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迷离 醉江南” 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家园清新脱俗的自由向往

小迷离——醉江南

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内核是对家园清新脱俗的自由向往！

从史前到明清，江南文化审美风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江南文化最早可以溯源至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吴越民族的先期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雏形。

商末周初，吴越两国在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以及江西部分地区相继兴起。春秋晚期，句吴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建都；於越在会稽，今之浙江绍兴建都。吴乃“太伯奔吴”而建，越乃夏之苗裔，荆蛮族人所建。在吴国越国这片土地上，吴越文化逐渐定型成熟。吴越文化的最明显特征表现为对水的极度的崇拜和信仰。战国晚期，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相融之后，吴越文化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体现在，好勇尚武不再是吴越文化中最典型的存在，“尚武文化”和“重文文化”开始交汇融会。

处于江南文化初始阶段的吴越文化，此时还只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和政治重心的不断南移，江南文化逐步树立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区域文化开始步入“中国的”江南文化范畴。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谈玄尚韵的东晋和好药酒、重姿容、品神韵的“魏晋风度”为此时的江南文化注入了讲意境求幽远、风流恣情、澄澈重情、超然隐逸等新的特质；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元嘉体”，工巧华美、清新通畅的“永明体”，清秀拔俗的“吴均体”也为诗坛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南朝清新活泼的江南民歌，既大胆热烈又执着朴素，有着美好动人的情致和纯真明朗的韵味。

从安史之乱直到宋室南渡，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江南文化于此发生质的起飞，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开始占据主动。“吴中四士”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为唐诗增添了一缕空明、清丽和深幽的意境。安史之乱之后，大量文士避难江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在江南风物的浸润下，受古文运动牵制的音律精细、辞藻巧艳的齐梁诗风被再度模仿。

一叶知秋，由此可见江南文化此时在文化之影响。至晚唐，从文化的概念上来使用“江南”，借以指代“风光秀美、民熙物阜”之地的说法已然约定俗成。

到了南宋，随着文化人才进一步集中江南，江南文化经历了又一次的发展，特别是在“花轻似梦、雨细如愁”的宋词的带动下，“文人艺术”发轫。意境情趣、一味妙悟、含蓄空灵成为江南文化美学的中心。造型极简、釉色纯净又内涵丰富的宋代瓷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而最能集中体现“文人艺术”审美品格的则是“文人画”。文人画在南宋兴起，于元至鼎盛，是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珍宝。文人画画家如赵孟、元四家皆出身江南。梅兰竹石、山水花鸟成为文人画新的描摹对象，诗、文、画、印的配合也与晋唐人物画迥然。无论是浑厚全景的北宋山水，精巧工致的南宋山水，还是水墨压倒青山绿水的元山水，对于“虚实相生、意在言外”的意境追求在不断递进。

从明嘉靖到清乾隆，江南一地哲学、文学、艺术流派众多、波澜起伏。

发达的江南经济，市民阶级的兴起，文化世家的大量出现、阳明心学的宣扬流变，使得江南文化更加贴近世俗人情，求“俗”成为文学与艺术共存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文化艺术的迅速商品化上。以刻书为例，清代私营坊刻取代官刻和家刻，占据绝对优势，仅苏州、南京坊刻所刻之书就占全国总量的7/10，为迎合读者的喜好，其所印之书又以戏曲、传奇、小说、诗词、杂书为主。这类市民文艺不再载道言志，而是充满了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富贵荣华的钦慕，对男女情爱的企望以及对公案神怪的兴趣。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50年间，是中国市民文化之代表“话本”创作的繁荣期，从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大都出自江南，其他话本小说的作者亦多江南人士。在此背景下，明清的文人画作也不免沾染了江南繁华市井带来的世俗气息。

“吴门四家”、清初的金陵八家、清中期的扬州八怪把世俗生活画推向高潮。清末之海上画派则表现了更为浓烈的市民文艺色彩。皆因审美在日常，明清时期的江南饮食文化、园林文化、曲艺等等都达到了各自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最高点。

江南在中国并不是特指哪个城市，而是长江中下游的区域。古人历经数次南下迁徙，为打造江南美丽的文化做下基础，而人们的印象中江南是个富庶的鱼米之乡，有着如诗如画的环境，殊不知这里的酒文化同样是令人艳羡。

宣城白酒的生产基地地处皖南，空气湿润，水源充足，便于微生物生长繁殖，适宜酿酒。小迷离酒采用东北红高梁为原料，中高温制曲，一般来说，酱香型白酒中的茅台酒用高温制曲，浓香型白酒中的沪州老窖多用中温制曲，而小迷离酒用独特的中高温制曲，这种酒曲酿出的酒酒体醇厚、丰满。

“小迷离 醉江南”

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家园清新脱俗的自由向往

“小迷离 醉江南”

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家园清新脱俗的自由向往

“向酒杯中瞥眼，羞见粉郎招”——昆曲中的江南酒文化

中国文人酒文化历史悠久，从竹林七贤纵酒狂歌，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白，“今宵酒醒何处”的柳永，“又把桃花换酒钱”的江南才子唐寅等，都使“酒”脱离了本意而具有了雅文化的疏狂傲世的内涵。明清时期的江南审美生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之一。“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气质和风度同样也体现在滋生于江南的昆曲艺术之中。

明清昆曲文本中，关于酒、酒具、酒令、饮酒环境及礼仪等的描写，展现了江南酒文化的特点及文化内涵，折射出明清商品经济下市井繁荣和精致的文人生活。酒蕴含着看透世事变幻后悠然处之，享受人生此在、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明清江南瓷器、玉器等手工艺发展，饮酒器具更加精良，美轮美奂。明初苏州“沈万三富敌国，家有玛瑙酒壶，中有葡萄一枝如画”，“玛瑙壶倾酒百盏”。明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不由感慨说：“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到明万历年间，酒器的奢华更日甚一日，“及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购犀玉酒器以华宾筵，……且以象箸玉杯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