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早掌握手机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共青城赛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被江西一个县级市以优厚的招商引资条件从深圳带了过去。但这家企业几年后陷入崩盘境地,创始人代小权被当地法院以逃税罪判刑2年。
此案引起新京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并做出深度报道,逐渐还原出真相。几个月后,二审法院改判代小权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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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陷入困境后,创始人被判逃税罪
共青城赛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手机研发公司,2010年9月经招商引资,原本在深圳的赛龙公司入驻到江西省共青城市。
为求得赛龙入驻,共青城在融资、税收和土地价格等多个层面给出优厚条件。当年10月,赛龙落户共青城。
但到了2013年,赛龙陷入困境。共青城方面称系因赛龙最大订单客户摩托罗拉不再做手机业务的市场原因所致,但赛龙创始人代小权不认可,称当时公司已经拿到了华为的订单,是因为共青城方面突然抽减了5亿元贷款,公司才出了问题。
之后,赛龙和共青城方面尝试过重组。2017年7月,第5次重组期间,代小权被共青城警方拘捕,理由是逃税339万。7月20日,代小权被法院判刑2年。
2017年10月30日,代小权和赛龙公司的遭遇被一家机构自媒体披露出来。之后,新京报开始关注此事。
新京报记者朱星和报社陆续派出的同事彭彬、杨砺、马婧赶到当地,10月31日起连续做出5篇报道。
新京报采访报道过程中,代小权的律师谢民介绍,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机构以赛龙公司订单缩减为由突然收紧贷款,共抽减“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在当地银行抽贷前,赛龙公司曾获得省政府、省金融办增信,经营情况良好。
新京报的第5篇报道,是一篇经过到当地深入调查采访后形成的深度报道,题为《赛龙之死前传:曾是当地政府座上宾 给予法定之外优待》。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3084185136994738&wfr=spider&for=pc)
文中写到——
赛龙事件浮现在公众视野后,多家媒体做出跟进报道。
2017年11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翊君发出报道《共青赛龙死亡”事件已演变成一场罗生门》;2017年11月11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程维、郝成发出报道《赛龙式宿命:在共青城的复活与死亡》。
11月14日,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经济类杂志中国经济周刊刊出记者李永华发出的深度调查报道《投资商沦为阶下囚 “赛龙之死”背后的共青城转型难题》。报道指出,赛龙事件的背后,有已经落马的江西官员黄斌插手。
报道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也在官网上转载了这篇文章。
赛龙企业及其创始人代小权的遭遇,在媒体的报道下逐渐全部呈现出来,并引起热议。
2018年2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终审认为不构成逃税罪,改判代小权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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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对企业家有好的影响“
日前,“改变de力量”联系到时任新京报记者朱星、彭彬,请他们回忆了当时采访报道的过程。
改变de力量:您都做了哪些现场采访?
朱星:当天到了共青城,我第一时间就去了当地的厂区,拍了厂房和赛龙公司在当地办公室的照片。当时厂区已经荒废很久了,厂房内长满了杂草,附近居民甚至在厂区里开了一片菜地种菜。
我还去了企业在深圳的分部,也见了企业的一些员工,很多都是年轻人。
他们本来都憧憬企业能做大,一个员工当时说,企业刚搬过去时,他们去共青城参观厂房,那时候刚开始建设,公司的一位领导指着一大片地说,这以后都是我们公司的。那时候,这些年轻人对企业的未来非常期待。
改变de力量:赛龙的系列报道,新京报有多名记者参与其中。您当时的分工是什么?
彭彬:朱星到现场之后,报社认为这件事情很重大,所以决定让我做支援,也去江西。当时我负责共青城政府、赛龙创始人代小权的代理律师等方向的采访突破。
报道中提到了赛龙与共青城之间签署的一份投资合同补充协议,这份协议很重要,在一家自媒体的作者手上,我知道后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了这个作者,获得了这个核心证据。
改变de力量:您怎么看待这件案子里媒体的力量?
彭彬:从我的观察来看,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没有媒体介入的话,按照当地当时的办案方向来看,代小权不可能被判无罪。
这个事件引起媒体的关注后,外界也开始关注、评论此案。最终,法院改判代小权无罪。
应该说,媒体对推动中国法治进步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改变de力量:媒体报道在这个事件上的影响,您怎么看呢?
朱星:从结果来看,对企业家个人确实是有一些好的影响。
这件事报道之后,我曾经在报社部门的内部群里说过一段话: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取得瞩目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县域之间的竞争。各个地方的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想了很多策略。
针对特定企业制定优惠政策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具体表现。只是招商而来的企业,如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时,就有可能变成坏事。对地方政府而言,失去了税收,甚至可能失去信誉。对企业而言,错误的一步可能就让企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近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以前招商引资的政策被推翻,一些优惠取消,当时因为优惠政策而去的企业也被波及。
所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边界应该如何确定?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应该到何程度?这些当年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是一个个具体悲剧的后面,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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