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的“错别字批评”，都是些啥玩意？

长安居通过大找特找书画大咖的“错别字”并大肆公开批评，不是沿着合法的轨道，恰恰相反，所以，他的所谓“错别字批评”不过是一个由头，实质是走在违法的轨道上。

为当代书坛畸形的“错别字批评”热潮，注入一针清醒剂，应让我们共同警惕的是，少数不法分子打着“找错字”的旗号或借口，正在从事着一种见不得阳光的“事业”。为了当代书法的壮健发展，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的时刻！

长安居的“错别字批评”，其实都是“违法批评”！

最近两三年，借助自媒体微信，书坛上突然蹿起一个爱找“错别字”、爱搞公开举报的“批评大侠”长安居（真名白爽）。对他的所谓“公开举报式批评”另文别论，本文专就他的所谓“错别字批评”进行理性分析和法律意义的阐析，确切地说，本文指出的是一种现象，即长安居式的“错别字批评”，但在这里仅以长安居为例。

当代书坛对长安居的“错别字批评”是“违法批评”的认识相当阙如，几乎没有，不能不说是可悲的事。作为“书法批评第一案”的主角，既然选择用法律捍卫了书法批评的正义，当然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应该与大家分享。

长安居微信文章中的病句俯拾即是

长安居最爱强调的理由是，他有批评的天然权利，不错。有了批评的权利，还要具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先看批评人的主体资格，长安居从未在全国书法专业报刊上发表过一篇学术理论文章，这样毫无专业素养的“批评人”，无“资格”二字可言。再看能力，仅长安居的文字基本功都还没有过关。错别字频繁，尤其在诉案伊始，他写得最多的错字是“不屑之徒”、“不屑之流”，后来在我多次指正后，才十分不情愿地回到了正确用法“不宵”上来。长安居在《90年代的耕石岁月——回忆从徐正濂老师学篆刻的往事》文中开头第一段过后，另起一段就是“基于上述”，这是他连“基于上述”的词语性质都没搞清楚的情形下，随意使用。一般是在详细的逻辑论述之后或文章的中后部分，才会使用这样具有总结性质的词语，长安居此处用词极不准确。“在从许老师函授之前，我于此道是一张‘白纸’，是他将我带入了写字、刻印的正途，”长安居的这句话是否自证，以前他走在书法篆刻的歪路上，是因为遇上徐正濂才得以矫正。这句话的另一潜在逻辑是徐正濂善于纠正走上斜路的书法人，这些拜徐正濂为师的书法人在他这儿可以得到像长安居一样的矫正。以自我间接佐证了他人，这是长安居的思路混乱所至。“如果说，在我求艺的道路上，许老师是为我打基础的老师，那么上海的徐正濂老师就是扶持我提高的老师。”长安居的这一长句式，若让小学生来改病句，是可以改出几处毛病的：在“如果说”的假设前提下，其实没有完全肯定徐正濂的授教之功，前文说徐正濂对自己帮扶很大，后文又加了“如果”，到底是肯定的意思还是否定的意思，抑或肯定中有否定呢？这是逻辑混乱的体现。后半句“徐正濂老师就是扶持我提高的老师”，是个病句，语义重复。“扶持”与“提高”互连使用，意思有重复且语义混乱。长安居在《当“批评”遭遇“官司”》文中有这样一句：“其中有论及安徽人一节有云”，这是典型的语义混杂的病句，类似的病句在长安居微信文章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读者由此可以看到长安居的文字水平处在什么阶段？所以，我认为长安居是不具备写好书法批评的文字能力的。常见群友、网友指斥长安居的微信文章是“王娘娘裹脚又臭又长”、“狗屎连稻草”，但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有点过于贬义，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文字基本功还没过关。

