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尸同眠：男子为2万美金杀昔日同事，并将尸体分成四段埋在浴室

1、水泥下的男子：冬夜掘尸

1957年11月12日午夜，在和平东路三段六十三巷的一栋房子内，挤满了警察、检察官、法医与工人。

四个工人手拿工具，在浴室使劲地挖掘刚铺好的水泥地面。四周隐隐传来一阵骚动，那是人群预期即将有重大发现时，特有的心浮气躁吧。明明是冬日的夜晚，然而屋内却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气氛。

此时，更意想不到的访客登场了——那是新闻处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带着照亮全场的水银灯来到这间屋子。

在电视并不那么普及的年代，新闻处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新闻影片，是台湾社会接触时事的主要管道。他们的到来，不啻让这个房间的骚动气氛又升高了几度。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人群也逐渐的往后退去。他们并不是丧失了兴趣，而是从水泥缝隙间开始泄出令人掩鼻的臭气。

现场的气氛也从不安的期待，转为屏气凝神的专注。工人们挖开水泥，碰到泥土，最后发现一件雨衣。拉去雨衣，看到一堆棉被。

这简直象是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俄罗斯娃娃，在拉开棉被之后，终于找到一群人深夜聚集的理由——已经失踪了好一阵子的央行出纳科副主任张昌年的遗体。

此时，只剩下刑警总队的法医高坤玉站在坑边，指挥着工人将尸体从坑底取出。张昌年的遗体被分成四段：右臂、左大腿、右大腿，以及连着左臂的身体。

随着尸体一同取出的，还有木棍、绳子与刻骨刀等三样凶器。

令人骇异的是，与木棍和刻骨刀仅仅是放在一起不同，绳子仍缠绕在受害者的颈上，死因可说是一目了然——张昌年先是被用棍子殴晕，再被用绳索勒毙，最后以刻骨刀分尸，并埋在凶手之一贾麟书新购入的住居之下。

2、盗窃国库？携款潜逃？或是被“钓金龟诈骗”？张昌年失踪的几个可能

张昌年是谁？他做了什么才得到这样的下场？这或许要从他的失踪开始说起。

1957年11月6日，《联合报》上刊载了这样一则讯息：“张昌年携款失踪刑总悬赏查寻”。新闻简短的表示，央行出纳科主任张昌年在1日下午五时离家后，就此失踪。两天后，家属到刑警总队报案，刑警总队发现他负责保管的美金整整少了2万元。

至此，“张昌年携款潜逃”几字，已成为众人的预想。时任行政院长兼央行总裁俞鸿钧遂将之撤职查办、追究保证人，同时由央行出面，向保安司令部、刑警总队及台北市警察局分别报案。

然而奇怪的是，张昌年总共保管了20万2千元的美金钞票，却为何只拿走了2万元呢？

11月7日，《联合报》的社论从此出发，提出了一个“钓金龟”的理论，认为张昌年“极可能是私提公款，周转牟利，在暗中做黑市交易”，而“以张昌年的个人积蓄及其家庭背景，即使在黑市交易中，‘泼’了两万美金，仍然可以设法补救，当不致畏罪藏匿。”

因而大胆地推断“张昌年是否上了黑社会人物‘钓金龟’的圈套，以致凶多吉少，人财两空？”

3、重要关系人汪震，与“诬告白宝瑾”的案外案

《联合报》的猜测，可说是正中靶心。两天后，刑事总局宣布“重要关系人”汪震已经到案，刻正“漏夜侦讯中”。汪震是张昌年就读宁波商业职业学校的同窗好友，之前是基隆税捐处的职员。

《联合报》上一段对汪震经历的报导，今日看来，实在是颇让人白眼翻个不停：（汪震）到了台湾之后，先在苗栗税捐稽征处任课员，不久因为贪污案件去职，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失业在家，后来经拜托人事关系，恢复了工作，先调省财税人员训练班受训，继降调税务员，不久易南凯任财政厅人事主任时，改调汪震到南投为税捐处分处主任，易南凯任彰化税捐处长时，调汪任该处秘书，二年半前易掌基隆税捐处时，汪又出任秘书之职，担任关保防业务。

