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村民自治与文化自信

——读《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

与《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在乡村文化研究视域中，围绕村落文化本身如乡土社会特征、传统家族文化、传统农民价值观等领域研究者较多，但文化是一个复杂概念，渗透到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村民自治与乡村文化有着天然联系。因为自治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和制度，背后依托的更是一种文化理念，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村民自治，可以为村民自治寻找到更坚实深厚的根基。本文将结合张鸣所著《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与曹锦清、张乐天等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两本书探讨传统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近代以来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上面”输入的强有力的政策和同样顽强的内部传统这两重因素如何相互影响与制约，通过打破传统文化威权把农民高度组织起来；特别是新时代如何彰显文化自信与村民自治互促互融，将优秀传统文化合理融入现代乡村治理结构中，从而促进村民自治良性发展。

一、传统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乡村组织的活跃与沉寂

自孔子以来，传统中国的文化呈散状分布，人才缺乏集中性，城市与乡村相比在文化上并没有优势。那时候“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1]乡绅在传统乡村获取地位的条件并不在其经济基础，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象征，“因为他们有文化”，“掌握着话语权”[2]，尤其是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与众多学者一致，张鸣认同“国家通过乡绅统治农村”这一观点，认为传统农村的统治架构分为两层：一是国家政府，二是乡绅领导下的自治，但他更强调这双重统治架构之间的联系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乡里道义也就是乡里道德的基本内涵与正统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双重架构的乡村统治（国家通过乡绅统治农村）实现的前提。

关于乡村组织，张鸣与曹锦清等的观点似乎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这或许与他们研究对象不同有关：张鸣在书中侧重研究历史上基层社会的乡绅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强调国家通过乡绅统治农村，从这一观念引申出“在传统时代，国家政权要面对的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一个个农户，”乡村的民间组织“承担了农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祭祀娱乐、社会福利和自卫保护等所有官府不管的事情 [3]，”尤其是“那些普遍存在而且非常活跃的合法民间组织，实际上是农村社会赖以运转的组织网络，”没有这些民间组织，乡绅在乡村的统治无法实现，而且影响整个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也就是杜赞奇所说“权力的文化网络”，不仅“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等，看似无用，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4]”。依靠传统的村规民约等道德文化力量维持乡村秩序，“文化网络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5]。

曹锦清等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侧重研究新中国引入各类新组织形式后，分散的个体农户如何应对与重新学习这些组织形式，并发现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最大的问题。由此他得出传统中国“除家、国这两种基本的组织形式外，别无其他社会中间组织”[6]这一判断。虽然也有宗族组织，商业组织如行会、商会等，知识分子的“文学-政治”结社、秘密社会组织如天地会、青帮、红帮等，但实际上传统社会内的中间组织远没有达到普遍和发达的程度[7]。至于传统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社会中间组织，曹锦清等认为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由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经济所决定，二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政治结社组织的禁绝，“乡村文化中发展出一种通过亲邻关系网络，通过人情交往来加以满足的习俗，而无须冒险去创建一个组织。[8]”

由于没有其他中间组织，只有“国”和“家”，曹锦清等认为中国传统农民较为缺乏自组织能力，在家庭和村落范围内，只服从习惯与尊长[9]；对家、国之间的乡村地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习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主权者来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而张鸣则认为中国乡村民间自组织能力原本就有，“民间自组织能力的消退”是在“民间组织彻底退出乡村权力舞台”以后的事情。

虽然两本书在中国传统乡村组织究竟是活跃还是沉寂这一观点上看似有所不同，但其实核心内容是相通的。曹锦清等学者提出中国没有“社会”，这里的社会是相对西方意义的“社会”而言，所指的传统乡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类似欧美社会各种经济联合组织或地方自治组织，因此中国传统上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如自组织、公共意志的表达、尊重和服从制度等习惯；而张鸣在书中所指的社会“就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祭祀和娱乐组织[10]，” 所指的传统乡村组织既有承担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祭祀娱乐、社会福利和自卫保护等任务的合法与正常的民间会社，也有非法的民间帮会和教门，还有半合法的拳会等组织，强调这些传统民间组织对乡村权力结构的牵制作用。两本书都各自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传统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从文化视角看，传统的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自治”。