长安居本人所在的北京“中国书法家俱乐部”微信群，群友当面直言不讳的讽刺他。

长安居本人所在的北京“中国书法家俱乐部”微信群，群友当面直言不讳的讽刺他。

熟悉艺术批评原理的朋友都知道，艺术批评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档次：艺理批评，也就是学术性批评。这是没有专业学术修养的人不可能达到的层面，长安居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这方面的修养为零；第二档次：书法美学等专业层面性分析述评，这需要批评家具有美学、哲学、心理学、文字学或考古学等精深的专业修养，显然长安居不具备这样的个人文化知识；第三档次：具体的书法技法、技巧批评，像长安居的“错别字批评”就属这一档次，也就是对书法作品展开枝枝叶叶的具体批评。即使是在艺术批评最低的层面，长安居的大批量文章为何具有违法的属性？且看笔者慢慢分析。

从法律意义上看，公正评论权的构成有以下三个条件：首先，评论的对象必须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问题。其次，评论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真实的、存在的；再次，评论必须出于诚意，出于善意，没有恶意。而长安居的批评对象，从中国书协原主席苏士澍到安徽书协主席吴雪，从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到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再到现任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其实，书画作品都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因此，长安居所有对这些名家的批评属于对他们个人的批评。发现了作品中的错别字，可以通过私下直接沟通、信函交流切磋或微信群等平台或其它特定的范围，对被批评对象友好、真诚地提出意见，但长安居之所以要将偶然发现的这些名家错别字，以直接且公开曝光的方式，写出正式微信文章，并在文章中不断煽情、鼓动乃至挑衅，其目的，一是显示自己的才情，二是吸引众人的目光，三是彰显“批评的威力”以非法获利。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炒作自己，吸引眼球，赚取更多的打赏金，再在粉丝圈兜售自己的书画印作品，形成良性循环。名誉权在国家基本大法《宪法》、《民法典》里的定义是“人格权”，保护“人格权”的核心就是不可恶意贬损，使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进而影响他人的社会形象和声誉。长安居通过大找特找书画大咖的“错别字”并大肆公开批评，不是沿着合法的轨道，恰恰相反，所以，他的所谓“错别字批评”不过是一个由头，实质是走在违法的轨道上。

公正评论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长安居又恰恰相反。本来，艺术批评的对象应是作品，是批评家对作品的透视与观照，但长安居最大的习惯是由作品及人，再给人扣上形形色色的“帽子”。如：“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是当代书坛的‘错字大王’”、“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就是当代画坛的‘错字大王’。”一句批评中，封了两个“错字大王”，一是书法界的，一个是美术界的，请问长安居，谁给了你乱扣“帽子”的权利？这样的“帽子”对他人的人格没有贬损吗？更为荒唐的是，长安居可以批量发放这样的“帽子”：“李国胜是能与苏士澍、管峻比肩的‘错字大王’”；“白锐的文化底蕴与‘错字大王’吴雪同在一个基准线上”等等，长安居不但善于批量发放，而且还善于张冠李戴。长安居最为擅长的是对被批评对象的挖黑、抹黑能力，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文字实际水平。譬如，他能将徐右冰、李木教等人20多年前的老帐翻出，而且与现在的书坛挂上钩，与当前的社会评价划等号，能将一个人的旧历史，不管曾经有否问题，都能让长安居与现行的书法体制捆绑起来，进而深批。读者朋友自己来说吧，这是不是偏离了“公正评论”的轨道？如果长安居想写某个人的历史，建议去写《徐右冰书传》、《曾锦溪书传》、《李木教书传》，没必要再写什么微信文章了。有位山西青年书法爱好者，与笔者私下微信聊天时，用敏锐的眼光对长安居虚伪的“找错批评”直陈意见：“长安居的批评文章显然不是为了帮助别人纠正错误”，“而是纯粹的攻击，恨不得一击致命的那种”，“他直接把某些个人按在地上摩擦的批评”，一个20多岁的小伙就能把长安居所谓的“找错批评”看得如此透彻，何况书坛那些自以为非常有文化的“书法家”们！

