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的悲剧人生

当今世界，向外国派驻大使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手段，驻外大使在国家外交中可以起到互通信息、维护国权的作用。中国也向很多国家派驻了大使，这些大使，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传播着中国文化、维护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中国网民亲切地称为外交天团。

虽然中国现代的外交活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中国出现驻外大使的历史却并不长。中国第一位正式的驻外大使出现在清朝末年，中国正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瓜分的危机时刻。在列强的武力威压下，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朝廷，也不得不逐渐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最终按照西方的要求，向英国派出了第一位大使，他叫做郭嵩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大使的悲剧人生。

岳麓书院里的青年才俊

郭嵩焘出生在嘉庆二十三年，正是处于乾嘉盛世的晚期。他出生前两年，英国派出了以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大清朝廷原以为这个远在海外的西夷使团，跟以往的蛮夷进贡使一样，是向天朝进贡来的，不想英人竟然提出要与大清朝廷贸易，互通有无。嘉庆皇帝得知英夷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后，当即表示拒绝。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有什么需要跟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蛮夷互通的呢？可是，可能嘉庆皇帝致死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堂堂的大清国竟然被英夷的船坚炮利打败。

郭嵩焘就是在大清的余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家里人希望他能够通过科举光耀门楣，因此，他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果然，通过十年寒窗苦读，郭嵩焘在18岁那年考中了秀才，第二年进入了名居海内的岳麓书院。在这一湘学重镇，郭嵩焘继续按照传统的士大夫的路刻苦读书。并且与曾国藩等相识，他们在共同的读书生涯中，意气相投，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估计不会想到，自己将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宦海浮沉

郭嵩焘在1837年考中举人，他本想在第二年可以顺利考中进士，结果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中都名落孙山，而他的挚友曾国藩却已经在1838年考中了进士。面对着这样的打击，他只好于1840年去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1840年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时期，号称日不落的英国凭借着船坚炮利竟然把闭关锁国一百多年的大清打得一败涂地。而浙江，正处在战争的最前沿，他亲眼看到了英国的炮舰如何摧毁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海防炮台的。在浙江亲历的这些，使他不得不从传统文人的世界逐渐打开眼界。

虽然关闭已经的国门被英夷的大炮轰开了，但是，清朝依然按照着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依旧沿用着科举取士的道路走着。而郭嵩焘也多次参加会试，终于在第五次时考中进士，正式进入仕途。

不幸的是，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他只好按照规定回家居丧。而就在他回家居丧期间，遇到了天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当地政府官员纷纷逃走。见此情景，郭嵩焘极力劝说同样乡居的曾国藩、左宗棠出山。曾国藩在他的劝说下，终于决定组织湘军，与太平天国打起呆仗。而郭嵩焘则一直追随在曾国藩左右，参赞军务。

他在湘军中多有建树，也在官场里积累了不少人脉。

后来，他得到了手握大权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于1856年被调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咸丰朝，肃顺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倚重，他主张用严刑峻法大力整治整治腐败，屡兴大狱，排除异己。但是他与当时其他的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加以重用。而郭嵩焘作为湘军的重要人物，自然得到了肃顺的大力推举，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咸丰皇帝召见了数次。咸丰皇帝对他颇为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当时是咸丰皇帝的私人咨询机构，郭嵩焘在南书房经常得到皇帝的召见，在一些军国大事上，咸丰皇帝多有询问。

当时，英法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僧格林沁正在天津与其对峙，咸丰皇帝派郭嵩焘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但是僧格林沁作为受到皇帝倚重的蒙古王爷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郭嵩焘则自恃是皇帝亲派，而且咸丰帝明确地告诉他，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的，所以，两人在合作中不断爆发矛盾。