后来财厅发现基隆税捐处有集体贪污情事，白宝瑾奉命将他们这个贪污集团拆散，分别另调，汪震被调往高雄，但是汪不愿就职。

诸君！这份报导简直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汪某人就是靠关系进到肥水很多的单位疯狂地捞钱，而政府机构对此的反应是‘没事没事，我把污钱的人拆散调走了喔！’。”

今日公务员在一般民众心中的名声不佳，应该就是拜这些老鼠屎所赐吧。看到这么荒唐的事情理所当然地印在报纸上，连想生气都不知道该从何生起啊！

当然了，并非每个公务员都可以这么荒唐。那么，汪震的底气在哪里？这，就要从他的背景开始说起了。汪震是浙江宁波人，想起他最有名的同乡了吗？

没错，就是蒋公本人。由于蒋介石的关系，浙江人来台的人数，只比福建少了一点。

在裙带关系的媒介之下，攀亲带故自然也容易许多。

更何况汪震的父亲汪焕章在浙江做了二十年的中学校长，在宁波做了十年的教育局长，来台后更担任省教育厅编审委员，姑且不论受人景仰与否，桃李满门也是必然。

但这样的背景，再怎么说也不到惊天动地。那么为何《联合报》对汪震这个“关系人”有着这么详尽的报导呢？原因无他，在于汪震并不是第一次闹上新闻版面了。

由于在基隆税捐处的集体贪污被发现，汪震对于负责调动他们的白宝瑾此人心怀怨怼，因此以5000元的代价，收买了一个交际花“土包子”张国春，到白宝瑾的办公室以第三者的身分大闹了一番，企图以此败坏白宝瑾的声誉。

考虑到当时大学助教的薪水，一个月约为160元左右，而一碗面的价格，差不多是一块钱。汪震确实可以说是下了重本。

白宝瑾

只可惜，浙江乡亲汪震的等级还是太低，低到他不知道白宝瑾何许人也——据其子白一麟的回忆，这个来自察哈尔的台北市税捐处处长到台湾后曾任台大与三军联大的历史教授、曾官拜国防部少将高级参谋，更可能是特务体系的一份子。

白宝瑾之任税捐处处长，除了本身有财税方面的长才外，更可能就是要去侦查税捐机关贪污案件的。

于是汪震那个洋洋得意的小阴谋，很快地就被识破了。方法也很简单，检警让张国春指认谁是白宝瑾，张国春指不出来——至于是真的指不出来（毕竟汪震都花了五千元，至少会给张照片吧？），还是被吓得指不出来，就不得而知了——于是本件被宣告为诬告，汪震和张国春都因此吃上了官司。

只是或许连汪震本人都没想到，上一件官司还没落幕，他就又涉入了张昌年失踪案。然而或许是已经有面对警察的经验，不管警方怎么盘问，汪震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尽管申请了延押，但警方对此也是莫可奈何。最后，他们决定先纵虎归山，同时派员跟踪。离开了刑事总局的汪震，茫然不知他仍处于警方的监视下。很快地，汪震又再度被捕。

这次，他供出张昌年已遭谋害的重大讯息。但是当然了，他也说，人不是他杀的。

根据汪震的说法，张昌年因为和妻子的感情欠佳，同时本身因替汪震写告发信，因此也涉入白宝瑾案，再加上替人融资被倒，每个月都必须赔利息，负担太大，便要汪震帮他偷渡香港。

汪震于是勾搭上了同为浙江人的地痞，“小金”金明时。金明时说，需要美金三千元的费用。众人于是约在知名的“朝风咖啡室”交付金钱。

而张昌年在给“小金”和“船长”贾麟书三千元后，又偷偷地在厕所给汪震美金一万三千元，希望汪震能在他离开台湾后，以这笔金钱接济其家庭。

此番说词很快地遭到检警打脸。根据警方的调查，张昌年本身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财物并未带走，除了身上的两万元美金与新台币两百元外，其他什么用品都没有，显然没有偷渡的意思。

