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哈尔司令”范绍增起义后，他的多个姨太太去了哪？

原作者东方寻史

“端人家的碗，就要服人家管……”

1949年12月，国军总司令范绍增在渠县带兵起义后义正言辞地说道。

范绍增是四川绥定府大竹县清河镇人，在1949年9月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重庆挺进军总司令企图与共产党抵抗。

但最后范绍增认清局势，在关键时刻带领两万多的官兵在渠县的三汇镇起义，及时地弃暗投明了。

这一起义，就说明范绍增已经归共产党所管，而共产党提倡的是一夫一妻制，他却有妻妾七人。

那么范绍增在起义之后，他的七个妻妾去哪了，他是如何安排的？

1894年，范绍增出生于四川大竹县的一个富庶之家，他的父亲范先级是当地的一名乡绅。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出生，按理说范绍增应该是富有满腔书香气质的书童才对，但他却天生性格顽劣，天不怕地不怕。

虽然范绍增调皮，但他依旧深得祖父范守中的喜爱，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泛海廷，他的祖父经常叫他“海儿”。

由于范绍增经常逃学，不好好学习，他的祖父恨铁不成钢，时常拿根木棒子在后面追打他，边追边喊“海儿”，最后由于口音问题就变成了“哈儿”。

范绍增的外号“范哈儿”就这么被叫了下来，明知别人是在取笑自己，但范绍增却一点都不在意，别人一叫他“范哈儿”，他就乐呵呵的应了。

再大一点，他就逃课去了茶馆“听书”，渐渐对江湖上的英雄豪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他后来加入当地的“袍哥”奠定了基础。

“袍哥”则是四川哥老会的另一种名称，是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当时的时代影响很深。

1911年，作为袍哥首领、同盟会员的张作霖聚众而起，此时只有十七岁的范绍增对张作霖充满了钦佩之情，为其摇旗呐喊。

张作霖非常欣赏范绍增随机应变的能力，便将他收为了袍哥小兄弟，并经过张作霖的介绍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加入组织后，范绍增跟着张作霖一起行侠仗义，成了张作霖的总管事。在张作霖参加“反袁”失败被迫上山时，跟随他在渠竹边境一带抢劫财物用于购买枪支，扩充他们队伍的实力。

1916年，范绍增跟随张作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在队伍斗争到邻水县时，张作霖被亲袁的川军偷袭杀害，范绍增则扛起了队伍的大旗，继续参加反袁运动。

当达县、渠县一带发生讨袁起义后，范绍增也义无返顾地参加了这次起义，还被颜德基部编入了旅五团当营长，后来改编为了第一军第六师的团长。

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带兵进攻了武汉，范绍增则在暗中收留了共产党员王维舟，并且出枪出人支持大竹县团练驱逐杨森驻扎在大竹县的师长白驹。

后来杨森发现范绍增暗中发动“袍哥”势力，便要下狠手除掉他，范绍增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跑了。

几经辗转之后，范绍增便投入了刘湘的部下，并担任了第四师的师长。

1938年，范绍增因为揭发刘、韩勾结有功，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并被委任为第八十八军的军长。

此后范绍增便加入了抗日战争，并在四川又编成了四个团，因为武器破旧，他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让武器修理厂的厂长李文彬帮忙修理。

“过去是打内战，那是坑害老百姓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打日本鬼子，是保护老百姓的，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土地！”作战前，范绍增对着自己的部下慷慨激昂地说道。

从1939年到1942年，范绍增带兵多次立功，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在前线打了胜仗的范绍增却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反而被调任为了没有实权的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很是生气，便气冲冲的回了重庆。

回到四川后的范绍增结识了几个益友，比如张澜、熊克武等，还一同参加了章伯钧、杨虎等人组织的民主活动，渐渐地范绍增的思想开始倾向于反蒋。

有了这一思想的范绍增便跑到了上海，开始参加民革活动，并凭借着帮会和川军的旧部成立了“益社”，自己担任了该社的理事长。

而且“益社”在经商的过程中还和中共地下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范绍增曾经将药物、纸张等运往了苏北解放区。

1949年9月，大批解放军已经挺进了四川，蒋介石的结局已经有了定夺。但是蒋介石还是不死心，想起了还在四川的范绍增，便让范绍增在四川建立了大约4万人的军队。

1949年10月13日，躲到台湾的蒋介石又给范绍增打了电话，命令他将军队扩充到10万人，守住四川和东北。

而此时共产党员杨震东则接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要求他策反范绍增，于是杨震东便找到了范绍增的外甥黄行伦。

“你舅舅范绍增现在在四川组织了将近四万人的队伍，但你想想现在的局势，蒋介石自己躲到了台湾，让你们拼死顽抗，而且他自己的几百万大军都打不过共军，你舅舅几万人就想打过吗？你还是好好劝劝你舅舅，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听了杨震东的话之后，黄行伦便马不停蹄地去找了范绍增，并对范绍增说了杨震东所表达的意思：“舅舅，现在局势已定，你再跟着老蒋肯定是要倒霉的，既然共产党看重我们，我们不如就听他们的，日后还有活头。”