1859年10月中旬，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到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而僧格林沁则派心腹作为会办与他一起到烟台。到了山东，当地的大小官员都按照钦差大臣的规格隆重接待他，而且每到一处，必然都备下厚礼。没想到郭嵩焘根本不接受这些安排，而且还发出公文，告知当地各级官员自己不住公馆，不受饮食，一日不识羞三日不忍饿不受礼。在沿海各县，他经过仔细审查，发现从县官到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他们还不断以收税的名义勒索钱财，超过了正税的四倍多。他立即采取措施整顿税务，并设局抽厘。本来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惩治贪污，厘清税务，不想却因为当地大小官吏的极力抵制下，发生了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所以郭嵩焘虽然通过税务整顿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朝廷的税收，但万万没想到，僧格林沁派出的同他一起汇办税务的心腹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各种举措。于是僧格林沁马上奏朝廷弹劾郭嵩焘。而山东巡抚文煜也认为郭嵩焘在查处山东沿海税务时与自己没有沟通，严重伤害了自己的面子，也上本参了郭嵩焘一本。就这样，郭嵩焘被咸丰皇帝下令调回北京，受到了降二级调用的处理结果，仍然回南书房。这时，他已不再被皇帝青睐，给了他一个闲职。

因为长期被冷落，郭嵩焘郁闷已极，最后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便找了一个回老家养病的借口返回了湖南老家。两年之后，郭嵩焘经不住李鸿章多次邀请，于1863年任苏杭粮道。1863年又升任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

不过，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与左宗棠、两广总督产生了生生矛盾，最终在1866年又被革职，再次开始了长达8年的归乡赋闲生活。

在郭嵩焘闲居的8年当中，中国和国际上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李鸿章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经过几年的发展，取得了部分成果。而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侵蚀也越来越严重，甚至连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台湾，最终由清政府赔偿50万两白银才撤兵。

出使英国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又在云南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嘉里被杀的事件，而这也是改变郭嵩焘晚年命运的大事。

马嘉里事件发生后，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了种种无理的要求，其中有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按照当时的国际交流的惯例，两国互派大使也属正常要求，可是，这一消息一传出来，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的保守人士认为中国是历经数千年的中央天朝大国，而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不过是蛮夷之国。在传统的观念中，只有蛮夷向天朝进贡的道理，哪有天朝向蛮夷派驻公使的道理。而郭嵩焘的亲朋好友也都纷纷劝他不要趟浑水。而且，作为一个湖南知名学者，怎么可以做出这种有辱名节的事情，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全湖南的士绅都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要砸郭宅。

在这种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郭嵩焘也不敢贸然答应，只好多次以生病为借口推脱，但是都没有获准。终于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

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郭嵩焘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他马上把在这几十天里写下的日记寄回中国，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这些日记里，他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全部详细记录在案，从途径的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到近代科技、政治改革发展情况，都作了介绍，希望可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结果，这本日记刚一发行，没有引来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热潮，反而引起了那些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甚至有人污蔑他是卖国贼。

然而，郭嵩焘的公使生涯也不顺利。因为，朝廷不但派出了他一个公使，还给他派了一位副手刘锡鸿，刘锡鸿表面上是他的副手，其实却被一些朝中大员安排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把他看到的“有失国体、有辱名教”的事情全部打了小报告。

有一次郭嵩焘被邀请去参观英国的炮台，在参观时天气变得很冷，一个陪同的英国人把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的身上。刘锡鸿回去后，马上就报告给了国内，他认为就算冻死，也不应该披外国人的衣服。

还有一次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按照当时的礼节跟其他人一起站起来迎接，刘锡鸿见状认为大失国体。

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随手翻了翻音乐单，也被刘锡鸿看成是在模仿洋人。

更严重的是，刘锡鸿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郭嵩焘竭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仍无济于事，于是清政府只好下令把二人一起调回。本来清政府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但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5月回到长沙，等待他的同他去英国前一样，全是指责的声音，说他勾通洋人。不久，他也被朝廷允许退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李鸿章在他死后，曾上奏朝廷请国史馆为他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朝廷并未批准。而且，朝廷还将郭嵩焘所著的出使日记全部封禁。

郭嵩焘在死前不久，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郭嵩焘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在面临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时，能够根据时代的需求，开眼看世界，积极吸收和传播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是他自身的眼界的体现。这样开明的官员却在官场中不断沉浮，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