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 | 叙述史的双重镜像：档案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

16世纪的法国，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脱罪免死，赦罪书制度留下了厚厚的历史档案，记载了一段段血腥的回忆和求生本能推动下的生动叙事。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围绕16世纪法国赦罪书制度完成《档案的虚构》一书，挖掘深藏在档案中的复杂人性、文学叙事和历史信息。本期整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2015年6月19日在“档案、故事、历史——新文化史三人谈”中的发言，从叙述史的回归和档案研究的现状出发，揭示档案研究中故事虚构的文学手段和包括社会制度、风俗人情在内的时代真实。

“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一天到晚都是杀人、都是血腥的、男男女女之间的事件。作者似乎不想让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还想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文本、文体的结构是如何来的，人们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这样说话、这样记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然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赦免，因为大部分案件都牵涉到杀人，你不想在杀人以后被处死，所以你需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可以打动法官或者国王，得到赦免。”

——北大博雅讲坛2015年第三期

历史与写作：叙述史的回归与革新

我这个学期开了一门叫“海外中国研究”的课，最后两周读的是沈艾娣的《梦醒子》。一般读到这本书时我同时会让学生读Lawrence Stone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叙述的复兴》（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档案中的虚构》这本书也是题献给Lawrence Stone，所以我们不妨从Lawrence Stone谈起。

LawrenceStone是英国一个做家庭史的大家。在1979年写这篇《叙事史的复兴》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讲，他只是想讲近年来他能够看得出来的在历史学家当中兴起的一个现象或者一种潮流——我们要记住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也说明，讨论“叙事史的复兴”，并不等于说历史的写作只有一种方法，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种方法，也不等于说新的就必然完全取代旧的，它的兴起不等于它就取代了以前很多种东西。往往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是对过去某些情况的反弹，或者某些情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有人会去思考和反思，希望走出另一些路子来。

LawrenceStone那篇文章说，“叙事史的复兴”的背景是史学界对当时三种主要的历史写作潮流有所不满：一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型——所谓的马克思史学有很多种他所指的是基于企图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达致通盘理解的宏大的分析框架；第二是年鉴学派——我们今天还是奉其为一个重要的潮流，不觉得它应该过气或者已经过气，但在70年代末这个学派已经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抨击；第三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我们知道计量历史学也不只是美国的，但他特别指出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这些简单来讲，都是带有追求庞大的结构性分析的色彩，或者很容易推向某种功能论的分析，进而衍生出来的历史学的各种潮流。这也是更早的历史学非常希望跟社会学“结婚”或者合流这一趋势的结果。所以Stone注意到，似乎是针对这三大股潮流，而出现人们试图“回归”或者“复兴”叙事史的一种趋势。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归，这当然与历史学继续和其他学科结盟或者合作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学科当中他特别点出人类学——有趣的是，人类学本质上也是追求结构和倾向于功能论的解释的，而当时的历史学恰恰是反对或者针对刚才所说的那三种过于追求结构性分析或者功能主义解释的史学趋势，而跟人类学结合，并且是希望产生出一个既不完全是结构性的、又针对功能论的解释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个本身是相当有意思的。

现在所谓叙事史的复兴，或者旧的历史写作的新情况是什么样？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有些是梁启超在《新史学》就已经提出的，现在的叙事史再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或者名士的历史，而是普通人的历史。有些当然是梁启超一百多年前不会提到的，例如Stone就说到新的叙事史不再仅仅是说个人的故事，而是从个人的故事看出怎样的社会。第三，这些个人的故事都是要脉络化的。他的这篇文章很长，发表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上，相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联系LawrenceStone这篇文字和戴维斯的这本《档案中的虚构》，我自己的感受是，叙事史有很多种，包括戴维斯自己之前写的《马丁•盖尔归来》。