二、打破传统文化威权：高度组织与新旧文化的冲突

近代中国以后，国家权力日益深入到乡村社会，乡绅权力开始公开化，同时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又大多办在城市，因此形成了人才离开乡村的巨大拉力，传统乡绅在乡村的地位开始衰落，乡绅文化素质下降，道德氛围也逐渐弱化，因为原来的士绅道德是以科举功名作为载体的，一旦失去了这个载体，道德未免要陷入混乱[12]，于是地方精英对乡村的传统统治转化成为一种武力控制[13]。随着军阀割据、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权体系，农村环境更加恶化，原有的文化网络遭到了破坏，“农村凋敝”现象开始出现。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来的条件下创造[14]。”传统文化威权虽然不似过去完全一样，但其影响并不会完全消失，有时候会以另一种形式面貌出现。比如关于保甲制失败的原因，张鸣特别提到了保甲与中国农村的传统存在的根本性冲突，由此可见在制度自上往下实际推行过程中，传统文化依然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让农民一改过去宗亲邻里之间的相互扶助和照应，凡事不撕破脸皮的古老习惯，没有外力的冲击……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这种习惯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15]。”如果强制推行“违背农民的生活习惯的制度”，结果无疑会是失败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保护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到了破坏，有价值的社会精英大量流失，但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东西是不大容易在几十年内全然瓦解的。[16]”还比如按照新型革命理念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虽然确定了阶级观念的划分标准，无论男女老少都身处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之中，看起来农民被高度组织动员起来了，但实际上农民是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和解释这些陌生的政治概念，“原有的信仰和崇拜对象虽然换了，但崇拜的模式却依然如故……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并没有从农民心目中被驱走，只不过在暂时的替代的身影后面躲了起来而已[17]。”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开始并完成了消除乡村地主经济、实现耕者有其田任务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就是第一次乡村革命；“把合作组织形式全面地导入乡村，从而把‘一盘散沙’似的乡村彻底地组织起来，这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的第二次乡村革命[18]。”把数千年来习惯于单家独户经营的千百万农户组织起来，并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行。于是民间娱乐被宣传汇演等代替，祭神活动在破除迷信中消亡……国家政权把每一个农民都吸纳到体制之内。[19]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两本书都一致认为土地改革看似是一场经济变革，其实质是文化变革，一场高度动员农民的意识形态宣传：“土改过程，在经济上虽然是财产的再分配过程，但在社会政治方面，是用阶级划分取代血缘辈分等级划分，用阶级组织取代宗族组织，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村落宗族观念。一句话，是用新的文化因素取代传统的旧文化。[20]”“以前所有的文化、能力、财富以及宗族等资源统统不算数了，社会价值整个颠倒了过来，土地改革第一次颠覆了中国农村的千年老理[21]。”特别是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以后，集体主义更加成为农民普遍的价值观念，集体本位和国家本位取代家庭和家族主义，以公为先、无私奉献等集体文化上升为当时的主流文化[22]。

然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引起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但二者变迁速度并不一样，一般而言观念道德层面的非物质文化存在滞后性，“旧传统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决不会很快地退出人们的头脑。[23]”虽然有形的宗族组织、宗族制度解体了，“宗族观念不可能随着宗族制度的摧毁而消失。相反，它在村内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一旦气候适宜，这些宗族观念便会朝着制度化方向再度‘复旧’”[24]。因此虽然国家权力下乡将社会自治压缩到最小范围，甚至把农民私人生活公共化，但是自治文化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渗入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成为农村文化知识库的文化资源和新传统，并继续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5]。

三、新时代文化治理：文化自信与村民自治互融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虽然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不时交替出现“自卑”和“自大”两种倾向，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始终是文化自信的根本和底气所在；中华民族也素有村民自治的文化底蕴，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开始了从乡绅自治、到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再到“乡政村治”“多元共治”现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历史演进，村民自治始终彰显着传统文化的底色。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明白，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在农民心里注入一种新的道理，与传统的老理大体上吻合，给予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主张和行为某种正当性[26]，通过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影响身处其中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正如《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书中认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外部引入乡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移植……恰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在一种文化中发育成长的组织形式离不开它的文化环境。”[2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丰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现形式，发挥村民监督的作用，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要培育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8]；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尽管礼治秩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现代法治秩序已成为时代发展大趋势，但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观念根深蒂固，乡村甚至城市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维系家族和邻里的传统关系依然广泛存在[29]；而且法治秩序只有在与乡村社会认同的礼治秩序不相冲突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乡村社会认同并成为共同遵从的社会规则。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村民自治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只有文化自信起来，现代村民自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既不是传统全盘复古，也不是完全“栽植”西方文化，在对传统文化挖掘利用的同时，现代文化要素也必须参与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比如村民的现代民主意识是村民自治的主观条件，其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实施和成效。但因受传统乡村文化的影响，现在广大村民的政治意识还没有完全民主化，广大农村依然是依赖性的政治文化状态[30]。因此曹锦清认为，“当我们着手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教育农民，也就是进行乡村文化的改造，让他们通过人们代表大会的实践真正学会协商、决议、选举、监督[31]。”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民主素养的获得需要长期的培养和引导，只有使村民逐步摆脱非民主观念的束缚，成熟到“能够代表自己而无需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程度，以充分保障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才能保障村民自治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3]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6]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3页。

[7]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0页。

[8]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1页。

[9]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61页。

[10]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11]秦晖: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页。

[12]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13]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1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603页。

[15]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16]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17]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18]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7页。

[1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20]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2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22]任路：《文化相连：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文化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3]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1页。

[24]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25]陈吉元、胡必亮：《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班，第 226页。

[26]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27]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页。

[28]《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08-409页

[29]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浙江学刊》2020年5期。

[30]陈方南：《论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

[31]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88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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