尽管有理由怀疑供词并未尽道实情，但汪震提到的“小金”金明时和“船长”贾麟书，倒是一定要找来问问的。

4、凶手贾麟书，与背后的民国金融史

金明时的行踪飘忽不定，但刑事总局倒是从网民处听说了贾麟书最近刚买了新房。不同来源的线索，竟然对的上。警方于是来到了和平东路三段六十三巷的那栋房子。应门的是贾麟书的大女儿。

经过警察一番盘问后，她终于哭着将父亲告诉她的凶案经过和盘托出，同时也告诉警方去哪里找她父亲——新公园附近的怡园茶室。

在找到贾麟书后的那个午夜，警方终于也找到了失踪多日的张昌年——只是，他成了被切成四块并封在水泥的尸体。

左上到左下分别是：凶手汪震、金明时、贾麟书

贾麟书是谁？他又是怎么涉入本案的？《联合报》照例刊登了一份人物报导。原来贾麟书和张昌年其实是同行，两人更都曾是中央银行的同事。

只是按照贾麟书的说法，张昌年在本行，他在地方分行，虽是同一组织，但彼此并不相识。

原籍山西太谷的贾麟书，之所以投身银行界，要拜他的中学学历所赐——他所就读的，正是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所创办的铭贤中学。彼时的孔祥熙，曾经在金融界可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除了是知名的富豪外，同时也是个出了名的公私不分、利用公权力为中饱私囊的著名人物。

小到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均由央行报销，大到其子孔令侃在抗战胜利后，就在上海开了一间投机公司，哄抬物价，并在造成了上海民怨飞腾后，仍不住手。想想，这样的人不仅担任央行总裁与财政部长的地位，更一度做到行政院院长。

因此，他创办的铭贤中学，其毕业生受此庇荫，“大部分均介绍至银行界服务”。所以若问贾麟书做了什么可以进银行界，大概因为这个原因。

有这样的财政长官，难怪底下的人通通不把贪污舞弊当作一回事——现在回头看汪震，他大约会觉得很委屈吧。为什么孔祥熙这样做可以？他汪震就不行？但即便在这个上梁不正的环境里，贾麟书仍由于“素行不良，酷嗜赌博”，导致“在一次结算中，因发现过失而被行方资遣。”

尽管有了一笔据说相当可观的遣散费，但贾麟书却因赌博而散尽家财。他的妻子在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工作，本应可保一家安乐，但却因贾麟书的好赌，气急攻心而逝世。

妻子逝世后，贾麟书在朋友介绍下，到台湾银行担任点钞员，可以看出他想要改过的想法。

然而这个认知没有维持多久，他就闹出了将宿舍一房二租的纠纷，终于彻底地被银行界断绝关系，沦落到在西门町当电影黄牛维生。

也是在此处，他结识了“小金”金明时，并走向成为一个罪犯的终局。

5、私枭、流氓、骗徒、凶手：“小金”的故事

在主犯汪震、贾麟书与金明时三人中，要属金明时最符合一般人对犯罪分子的想象了。原籍浙江温州的金明时，由于父亲金信固在上海的生意，家境不差。

1948年，金明时因不明原因，只身来台。到台湾后，他似乎不再拥有家族的财务支援，因而也逐渐走上了犯罪之路。他在台湾第一起有纪录的犯罪，是偷窃收留他的朋友的衣物变卖。之后，也开始做起走私的行当。

善于审度时势的小金，自然不会不明白当时裙带关系有多好用。因此，他宣称自己是上海富商金廷荪的五子，在基隆做进出口生意。

金廷荪何许人也？他可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好友与生意伙伴。于是金明时的头寸，说有多好调，就有多好调。

只是牛皮终归会破的。后来商人们查出了金廷荪是江苏吴县人，只有两个儿子在台湾，并且一个在中华毛纺厂，一个在产物保险公司工作。

不再能吃香喝辣的金明时，只得离开基隆，到台北重起炉灶。混的时间久了，人面也广了，加上在基隆的人脉与作走私的经验，小金逐渐在西门町打响名号，开始被称为“小金先生”。

因为从事走私的缘故，“小金先生”和基隆税务署肯定不陌生。于是，透过这个在基隆和台北都有地缘关系的“小金先生”，原基隆税务署职员汪震与前央行行员贾麟书，终于相遇了。