山西20多岁小伙与笔者的聊天截屏

批评书画家的错别字，没有错。但书画作品中的错别字，也是有区别的，不一定笔画多或少了一笔的字，就一定认为是错字，有时是艺术表现的需要，笔画多或少一笔，特定时刻是艺术家特定表现的结果，如果将此一情景都当作错别字，就是长安居的无知了。譬如去年曾有一段时间，有人说鲁迅题写的“厦门大学”是错别字，这是找错人的无知。历史上因为错别字还曾诞生过一些典故，如山东曲阜孔府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上联中的“富”字宝盖头上少了一点，成了秃宝盖，下联中的“章”字下面的一竖一直通到上面；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避”右边的“辛”多了一横；江苏扬州大明寺平山堂：“风流宛在”——“流”字右上面少了一点，“在”字多了一点；济南趵突泉：趵突泉——“突”字少了一点；杭州西湖：花港观鱼——繁体“鱼”字四点变三点；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明孝陵”写成“眀孝陵”；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第”字竹字头变草字头；西安碑林：碑林——“碑”字少一撇；天津蓟县独乐寺：报恩院——“院”字中“元”上的一横没了；如果按照长安居找错别字的方式，这些典故中的“问题字”要统统判定为“错别字”了，岂不是大笑话？有些错字系书写者有意为之，背后隐藏了复杂的社会或文化背景，在历史的演变中形成了典故。因此，毫无文学功底、只懂一星半点书法知识的长安居，居然要扮演当代书坛的“找错大神”，真乃不自量力，无非是为了博得少量无脑粉丝或一群阿Q式书友的叫好或打赏，真正清醒的书坛人士只能将长安居的“错别字批评”当作无关自己的一个笑话，看看热闹而已。

笔者做过多年的副刊编辑，编辑改稿的原则是，只有确定作者写的那个字百分之百为错字时，方可改之；反过来，只要自己动笔来改的，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也就是说，编辑只可将作者的错字改正，万不可将对字改错，否则，岂不令作者嘲笑、令读者好笑？长安居头天发布微信文章，第二天又要承认“找错字”犯了错，这样的事已发生多起，为书坛平添笑话。我如果不是起诉长安居名誉侵权，对他所谓的书法批评是不宵一顾的，因为他这点水平上的文字根本入不了我的法眼，但现在为了更多的书坛人士能明白长安居侵权的原因所在，我只好留意一下他的所谓“错别字批评”了。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发现，学医拯救不了国民精神，转而弃医从文，专以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和国民麻木不仁的落后精神，而成为彪炳史册的现代作家，但我想，若要真正提高书坛人士对书法批评精神的深度理解，我只能与鲁迅先生当年的选择反过来，需要用手术刀对长安居的“错别字批评”做精准的解剖，以令众人警醒。

由作品向个人的隐私延伸、掘进，这是长安居善玩的批评套路。另一套路，就是那个“假公知”大生所说的“隐含作者”相类似的“隐含人格贬损”。这在长安居的《“青年展”批评》文中，有个经典例子。他为了批评中国书协掌门人李昕，以达到曲线对李昕人格贬损的目的，长安居有意抬出了自己人刘正成：“我愿意把这套《文集》（指《刘正成书法文集》书影——笔者注）推荐给李昕先生，我想以李昕先生的学习能力，待把此书通读一遍，当对怎样加强中国书协业务工作的建设、创新，尤其怎样改革当前的‘国展’组织机制有所助益。”长安居的意旨是李昕书记尚缺少刘正成的文化底蕴和专业学问，难道李昕的文化底蕴会比你长安居差吗？需要你长安居来指点迷津吗？看来，长安居是将自己看作“刘正成二世”了，这是长安居有意从侧面来对李昕进行人格贬损、影响对李昕书记的社会评价。长安居这段话中“一石二鸟”的用意十分明显，一方面既抬高了刘正成，一方面又贬低了李昕。长安居在文字中暗藏的名誉侵权套路可真深啊！

