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孙郁: 从“他处”迸出新思

《思于他处》

孙 郁 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思于他处》是孙郁先生的全新随笔作品集，共三辑32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品评了包括鲁迅、卡夫卡、周作人、普希金、钱锺书、黑塞、王小波、莫言等多位形作家及其作品，也藉由这些形形色色的作品，进入这些人的文学世界与个人命运，从“他处”迸出新思，重构语言的生命力，展示思想之美。

>>内文选读

晚清过后，留洋的人渐多，知识群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举其要者，一是境界大开，有了像王国维、鲁迅这类博通古今的人物；二是诸种思潮涌来，出现了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精神界的斗士 ；三是科学家诞生了，诸如李四光、詹天佑式的学人光彩照人。钱锺书对上述诸人不感兴趣，也很少著文谈及于此。他是个很苛刻之人，狂傲的地方殊多，在学术随笔与小说中批评过许多名流，挖苦之语常可看到。钱氏眼里，都是些精神不得圆通之人，人间万事，荒谬连着荒谬，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言呢？所以他叙述故事时，总喜欢用反讽之语，奚落一下人与事，幽默之中还带着冷酷。方鸿渐，就成了作者刻画的玩偶，新式读书人的悲剧就这样缓缓展开了。

方鸿渐初次与读者见面，是在回国的船上。那一幕写得很典雅，略带一点法国人的味道。主人公不是学富五车的游子，不过一个镀过金的凡夫俗子，嘴里可吐出各种高贵的名词，有时不妨也带有哲理的意味，但内心却和国内的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作者介绍人物的身世时写道：

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在钱锺书眼里，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大家依附在八股文中；二十世纪初了，要钻洋人的空子，得点洋气，于是名利双全。根底是功利心起作用，超然于象外的自由感，几乎没有。《围城》里的学者，猥琐、虚伪、小气者比比皆是，三闾大学中的教员都有点漫画气，学识与做人都让人发笑。方鸿渐混于其中，已经算很不错的人物了。可他对教学、研究都谈不上兴趣，不过混一点日子。他为人比较善良，在利益面前不免虚伪，可又常常有羞惭之感，内心矛盾的地方很多。他的言谈，看似有些学问，但都是些别人的思想，是嚼着别人嚼过的东西，所谓“正确的废话”者正是。比如在与赵辛楣对话时说：

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

这样的话当不是方鸿渐的发明，我们似乎从某些作家随感中阅读过。有一些话是他刻骨体验的结晶，远远胜于学术垂想。比如与孙柔嘉的那番感慨：

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方鸿渐在书本中似乎没有学到什么，人生这个课堂，倒让其有了深切的体味。他四处碰壁，不如意的事情总随在身后，一直陷在悖论里。失恋、失业、失宠等，像魔鬼般纠缠着他。作者写这个人物，将其视为社会的被动的求生者，殉道感、使命感是不存在的。“五四”后的读书人，有一些是不安于现状，要改变命运的。还有一类人在灰暗里痛不欲生，陷入黑暗的大泽，如鲁迅笔下的魏连殳等。那结局一是去流血争斗，一是绝望的死。方鸿渐做不了革命者，不说社会主义学说知之甚少，像无政府主义这类的思潮，也难以唤起激情吧。他全凭命运之舟的漂泊，寄生于知识界，本质上还是个旧文人。我们在《儒林外史》这样的书中，不是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吗？《围城》让我们看到了旧式文人的一种灰暗之影。钱氏是要在今人的血肉里，找古老的遗传。他用了诙谐、冷暗的笔，画出了人类中“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在意识形态复杂的年月里，能诞生一种非阶级意识的文人生活文本，是有趣的。钱氏在有意无意之间，超越了一个时代。

▲钱锺书（资料图片）

人们佩服钱锺书的，大概主要是他的学问，小说还是其次。钱氏写小说，不过是业余的游戏，并不那么一本正经。我觉得他小说的嘲弄口吻，和学术意识有关，对人间万物有一种戏谑的态度。中国文人的悲剧是易成为一种精神的奴隶，不知道人是在悖谬之中。社会像一个巨大的网，先前的信念、教义讲的是必然的与可然的东西。而生活却往往不能以逻辑入手，用先验之尺是量不出所以然的。《围城》里的故事，是对人类的一个嘲讽，一切神圣的字眼都被颠覆了。世间有纯情的存在吗？你努力了半天的东西，其实并不属于你，可一旦庄严的存在到来，却发现那里处处是陷阱。不知道这一现象在哲学上被怎样解析，钱锺书在幕后以超然之笔，讥刺着熟悉的群落，其实是将生活漫画化了，也玄学化了。

方鸿渐的可悲在于对一切的无法预料。爱情、学业、婚姻、职业都以非常规的方式与其纠葛，原来自己是在一片迷津之中。苏小姐那么追求他，却对其没有感觉；心里暗恋的是唐小姐，最终又被这个漂亮的姑娘抛弃。他初次与孙小姐见面，并无任何感觉，共事许久亦无恋意。但后来却与这位平平常常的小姐结婚。作者写方鸿渐的情感生活，好似故意用了恶毒之笔，偏偏不给留下一点诗意。全书苛刻之笔四溅，连一点柔情都没有。小说结尾中对方家的大家族生活的描述，通篇恶气，人的自私、阴毒、冷漠，让人喘不过气来。

