觅到当年教会大学的影子，比如北大与燕京、复旦与圣约翰、苏大与东吴、浙大与之江，教会大学虽然集体消失了，但它们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贡献却光照千秋。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初院校调整时将这些教会大学改造为国立公办大学，将这些大学的校名和历史传承下来，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面貌？

但是这种想法只是一种遐想，况且就是它们平安度过了1952年的这场院系调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教会大学也难以继续生存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