长安居本人的书法作品错别字也很严重，而且书写不规范之处也很多，难以恭维啊！

长安居除了善玩“隐含人格贬损”的手法以外，当然这些手法在长安居的辩解中，都可以说成是“修辞手法”，当代书坛有如此之高“修辞手法”的职业批评人，真是太“有幸”了。我们生逢在这“有幸”的年代，但我与众多书画名家所不同的是，懂得也敢于用法律捍卫个人名誉，而这对于长安居又是另一种“不幸”的事件。在“隐含人格贬损”的手法之外，长安居“连坐式”人格贬损的招儿也特别厉害。他能在与被批评对象不相关的文章里，糅合进来一大串先前被他批评过的名家，这里我们来看他的文章《中国书协专委会〈名单〉批评》：“担任中国书协上一届某‘委～员会’副主任的安徽省书协主席吴雪，或因其严重失德失范，在本届‘专委会’人选的遴选中落选；而名震当代书坛的书法‘新贵’徐右冰、曾锦溪、王玺等或因各自的学术腐败丑闻，也在本届‘专委会’的《名单》中榜上无名。”不经意间，将吴雪、徐右冰、曾锦溪、王玺点名一个遍。再接着：“从‘伪标准’书法土壤中，崛起了一众书坛‘新贵’人物，如王厚祥、李明、徐右冰、曾锦溪、吴庆东、冯印强、蒋乐志、张志庆、钱玉清、林景辉……等等，均是一种闺阁式奴婢心态的书写。”好厉害，一竹竿打了一船人，这样为了“批评”而“批评”的目的太明显了，这类举例式“连坐批评”，实则包含有多少不一的人格贬损因素，至此，读者朋友该明白了，长安居的微信文章是否存在普遍的名誉侵权现象？相信读者自己会给出答案。

这种“连坐式”人格贬损可以再举一例。长安居在《给顾亚龙提个醒儿》中写道：“不偷不盗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存在着的，我想宋家瑞、张涵两位山大书法硕士研究生，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俩断没有胆量去作奸犯科，去干偷盗他人钱财、物品的事吧？！盖其知道，盗窃案发之后是要吃官司、蹲班房的。相较于司法意义上的‘不偷不盗’，学术道德范畴的抄袭剽窃有其模糊性，甚而有其‘时代性’。君不见，当代书坛最耀眼的两位书法明星，在‘中国书协’体系内身居高阶的徐右冰、曾锦溪，两者全从抄袭剽窃‘起家’、‘发家’，两者称得上‘越抄袭越成功’的书坛‘偶像’，而且他们的抄袭丑闻在被媒体反复曝光后，依然故我的无敌‘派头’，可能更‘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激励着宋、张两位山大书法硕士研究生。”对两位青年学生，即使存在过错，何须这些刻毒的词语攻击？批评顾亚龙，“连坐”批评了“两位山大书法硕士研究生”，又“连坐”批评了徐右冰、曾锦溪，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长安居的文字水平不高，但这类“手法”玩得臻入化境。既然长安居在这段话如此强调“司法意义”，“书法批评第一案”判决结果已经发布，长安居成为违法第一人，宋家瑞、张涵两位研究生，徐右冰、曾锦溪们，是否也可以向长安居讲一讲“司法意义”呢！长安居在为自己名誉侵权诡辩时，竟然搬出“关公战秦琼”的盘外招，说中国古代什么人骂过什么人，民国时代哪个名家骂过哪个名家，云云，都无官司可打。须知：现代文明社会和古代、民国时代可以进行法律上的“并论”吗，古代或民国时代文人互骂，最多也就一两句，打个比喻什么的，会像长安居这样通篇进行人身攻击吗？古代或民国时代，有微信网络迅捷的传播媒体吗？长安居引此作为脱身理由，只能是除了诡辩，还是诡辩。行文至此，本文核心意旨已出，就是为当代书坛畸形的“错别字批评”热潮，注入一针清醒剂，应让我们共同警惕的是，少数不法分子打着“找错字”的旗号或借口，正在从事着一种见不得阳光的“事业”。为了当代书法的壮健发展，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的时刻！（金肽频，著名艺术评论家、作家、当代诗人，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来源：中外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