本就对蒋介石有意见的范绍增一听是共产党需要他，便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弃暗投明：“行！也算是共军看得起我，愿意给我碗饭吃。既然如此，以后端人家的碗就要服人家管！”

1949年12月，范绍增正式宣布率兵起义，并服从解放军的标准，配合了共方“清缴武器督查小组”，实施枪械迅速封存。

12月30日，共方驻军邀请了范绍增和他的部下一起在渠县县城一起渡过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新年。

范绍增在弃暗投明之前是有七个妾室的，但既然范绍增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解放军，那就必须遵守规定，遵守一夫一妻制。那么范绍增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范绍增的七个妻妾里有一个是名门正娶的妻子，叫做陈文兰，两人的婚姻是范绍增的祖父一手包办的。结婚时陈文兰16岁，而范绍增才14岁，后来因为范绍增闯下大祸，惹到了祖父，并扬言要活埋他。

范绍增便逃出了范家，开始了流浪天涯的生活，原配陈文兰则留在了范家替他照顾一大家子的人。

范绍增则在四处流浪的路上认识了他的其他几个妾室，分别是张绍芬、叶绍芳、房世民、赵蕴华、何淑兰、何蜀熙，其中最为漂亮的是赵蕴华与何蜀熙，两人在范绍增的行军之路上还做了不少“贡献”。

几个妻妾为范绍增生下了很多孩子，有八个女儿，四个儿子，加上七个老婆，范绍增有很大一个家庭要养，那么他一个军官又是如何养活的这一大家子人呢？

关于这一点，在《关于杜月笙》的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范绍增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走私鸦片的黑道生意，来从中获取暴利。

因为当时范绍增和上海青帮的头目杜月笙勾结上了，从1925年前后，两人就开始了来往，杜月笙经常要求范绍增为他收购鸦片，范绍增也是一直尽力帮助他。

后来杜月笙的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在范绍增的驻地开设的一座吗啡工厂，还是范绍增帮忙保护的。

这样一来，范绍增的收入就不是一点点了，毒枭与军阀混在一起，捞了不少油水，范绍增的一大家子自然也就不发愁会被饿死，反而小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滋润。

有了钱的范绍增，财大气粗的在重庆民国路修建了一个占了民国路半条街的庄园，取名为范庄，为的就是让妻妾子女们都能住在一起生活。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沦陷，蒋介石带着宋美龄还有孔祥熙等人在范庄居住过，那时的民国政府已经迁到了重庆。

为了讨好上级，搞好人际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范绍增将自己两个最漂亮的妾室赵蕴华、何蜀熙送进了国民党高官太太们的圈子里，让她们讨好那些高官太太，经常送她们价值不菲的礼物，两个小妾因此变成了当时有名的“交际花”。

1949年10月15日，范绍增在起义成功之后就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为之后遣散整个家庭做了准备。

“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都要听共产党的，现在家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并不符合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度，因此这个家以后就会解散了，大家都早点做准备吧！”范绍增将一家老少都召集了跟前，严肃地说道。

其中何蜀熙早在范绍增起义之前，就带着大量钱财和一双儿女去了香港，投奔了杜月笙。

“非散不可吗，我还想跟着你。”叶绍芳试探性地问道。

范绍增的态度却是十分坚决：“不可以，除了老大陈文兰是我的原配，我不会和离，其他的就分了财产各自过去吧，这是规定。”

于是，几个妾室房世民、赵蕴华、张绍芬、何淑兰都欣然接受了这一结果和范绍增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分得的家产和各自的孩子，去了各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只有叶绍芳一个人还要死心塌地地跟着范绍增，她骨子里从一而终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便在成都又住了几年。

后来组织上得知了这一情况，便给了范绍增一个特批，同意了让叶绍芳带着孩子范秋生继续和范绍增生活在一起。

之后范绍增被调任解放军第50军的高参，叶绍芳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

1952年之后，范绍增就被调到了河南任职，期间担任过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南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

也是在河南任职的这些年，范绍增将原来的三大爱好变成了一大爱好，川牌和牌九都不打了，就喜欢打球。因为对体育过分热爱，他在任时还主张修建了郑州体育场。

1977年3月5日，范绍增在河南郑州去世，享年83岁，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叶绍芳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以97岁的高龄去世。

在范绍增去世之后，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有不少影视作品都以他为原型，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比如《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

但由于作品将范绍增的形象刻画得十分“傻气”，引起了范绍增儿女们的强烈不满，甚至将影视制作方告上了法庭。

除此之外，还有传言说范绍增的妻妾不止七个，实际上是有四十多个的，但这一说法也被范绍增散落四方的儿女们给推翻了，证明了他虽然妻妾多，但也只有七个，其他的都是他人的编排。

至于范绍增散落全四方的几个儿女，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发展得都很不错。

最后范绍增的故事就结束了，对于他戏剧化的一生你又是怎么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