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狱的40年，揭秘第一监狱的那些事

2009年6月份，部分港媒报道称：“某位之前被双开的上海政要，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期间享用近200平方米大套间，平均餐费达200多元。”
一时间，关于秦城监狱在押人员待遇问题成为网友关注焦点。
消息一出，一位名叫何殿奎的老人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媒体报道的关于秦城监狱负面消息完全是子虚乌有。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派出记者宋媛媛女士，于2010年初对何殿奎老人进行专访。
忘了和大家说，1932年出生的何殿奎老人，离休之前是北京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

1952年，何殿奎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的北京功德林监狱工作，功德林监狱就是秦城监狱的前身。
屈指算算，何殿奎老人在里面工作近40年，或许没有人敢说比他还了解秦城监狱。
故事就由此展开……
20世纪50年代，“老大哥”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工程，主要是以工业、农业等方面，为新中国提供配套基础建设设施。秦城监狱隶属于157个援助项目之一。
何殿奎记得很清楚，秦城监狱是1958年初开始建造，1960年3月初建造完成。同年3月15日，数百名关押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犯人迁移至秦城监狱。

至于为何称其为秦城监狱，老人家给出的解释是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对外叫公安部预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
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周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
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监狱管理局。
秦城监狱设有办公区、生活区，四处监房区，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均采用砖木水泥浇筑而成。按照级别不同，分为单独和集体监禁两种。

举个例子，201~203监房区属集体囚禁；204监区待遇最高，每间房只关押一名犯人，面积20多平方米，地上铺设地毯，床、桌椅、板凳、电视等家具一应俱全。伙食标准按照部长待遇，早餐有牛奶，午餐晚餐是两菜一汤，水果甜点更是不在话下。
据何殿奎老人所说，这个标准一直延续到他1992年退休，算是辟谣部分媒体报道的关于秦城监狱不实消息。
简单介绍完了秦城监狱的情况，记者接着询问何殿奎老人，他在监狱工作这40年里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忘的事或者棘手的犯人？
何殿奎想都没想对记者说道——有两个犯人非常不服管，他们分别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戚本禹还未进秦城监狱之前就放下话来：“我知道里面有个何殿奎，我就是不怕，看你能把我怎样？”他白天好好的，晚上不睡觉，经常大喊大叫，故意扰乱监狱秩序。
陈伯达年龄较大，上级领导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因此，陈伯达的反抗方式与大喊大叫的戚本禹不同，他倚老卖老、故意装病，经常为难看守人员。
不过，这两个“刺头”最后还是乖乖服从何殿奎的管教。对付戚本禹这种人，何殿奎直接将他赶到没人住的201顶楼，关住最外面的铁栅栏，把他推到平台上。
那时正是7月份，户外蚊虫肆虐，只需四个晚上，戚本禹从此服软。

对待陈伯达时，何殿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他一方面派专人看管陈伯达，认定陈伯达日常寻死只是装腔作势，何殿奎保证其安全的前提下，任由他胡折腾。陈伯达毕竟年事已高，见没人理睬，自己就蔫儿了。
当被问及何殿奎对哪个犯人印象最深刻时，他回答是潘汉年与江青。
潘汉年身份比较特殊，乃原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新中国成立之前，长期负责上海地下工作。20世纪50年代，潘汉年卷入饶漱石、高岗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于1955年4月3日进入功德林监狱，后转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回忆，潘汉年比较文静，极少麻烦管教人员，闲暇之余会看书、写小说打发时间。
1963年，潘汉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年2月23日，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来到秦城监狱陪同。夫妻二人经常去监狱南边水库钓鱼，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还能去小汤山镇逛逛。
因为何殿奎负责贴身监护潘汉年，与他有过近距离接触。当然，何殿奎不会主动与潘汉年交谈，只是相处久了，何殿奎与他也算是老相识。
十年浩劫来临之前，秦城监狱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和工作人员全部要接受劳动。与潘汉年分别前，何殿奎对他说道：“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后日子可能比较难过。”
潘汉年回道：“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你放心，不会出事的。”

1967年11月，何殿奎离开监狱；1972年，何殿奎调回秦城监狱。时隔近5年，当他再次见到潘汉年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岁月在潘汉年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近70岁的潘汉年身患多种疾病，精神更有些萎靡。通过交谈得知，自从秦城监狱被军管后，犯人待遇一落千丈，餐餐只能吃白菜窝头。营养跟不上，大家身体不约而同出现问题。
1975年，潘汉年夫妇离开北京；1977年4月，潘汉年因病逝世，终年71岁。当得知潘汉年去世后，何殿奎也是百感交集。倒不是何殿奎同情潘汉年，只是在那个特殊岁月里，何殿奎这样的“小人物”，能近距离接触潘汉年这样的“大人物”，不禁感叹世事无常。
除潘汉年之外，何殿奎至今还记得江青在押时的一些细节。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何殿奎升任为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1976年12月底，“四大金刚”被送进秦城监狱，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四个人还算老实，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1981年初，江青被关押至秦城监狱，何殿奎对江青的印象很不好，却也不会把私愤发泄到犯人头上。
因为江青太过于特殊，监狱专门为她腾出了三间屋子，分别为活动室、卧室以及卫生室。4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看管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被关押后的江青没了往日颐指气使的架子，生活上与其他犯人并无不同，只是每天要吃三根新鲜黄瓜，隔三岔五向监狱工作人员索要1~2颗安眠药。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第二天却没有再醒过来。据何殿奎回忆，江青应该是把之前积攒下的几十颗安眠药一口气吞服自杀。
这不能怪罪监狱工作人员，谁知道她竟如此有心机，况且当时谁也管不了江青，不给安眠药就闹。
何殿奎老人在秦城监狱工作近40年里，阅尽跃进中国政坛高层人物，大部分人进入监狱后表现平静，少部分人故意为难工作人员，甚至还说监狱的坏话。
在何殿奎看来，这是能理解的。他们之前从那么高的位置跌落至谷底，心理上肯定有些小情绪，只能柿子拣软的捏，故意造谣秦城监狱，出口恶气罢了。
总之，作为关押政治人物的场所，秦城监狱肯定不同于其他普通监狱，却也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