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江苏一老人被沈安娜告知：你是中共特工，被周恩来直接领导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在那个不小心泄露身份便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年代，在那个被国民党特工盯梢的年代，总有那么一群人，怀揣着家国情怀，为了国家的前程抛弃自身的利益，殚精竭虑。

在那个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许多无名英雄，本篇文章笔者要讲述的是，在这些人中更为特殊的存在。

他们很特殊：他们只知道一个接头上级的代号，不知道上级的名字。他们特殊在：每日都在国统区生活，一言一行都不能踏错；他们特殊在：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传递出去的情报会被送到什么人手里，会有怎样的用途。

尽管如此，这些人没有害怕，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一直默默工作，在不知道顶头上司的情况下，一直为党和毛主席传递出去重要的情报。直到建国后，国家不需要他们了，他们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默默地退了下去，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继续生活。

若不是儿子那天去听了某位高层的讲座，只怕这位近百岁的江苏老人，至死也不会知道：自己出生入死奋斗多年，一直为党战斗在隐秘战线的最前沿，自己竟然是一位红色特工，属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一脉。

事情一经报道后，有报纸纷纷称这位老人是“新中国最后一位红色特工”。

这位江苏老人就是姚子健。

姚子健在隐退后的六十几年生涯中，他只知道：自己一直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但是不知道：自己究竟隶属于哪个部门？自己的直系领导是谁？自己当年送出去的情报，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当年那些曾经用代号和自己接触过的上级、同志究竟是谁？他们现在还好吗？

这些疑问在姚子健见到沈安娜之后，都一一得到了解释。

沈安娜？何许人也？是我党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一把利刃，是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是传递消息最及时的百灵鸟。沈安娜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玻璃瓶里押宝”的人。

延安想得知蒋介石的重要决定，其消息时间差不会超过十二小时。其中90%的功劳都要归功于沈安娜（另外10%，归功于将情报以电报的方式发送给延安方面的人）。

建国后，长期蛰伏在敌营的沈安娜终于站在了阳光下，她凭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妥善安排，成为了国家安全部的司局级干部；退休后，又享受着副部级的待遇。

而沈安娜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儿子那天去听了某位高层的讲座”，这个高层就是沈安娜。

2001年，在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的邀请下，沈安娜见到了姚子健。两人虽从未谋面，但一种特殊的感情却让两人一见如故。二人一见面，竟像多年好友般，执手相看泪眼。

沈安娜说：“老哥哥，听说你也是位老革命。不如你回忆一下，说说那些年你的情况？”在姚一群的搀扶下，姚子健颤颤巍巍地坐了下来，开始回忆起自己从小是如何上学，又是如何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

我家属于个体经营的茶馆，和老舍写过的《茶馆》差不多。我家家境还算不错。茶馆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既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又是个容易获得很多消息、了解外面世界的地方。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耳濡目染，也了解到不少外面世界的信息，说起来，茶馆也算是我最早接触先进思想与知识的地方了。

1929年，我听说南京国民政府打算在上海建立一所国立大学，正在招收学生。刚满十四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兴冲冲地便跑到了上海，没想到居然就通过了笔试，正式成为了大学的一员。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里的同学们都群情激愤，准备出去游行，给南京国民政府施压。我也跟着一块去了。没成想：南京国民政府压根不把我们这些学生放在眼里，不仅派出军警强行驱散我们，还包围了学校，责令学校立刻解散。

我们没办法，只好告别彼此，重新找地方或者读书，或者工作。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家中的一封来信，回到家里，在附近的某所学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我知道，这样的生活让很多人都羡慕，在这样动荡的年代，上课时间固定还有薪水可以拿，最重要的是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本可以在外面大展一番拳脚！但是现在我只能蜷缩在宜兴老家的一角浑浑噩噩地度日。

在教书的那些时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是否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内心最真实的渴望是什么？

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反复思考，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我不想继续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虽然稳定，虽然很好，但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生命存在的价值就是在国家即将发生变化时，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出去，我要改变社会的现状。

第二天，我就提出了辞职，背上行囊，告别父母，来到了外面。

1933年，我成功考进了由南京国民政府创办的另一所学校——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

在学校里，我刻苦钻研测绘、制图、印刷等重要技术，废寝忘食只为了搞懂一个重要知识点。

我也没想到：在学校里，我居然还能遇见我的同乡，他叫舒曰信。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不过已经好几年都没见过面了，没想到这次居然能在学校里遇上。

我们俩一见面，便开始唠嗑，回忆以前的时光。舒曰信问我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我说：“我学习的是印刷测绘专业，平日里就是看看地图，学习如何画地图、如何进行测绘等。”

舒曰信表示：我的专业要是学好了，肯定能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不一样的贡献。我高兴地说道，希望如此！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参加到革命中来？只见舒曰信微微一笑，故作神秘地说：“等我们下次见面就知道啦。”

等到我们下次见面，我才知道：原来舒曰信是一名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党。在舒曰信的引荐下，我见到了鲁自诚，他可是上海地下党的骨干，也是舒曰信的上级。

当鲁自诚得知我学习的是印刷测绘专业时，露出了非常感兴趣的神色。我趁热打铁，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没想到鲁自诚直接爽快地答应了，还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当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鲁自诚立刻向我提出了要求：好好学习印刷测绘专业，毕业后要争取进入国民政府工作，替党和红军获取情报。