这三人的人生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不过，这条路是怎么转向谋杀的方向呢？张昌年又是为甚么样的时机与因缘，而“被加入”到三人的谋杀之路上？

6、“我也想发财！”张昌年的盗金，与凶手们的合议

1956年春天，汪震去拜访老朋友张昌年的时候，听说了他现在负责保管央行美钞的职务。

“昌年，你想发财吗？”汪震问道。怎么不想？张昌年不仅有一妻三子，他和妻子的母亲也都还健在。

虽然靠着他的薪水与政府的津贴，一家人过的也是不错的日子，但人往高处爬嘛。更何况张昌年正在为了他替亲戚的钱被倒，要赔偿的事情而烦恼呢！

汪震告诉他，基隆在10月会有一批走私的黄金进港。如果能先买下来，低价脱售，肯定能狠赚一笔。唯一的问题，是他没有资本。但，张昌年那边可不是有白花花的现成美钞吗？

“我管的这些美钞，虽然可以拿出来用，但必须原物归还，不能变卖。”张昌年虽然很心动，但想起自己的责任，还是不敢轻易答应。

“这样吧，我朋友是上海实业公司的，如果你拿美钞来当抵押，从他那边拿新台币现钞去买黄金，之后把黄金卖掉，再拿新台币把美金赎回来还？”汪震很快地便想出了变通的方法。

而张昌年这边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反正美金还是会回到国库的嘛，他不过就是借来当个抵押罢了。

谁知道汪震的“走私黄金”根本就是个骗局。他的目的，只是要确认张昌年是否能不动声色地取出两万美金现钞而已。因此他对张昌年说，上海实业公司的现金现在不够了，不如先把这笔钱揣着，看看有什么其他投资标的。

转个身，汪震就约了小金先生在今日二二八和平公园附近的三叶庄咖啡馆相聚。

他对小金说，有一个走私商人身上有美钞万余元，想要偷渡出境，要小金帮他找船，顺便规划一下黑吃黑，抢走他身上一半美金的事情。

位于中商堂对面永绥街上的朝风咖啡馆本来是日人经营的Bluebird喫茶店

汪震和小金商量谋财事宜的三叶庄咖啡馆，以及三人和张昌年会晤的朝风咖啡室，都是当时文人雅士热爱相约的场所。

文人雅士在享用美妙的音乐与美味的咖啡之时，恐怕不会想到不过几座之遥，就有人认真地在讨论经济犯罪又或谋财害命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计划吧？

听汪震说了这些事情的金明时，当时寄居在贾麟书家。他很快地就和东道主分享了这个情报。两人商量后，认为很难找到走私船，而如果单纯的黑吃黑，则又怕之后张昌年不甘心而前往报案。

“我看，只有杀了他。”贾麟书和金明时这样说道。三人很快地拟定了谋杀计划，并且剑及履及的付诸实行。

7、从万盛里到和平东路：谋杀之旅

决定要谋杀张昌年，并谈好款项分配比例（汪得一半，金和贾再平分剩下的金额）后，汪震选定了公馆附近的室内作为行凶场所。10月26日，他们在三叶庄会合后，一同到万盛里125号看房。此屋的屋主龚斌，乃是台大的侨生。

这栋位于台北景美间公路（今罗斯福路五段附近）左侧，距离万盛桥招呼站的房子，因为对龚斌来说上课不太方便，因而决心出租或转售。金明时等人则看上了它有庭院、独栋、宁静的特点，立刻租了下来。

根据《中央日报》记者的报导，这栋房子的配置是这个样子的：房子共有三间，彼此都有门可通。旁边一间三个榻榻米的房间是厨房，也就是凶犯分解尸体的地方。

另外两间各六个榻榻米大，前面一间是卧房，记者去时，里面还摆有木床，书桌及衣橱。后面一间是客室，除四只木椅，一个茶几，及屋角的一个长方桌子以外，别无他物。张昌年被害的地方就在此。