档案研究：“进村就找庙”的困境

这本书的主题是“档案中的虚构”。档案是很重要的前提。什么是档案？我们研究生常说我今天去了哪个档案馆，拍了很多东西回来。实际上，他们大多数看档案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为什么看，他只是认为自己“掌握”某一类档案，便感到很满足。但是如何去读这个档案，如何在那么多档案中进入某个档案，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现在说历史人类学的做法是进村就找庙，到人家家就翻有没有族谱啊有没有地契啊，看完就走等等。要在档案中找对材料可能比起进村找庙到人家家翻族谱还困难，因为它太多了，公私机构都太多档案了。你该如何开始？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官方档案或者某个机构的档案，它们之所以成档案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制度、有权力结构，文件之间有一定关系和脉络的；它的生产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在生产的时候，给什么人看，不打算给什么人看等等，都有很多考虑。它跟其他的史料比教也因而有其特性。

戴维斯在这本书的前面讲了很多制度的问题，有些人说，你做历史人类学就不讲制度史了吗？不是。你不明白“制度”，就读不懂文献，特别是像档案这种文献。戴维斯也提到文学的研究如何提醒我们对文类或者文风的注意。所以阅读这些档案的时候，考虑的就不只是档案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什么。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一天到晚都是杀人、都是血腥的、男男女女之间的事件。作者似乎不想让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还想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文本、文体的结构是如何来的，人们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这样说话、这样记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然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赦免，因为大部分案件都牵涉到杀人，你不想在杀人以后被处死，所以你需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可以打动法官或者国王，得到赦免。

但是，我想她也不纯粹是想讲一个史料学的问题，只是要讲这些档案的文类、文风、结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历史人类学有什么追求的话，始终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大写的“人”。在这些故事里的男男女女，他们是怎样“活”的，而这本书所讨论的真的就是生死存亡、怎么才能够活下去的问题。尽管她也提到整个制度显示出国王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上升了，但是既然我们不只想知道那些国王是怎样，法官是怎样，教会的人怎么样，普通男男女女的喜怒哀乐，大概都是她想探讨的。

所以如果说《档案中的虚构》跟过去的叙事史有什么不一样，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写作方式就是，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个“我”，在书里是相当明显的。这个“我”贯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不断反问自己，当我们在读这些档案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明明都是很血腥的杀人事件，为什么我会觉得可笑，这些事件本身是不应该让人发笑的。她最后说，可能是因为写成了故事，所以有了距离感，所以我们觉得可笑。她在将本书题献给Lawrence Stone的时候，说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我想戴维斯是以“一个说故事的人”来提示我们，以前的人如何说故事，故事本身又如何制造一种距离感，使得你看到这些已经是四五百年以前的血腥事件，变成一些可笑的事。

其次，作者没有长篇大论去讲我们从中会看出什么来，通常都是用插入内容的点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上，陈寅恪写东西也是这样，一段很长的史料，再接上按语。这种按语的体例我们今天拿来写论文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等你成“家”的时候，可以考虑这样写作。这可能也是我们历史学家作为“讲故事的人”可以思考的问题。

第一章的主题，中文是“讲故事的时代”，我觉得time这个词很难翻译，究竟是“时代”，还是“时间”，还是“时代 / 时间”？“时代”好像是把这一章前面的部分充分表达了，但是当中论及的“时间”问题，就没有表达出来。书中有一些部分讲到，这些文献或者档案的时间性是不太清晰的，那些人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对“时间”本身不是很清晰的。我就想到，一直到18世纪早期，那些所谓的“报纸”上新闻报道里的“时间”就是很不清晰的。今天一般是日报，所以你知道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但是那个时候的报纸会说：“好像是三天前，突然之间，一个窗口掉出一具尸体”，这个也叫“新闻”。所以刘北成老师提到各种前前后后文体的出现，包括我们今天以为很客观的叫做“新闻”的文体，其实都有一个时间性不强的类似的阶段。

刚才我听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司法的语言，这包括在法庭上怎么说话。尽管我们今天都说要有证据，但是在我比较熟悉的英国（香港）法律体制中，你可以不用律师，可以自己去申辩，所以也有人写过书讲，特别是在香港这种本来是英语的法律情境当中，那些人用广东话申辩的时候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挺有趣。这种storytelling，即便在今天“罪与罚”比较清楚的司法情境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可写的后续的故事。

本文转自“博雅讲坛”（pkuby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