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茶馆，因为茶馆有趣，那些闲聊与争执都充盈生活的气息，平常自在而富有哲理。
出了弄堂就是天马茶馆。
我去茶馆不是喝茶，而是打开水。进门有只圆滚滚的贮水桶，只要顶端的玻璃管咕嘟咕嘟泛起水泡冒出热气，水就开了。这个烧着通红煤块的水箱叫老虎灶。那时的茶馆属国营商店，售茶也售水，付一分钱或“壹分”的筹子就可灌一热水瓶开水。由于离家近方便，我就经常去，也渐渐与茶客混熟了，也常被他们的茶话所吸引。
店堂的三张八仙桌几乎趟趟满座。茶客多是上年纪的人，七八个一桌，每桌摆上两三把紫黑光亮的茶壶，几只小茶盅也红润锃亮。我纠结的是小小一盅茶居然分几次才喝净，有的只是抿一抿，似乎茶里有神奇的味道才舍不得一饮而尽；有的眼看在嘴边了却慢慢放下，先得把话说了。
他们的话题如同他们的相貌，朴素而随意。有老调重弹的生活琐事，也有新鲜趣闻。即使吹牛我也要逗留一会听个结果。比如胡子拉碴嗓门洪亮的阿陆说有回下河摸蟹，感觉摸到了大黄鳝，拎出水来却是条鲜红的赤练蛇。他一本正经地说蛇没咬他，只是死死缠着手腕，他风轮般地挥动手臂，把蛇甩了个八丈远。看着他的认真，大家笑他，有的说那蛇牙掉了，也有说阿陆皮厚没咬透。于是大家一阵开心。不过说起女知青在船上挑稻一脚踩空掉入河里，他奔去救人，或是在天马山里抓住逃犯扭送派出所的事，大家无不佩服。
老王喜欢不停地摩挲自己的小茶壶，喝茶时小指勾壶把，拇指托底，食指中指按壶盖慢慢提起，口对壶嘴头一歪，“滋溜”一声。他洒脱大方，经常掏出瓜子往桌上一撒。发烟时也不忘邻桌的人。有次拿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乐呵呵地说是好烟，结果一圈下来自己没了，只好掏出“劳动牌”。他说抗日时给新四军送情报，捉了三只鸭子，捏死一只把情报塞入鸭肚里与活鸭摆在一起去“卖鸭”。过关时日本鬼子扣了活鸭，留下死鸭情报就送出了。他还说日本投降两年后有天半夜枪声四起，全村人都跑，自己也跟着一群人跑，结果跟的是国民党军就被强制当了兵。打过一次仗，他枪口抬高故意避开解放军，后来趁乱逃回了浙南老家。就凭送情报的功劳，乡干部叫他当村干部，可他说技不压人，做木匠好。说完吸口烟“滋溜”一口茶，满脸惬意。
他们中唯一戴眼镜的“杜佬”看似斯文，喝茶却粗犷。每次三分钱一小红包茶放入瓷碗直接到灶上冲上开水。一说话下巴上的褐色疤痕像蚯蚓在蠕动，尽兴时仰头大笑。他的说笑也让我长了见识。比如甲鱼咬手不放，只要用一细物戳其鼻孔立马松口。又如钓鱼要看风向和时辰，鱼种不同鱼钩鱼饵也不同。油锅起火盖锅盖等生活常识都是他说的。
其实不打开水我也会光顾茶馆，因为茶馆有趣。无论是他们偶尔的争执，闲聊的柴米油盐，还是亚非拉人民反帝形势，都充盈着最平常自在而富有哲理的生活气息。尤为珍贵的是他们从无悲哀忧愁和埋怨牢骚，那种豁达满足和纯粹，犹如清澈透亮的茶水，令我通透舒坦，也让我积攒了许多美好记忆。（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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