这样的配置，其实有些奇怪。因为一般来说，卧室会在会客室的后面，然而在本案中，一进门先看到的却是卧室。

对此，当时的警方推测，因为后面一间“比较清静，而且不会被路人看见”所以才被拿来布置成客厅，以供谋杀之用。由此，可以看出汪震等人的处心积虑。

但他们的讲究还不只这样。汪震等人为了能够顺利谋杀张昌年，除了注重室内配置的细节外，更彼此约定要“除去杯盘，不倒茶水，以免动作时落地发声，及购备晚报杂志，让其埋头阅读，以防注意。”至于凶器，由金明时与贾麟书两人负责购买，他们可说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在万盛里的五金行买了一条棉绳，罗斯福路三段的木店买了一支木棒，又到永乐市场买了一把刻骨尖刀。为了处置尸体，金明时又跑到延平南路，买了硫酸、硝酸、盐酸各一磅，想要溶解尸体。

但后来因为他们先用猪肉做实验，发现行不通，遂打消此念。看到这里，实在不免俗地想说，这些凶手做普通工作的时候有这么认真就好了。

这下子万事俱备，只欠受害者了。而张昌年就在二十年同窗好友的引导下，一步步地走向死亡陷阱。最后，按照贾麟书的说法，他们三人以张昌年为圆心，分立三角，汪震负责指挥，他一指示，贾麟书便拿出木棒，往张昌年的后脑猛打，金明时则负责从背后架住张昌年的两臂。

待张昌年昏厥后，金明时、贾麟书两人再用棉绳将之勒毙。为了怕张昌年未死，金明时最后踏上尸身背脊，以两足蹂踏的方式，再度确认张昌年的死亡。

“就像在尸体上跳舞一样。”贾麟书供述道。

8、剧终与余波

随着凶手一一就逮，案情也逐渐地明朗。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其审判的状况。在隔离侦讯下，凶手们开始彼此互咬的戏码，也在世人的面前上演。当年的新闻热度，热到了为怕开庭时旁天者太多，必须用身分证来换旁听劵。

最终，三人全被判决共同强劫而故意杀人成立，被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事件看似到此结束，然而关于人的事情，永远不会那么简单消失无踪。当贾麟书遭捕后，他所留下的四个子女一下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仅有一女成年的贾家子女，未来要往何处去？

于是可能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情形发生了：不仅社会局介入协助，更有热心民众捐款给加害者的子女，希望能保得他们日常生活无虞。一向被今人视为嗜血怪兽的报刊，则温情地呼吁“罪不及妻孥”，要大家“寄以深切同情而伸援手”。

这样温馨的场景，也出现在律师的任用上：贾麟书长女曾向台北律师公会请求拨派律师义务辩护，这个要求遭到律师公会的拒绝。然而看到这个消息，另一位律师叶萱便决定伸出援手。

当时的社会尽管有着许多缺陷，但或许在某个程度上，确实是一个比我们今日要更有同情心的社会。

当然，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也不少。比如在开庭时，汪震的妻子汪俞婉娟以自称“准未亡人”的身分，向旁听席的观众发放《呼冤书》。

而为了反制此事，被害人张昌年的遗孀张庄璋浓则向大众分发《天下奇事状》。

《呼冤书》中记载着六个疑点，最后表示“汪震该死，但求死而无冤，婉娟应苦，但求苦得清白”而庄璋浓的诉状，则开头表明“天下奇事：死者无冤，杀者有冤？”攻防不只在法庭上展开，在法庭外也是厮杀的相当热烈。

但，在所有的事中，最荒唐的，莫过于案发后隔年（1958年）4月，考试院呈报出来的1956年中央各机关考绩了。该项考绩不仅迟送，更被指出在报告中被判了死刑的杀人犯汪震，与贪污犯陈奋克都超过八十分，因此被列为“优良人员”。

此事虽然引来总统府震怒与监察院的调查，但你知我知，这些调查从来也不曾改变什么。

9、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但54年后，最让人惊讶的事情才浮出了水面

张昌年事件，很快地就被之后发生的孙伯英命案，以及更轰动的瑠公圳分尸案给盖了过去。逐渐地，大家已经不太记得这起发生在今日公馆商圈周遭的战后第一起分尸案。

或许也因为如此，当年的知情者决定，他可以把真相讲出来了。

2011年，商周出版了一本不怎么受到大众瞩目的回忆录，《周阿姨的故事》。不太为大众熟悉的作者周敏，本身是湖北大户人家的二小姐，祖父与许多国民党要人，如蒋中正、贾景德、乔义生等交好。