方鸿渐永无快乐之日，那是必然的。钱锺书嘲笑文人把无聊当成事业，欺骗了别人，也自戕了自己。他眼里的文人不值什么，在描写汪处厚时，有这样一段自白：

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发生。“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类似的话，在《围城》里比比皆是，有诸多的笑料。谈到教授生涯时，也不忘对那些学人大加鞭笞，揭露其中的丑态。钱锺书好像学会了古希腊辩士的手段，专去剜别人的伤疤，不留一点情面。大学教授在其笔下像一个个小丑，做的不过骗人的把戏。例如，写方鸿渐的教授生活，如此下笔：

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弃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试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婚后的方鸿渐、孙柔嘉（电视剧《围城》剧照）

《围城》里的学者没有像样子的，大家都是混混，本没什么崇高可言。方鸿渐一面知道大家在骗，一面又相信骗的合理性，自己骗人，也被别人骗，掉到了连环网中。大学应是美好的，去混一混吧，不料都是暗礁，碰得遍体是伤。婚姻是美好的，结为家庭是一个归宿，结果呢，冲突连着冲突，爱不过是个幻影。看过了《围城》，我的印象是，作者是个少信多疑的人，性情中冷的气味胜于暖意。他处处看出人的可笑，如同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儒生，做的都是荒唐的事情。杨绛说钱锺书写此书，表现了一股“痴气”，何为“痴气”？不太好解，我倒感到了一种“傲气”，说它“傲”，乃是消解了周围的环境，将一切归于虚幻，人的一点点美的灵光也驱走了。小说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动乱年月，钱氏自谓是“忧世伤生”之时。可他将自己的痛感隐得很深，看不到抑郁的形影。相反却制造出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存在物，嬉笑怒骂，被空幻之影代替，要走进作者的世界，是要花一些力气的。

每读钱锺书的文字，深觉风骨之高。他读书丰厚，能及其博杂者不多，于札记中能看出不凡的境界。读人也目光深切，看法有别于一般文人。作者挑剔古人，毫不温暾，许多名人被其拉下马来，露出本来面目。写到同代人的生活，也入木三分，把书中的戾气也用于察人之道了。本来，他是书斋中人，对尘世了解殊少。可尖刻与深邃绝不亚于阅世深者。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吴忠匡在《记钱锺书先生》中这样写道：

至于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却极其单纯，像水晶球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这可是人们所万难想象的。在他身上既充溢着敏锐的智力和活活泼泼的想象力，他的思考风格又是独一无二而且十分惊人。然而在书本以外的日常生活领域，却表现出缺乏一般的常识，极其天真。常常在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小事之中，会闹出一些超乎常情的笑话，人们嘲笑他的书生气。譬如他每次上街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回自己的宿舍了。他也不会买东西，买了贵东西，还以为便宜。可他从不甘心承认自己的书生气，他常辩说自己最通晓世上的人情和世故，说自己从书本中早已经省识了人生和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事实也许真是这样，他在小说《围城》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惟妙惟肖的刻画，不是最好的例证吗？

不谙于生活细节的人，却能写出楚楚动人的生活画面，那是要有一番智慧的。钱氏写方鸿渐这类人得心应手，很像手中的玩偶，任其左右。他还写过一篇小说《上帝的梦》，也嬉笑怒骂，把那一尊伟岸的神像也血肉丰富起来，烦恼与苦楚也描摹出来了。钱氏写人大多基于想象。《围城》里多的是对话，对场景、衣食住行的细节往往忽略不计。方鸿渐之于他，不过自己周围文人的缩影，绝没特地标含什么深层的思想意义。他的好友赵辛楣有一句话说出了他们彼此的尴尬：“我觉得谁都可怜，汪处厚也可怜，孙小姐可怜，你也可怜。”此话似乎可以作为《围城》的注释，钱氏文字背后的叹息，我们于此是可以感受一二的。

钱锺书是狡黠的，他的悲苦含而不露，用了大量的诙谐、滑稽笔触，打破文人头上神圣的灵光，先前人们追求的永恒与必然，在贬损式的词句里被颠覆了。博纳文图拉在《夜巡记》中有一句话，写出了诙谐的意味，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专门引用了它：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诙谐更强大的手段能对抗世界和命运的一切嘲弄！面对这副讽刺的假面，最强大的敌人也会感到恐惧，如果我敢讥笑不幸，不幸也得向我低头！这个地球和它那多情的伴侣月亮一起，除了讥笑，鬼知道还值些什么！

当钱氏冷酷地挖苦笔下的人物时，他内心的快感，是得到了升华的。他不屑于在文本中捶胸顿足，谁说那样不有一点傻气呢？于是以嘲弄的笔法戏弄着高贵、神圣。方鸿渐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粒子，人的有限性和不可理喻性皆备于其身。人注定要失败于周围的世界之中，学问、事业、家庭，不过暂瞬的存在，一切均将隐于灰暗之中。我由此想起作者的晚年，拒绝一切外界的诱惑，那是免于被看、被笑的逃避吧？人一表演，上帝就发笑，似乎是这样的。方鸿渐平平常常的日子，都如此被人讥损，何况是更耀眼的人物呢？钱锺书笑过上帝，笑过文人，自然也笑过自己。其实在《围城》之中，也是可找到作者的一点影子的。

>>作者简介

孙郁，1957年出生于辽宁大连。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民国文学十五讲》《鲁迅忧思录》《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与周作人》等。曾获第12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14），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2018），第五届“朱自清散文奖”（2018）等。

（视频）孙郁：那些重要的思想，都不是在流行色里产生的

作者：孙郁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