从那以后，我越发刻苦学习，因为我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为组织提供情报。

1934年，刚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南京陆地测量总部工作。可惜只负责一些普通的测绘工作，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组织。

我看中了一个部门：别看它平时工作很清闲却异常重要。因为这个部门负责保管的是军用地图。军用地图数量有限，只有作战时，拿着手令才能申请到。

反过来就知道：只要有人拿着手令，跑到这里申请军用地图，便说明有新的作战任务。

为此，我谎称有眼疾，现在只能做一些不太用眼的项目。在经过上下打点之后，我进入了自己理想的部门。

每次有人来领取军用地图，我便会让他们报出自己的部队番号，一方面以便核实，另一方面自然是为了知道这支部队的去向。

当时总局里为了保险起见，同样的军事地图绘制了至少两份。而这恰恰给我提供了不少的便利。我悄悄记下部队番号和所借地图，周六下班后连夜赶往上海，将另一份备用地图转交给上级。

凭借测绘局的工作证，一路上没有人敢查看我手中的行李箱。就这样，我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了四年多。

四年内，我的上级换了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的同乡舒曰信。

第二个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她姓沈，是我同乡舒曰信的妻子。

沈安娜听到这里，惊呼一声：“第二个我认识！那是我姐姐，她叫沈伊娜！”

姚子健闻言很是高兴，立刻追问道：“原来如此，不知她最近生活可好？”

沈安娜叹息一声：“姐姐很早就病逝了。”

原来，沈伊娜是沈安娜的姐姐，当年，沈安娜为了支持姐姐沈伊娜反对包办婚姻，两人从家乡逃到上海。后来，沈伊娜遇到舒日信之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通过姐姐和姐夫，沈安娜认识了华明之，后来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此可见，姐姐沈伊娜对妹妹沈安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得知沈伊娜已经去世后，姚子健沉默了好一阵。

姚子健又开始倾诉：第三个代号叫“熊先生”，你知道这个人吗？他最近生活得怎样了？沈安娜仔细思索后，摇了摇头，表示：当时地下党为了方便活动，都是使用的代号。比如“小开”就是潘汉年先生。但这“熊先生”，我还真没印象。很多特工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身份，就牺牲在不知名的角落里了，也许“熊先生”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姚子健叹了口气，表示：希望“熊先生”只是像我一样“退隐”了，而不是连新中国建立的曙光也没有看到。

说到这里，姚子健就紧紧握着沈安娜的手，表示：自己还有几个问题，希望组织上能够答疑解难。

第一个问题：自己究竟隶属于哪个部门？自己的直系领导是谁？

沈安娜想了想，根据姚子健的工作经历和曾经接触过的上级，来推断：“老哥哥，你是中央特科的人，周恩来总理当年就是你的直系领导！”

此时，已经87岁的姚子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作为一名红色特工，一直为组织的情报工作了四年！

写到这里，笔者有必要解释一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为我党获取情报，保卫“党中央”，营救被捕同志，与共产国际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胡底、钱壮飞就是中央特科的人。周恩来、陈云、潘汉年都曾任中央特科的领导。

中央特科从1927年到1935年，共存在8年时间。而姚子健为中央特科工作的时间是1935年到1939年，共四年时间，这也是中央特科最关键时期，也是红军最艰难时期。

鉴于中央特科的极端重要性，难怪当年鲁自诚介绍自己入党时，曾反复叮嘱过：绝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只因为中央特科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建立的，若是不小心泄露了身份，引来杀身之祸还算是小的，连累了同伙才是大事。

第二个问题：自己当年送出去的情报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沈安娜结合当时红军的情况，再加上姚子健部门的特殊性，表示：老哥哥，你当年送出去的情报，应该是帮助红军了解国民党各军的动向，从而能够达到以下几种目的：

第一，给敌人的部队设伏，打垮敌人的嚣张气焰；第二，躲避敌人的大部队，避其锋芒，保存实力；第三，提前知晓敌人各个部队的动向，尤其是几次“围剿”，调动红军进行反“围剿”。

姚子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当年送出去的情报，竟然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可以说，红军能够顺利进行反“围剿”，他送出去的情报有着不小的功劳。

第三个问题：当年那些曾经用代号和自己接触过的上级、同志究竟是谁？他们现在还好吗？

第一个舒曰信，第二个沈伊娜，两人是夫妻。沈伊娜后来不幸病逝。

第三个“熊先生”不知去向，亦不知下落。

姚子健的这些疑问终于得到了解释，内心既舒坦又惆怅。舒坦的是困扰了自己67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惆怅的是有不止一位红色特工在潜伏期间出事。

2018年1月12日上午8时许，最后一位登记在中央特科名册上的中共情报人员——姚子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

百岁老人姚子健的病逝，标志着中央特科在地下工作时代的落幕。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忘记他们当年做出的贡献。

尽管只有一个代号存活于世，尽管不能将自己的身份告知家人、朋友，尽管不知道自己的情报将会用到哪里，尽管鲜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生死，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兼红色特工们，却从来不曾心生退意。

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哪怕为此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谨以此文向那些在特殊战线战斗的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