生在这样的富贵世家，周敏日后从事的，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职业：间谍。

正是因为这个职业，让这本乍看之下平凡无奇的回忆录，曝出了一件没有人想象的到的荒唐事——战后首件分尸命案，它的时间点，极有可能并非我们现在记忆的1957年，而可能是此前的1955年。

周敏在《中央银行出纳科副主任张昌年挟金失踪案》一章中，是这样写的：民国四十四年，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周宏涛调我到基隆税捐处，担任处长室秘书，因为中央银行业务局出纳科副主任张昌年于民国四十三年底挟金失踪。

为什么张昌年的失踪，会导致周敏被周宏涛调到基隆？

周敏将他当时所听到的情形给记了下来：据说，由于张昌年的太太庄璋浓对他太凶了，为了躲避太太，他偷了中央银行的金条、美钞要偷渡到内地去，却在渔船上被杀害了。

张昌年的舅舅是总统府侍卫长俞济时，由于偷渡的渔船是基隆税捐处主任秘书汪震帮忙处理的，也是涉案人，俞济时因此怀疑处长易南凯也涉案，非枪毙他不可。

周宏涛与易南凯是武汉大学的同学，就请侯庭督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基隆税捐处调查易南凯，以及基隆税捐处到底还有谁涉案。

这段料实在太劲爆了。

首先，俞济时是谁？总统府侍卫长就是蒋介石的心腹，而其伯父俞飞鹏更是蒋介石的亲信与后勤总管。是谁有这种熊心豹子胆，让这样一个大人物的姪子遇害？汪震和张昌年是同窗二十年的好友，不可能不知道好友家中有这样的亲属关系。

就算如此，他还是为了区区两万美金，冲动下手？从这个观点来看，汪震作为主谋的说法，突然之间就有了些许可疑之处。

而汪震一开始关于偷渡离台的自白，竟巧合的与周敏听闻的说法有诸多雷同之处，这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事情并非如汪震所说的，是想要偷渡，那么俞济时又为何大动肝火，要彻查基隆税捐处？

其次是关于时间的问题。周敏非常清楚明白的指称张昌年的失踪是在1954年的年底，而非案件爆发的1957年。

她更直接写下“这个案子始终秘而不宣，直到民国四十六年十一月二日才透过台湾刑警总队，向媒体发布张昌年于十一月一日携公款失踪的新闻，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即宣布侦破，说其结交近二十年的好友汪震得知张昌年经管公款两万美金，即伙同金明时、贾麟书拟谋财害命。”

周敏有可能记错吗？为了证明她绝对没有误记，她提出了一个令人难以反驳的证据——她正是因为侦办此案，而认识她日后的夫婿。而当案件登上新闻版面之时，她做裔太太都已经一年多了。

提出张昌年命案另一个说法的周敏

如果周敏的记忆无误，那么问题就会变成政府为什么要隐瞒这件案子长达一年之久？是侦查遇上瓶颈，又或是有其他“不方便说”的理由呢？张昌年案衍伸出了美钞黑市兑换的议题。

而在凶手被抓后不久，警方就宣告破获台湾目前为止最大宗的私汇私兑案件。会是因为要布线抓人的缘故吗？或者有更多超乎我们想象的黑幕在命案的脉络之下运作呢？

这一切仍有待日后更详细的追寻。然而在读完此章之后，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却是当时政府一手遮天的能耐——那必须要有多少的知情者愿意配合啊？侦办人员与受害者遗属不消说，这可是连加害者、其亲友和媒体记者都必须要一同共演的大戏。

而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演出这样一场戏？为何不能开诚布公地和民众说，此案我们已经侦办了一段时间，出于侦查不公开的因素，因此到破案后才能公布？有什么样的理由，要让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再重新发生一遍？

当年曾经历过张昌年事件的长辈们，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真实版本的《楚门的世界》，曾在他们的身边活活上演。

若这种事情都能造假，那么当时还有什么事，能够确凿无疑地被确认为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