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一九五二年，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演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题。经过后续的修订与增删，后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出世。我通过阅读这本书，大概对中国历代政治有所了解，从中得到了一些历史方面的补充，当然这本书也没有十全十美，也存在不足之处。

本书从汉代讲起，有唐、宋、明、清，分五讲。在序里面，钱穆先生对写这本书有了一些说明：“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

本书在前言里在这几个方面讲：

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三，制度虽像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而臻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第一范围，“政府的组织”。

第二范围，“考试和选举”。

第三范围，“赋税制度”。

第四范围，“国防与兵役制度”

本书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细节的历史知识也可以找到，像汉代的兵役制度，在讲到清代时讲到“制度与法术”，许多的历史我们都是可以重温的，总之我们要知道的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我们应该要客观去看待的，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