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付森会（通讯作者），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19ZDA332）、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经费项目“娱乐传播理论研究：译介、实践与建构”阶段性成果（19JNQM02）。

一

问题的提出

过去的60多年里，媒介人物（media personalities）对受众的影响节节攀升（Brown，2015），而明星崇拜被视为对媒体人物卷入度最深的类型（Stever，2009），这种现象在青少年对明星的依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Chia，2009）。新世纪前后，明星就开始被视为“构建人类情感市场的中心机制”（Rojek，2007），消费社会构建了以明星为节点的新型情感网络，粉丝与明星的亲密关系越来越成为理解粉丝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生成逻辑的重要进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星文化在国内盛行，发展至今形成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粉丝群体。据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数据，截至2017年，仅活跃在新浪微博平台的粉丝规模就达到6亿之多（黄楚新，吴信训，唐绪军，2017）。近年来，中国兴起一批不同于演艺科班出身的传统明星的“养成类明星”，他们大多14-25岁。这种崇拜年轻偶像（worship young idols）的现象始于韩国电视剧，2010年左右开始在中国流行（Fung，2013）。养成类偶像崇拜的独特性在于，“偶像”成长是在粉丝的参与、“培养”和支持下实现的。此类偶像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很大，综合近五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数据来看，从2015年起，位列网络热度前三的都属于养成类明星，鹿唅、王俊凯、易烊千玺、蔡徐坤、肖战等的网络热度，超过杨幂、范冰冰等传统明星。在这种粉丝文化中，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模式，粉丝自称是明星的妈妈、姐姐、妹妹、哥哥、女儿等，相对应地分为妈妈粉、姐姐粉、妹妹粉、哥哥粉、女儿粉等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一定的角色责任和义务，有学者将这种关系被称概念化为“拟亲属关系”（parakin relationship）（Yan & Yang，2021）。

已有文献较集中地研究了粉丝在明星崇拜中的心理特征、行为特征。比如，研究者认为浪漫想象、依恋需求、身份认同、补偿动机等是粉丝明星崇拜的动机（Petrič & Petrovčič，2011）。尽管有学者将这种关系被概念化为“拟亲属关系”，但是，粉丝对与明星之间的“拟亲属关系”感知是如何形成的，及其影响因素与机制仍无研究。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这种现象，一是拟亲属关系为研究粉丝文化提供了新案例、新视角。二是将粉圈（Fandom）作为文化分析中有意义的范畴来理解，有利于探索大众文化的生产模式。正如考乃尔·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认为的，粉丝的狂热行为反映了大众文化的特征，“不参考粉丝的狂热行为和粉丝理论，是不可能去谈论大众消费的”（Sandvoss，2005）。三是这些粉丝大多是数字原住民。他们视明星为家人，通过在线沟通行为对传统的家庭形态造成的影响，是家庭传播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Mesch，2006）。本研究以粉丝对拟亲属关系感知为切入点，探究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揭示新媒介环境下偶像崇拜中粉丝的自我升级、粉丝文化生产方式的更新，以及偶像崇拜的一些新的理论走向。

二

文献回溯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溯

1.粉丝与明星的拟社会关系

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概念源于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1956）对大众媒体（广播、电视和电影）粉丝与媒体角色之间单方面互动（nonreciprocal interactions）的讨论。大量文献研究了电视观众和电视节目角色之间的拟社会互动行为（Giles，2010），包括角色的生动刻画、面向观众的技巧以及播放中的电视节目如何将观众与角色粘黏在一起（Horton & Wohl，1956）。所有这些技巧被认为有助于“引导”观众与他们的节目角色或名人之间保持“关系”的幻想。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尤其突出（Thorson & Rodgers，2006），以前所未有的“拟社交性”（parasociability）（Ballantine & Martin，2005）扩展了拟社会互动的宽度和深度。粉丝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合法地追随他们的偶像，社交媒体上的明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复、点赞或转发。此外，如今的明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二十四小时更新内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他们对粉丝的“粘性”（Frederick，Lim，Clavio，Pedersen & Burch，2014）。与其他传统大众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生活流”功能助推“数字亲密关系”（digital intimacy）（Thompson，2008），更容易形成长期有效的拟社会关系（Tsiotsou，2015）。比如，在直播当中，直播APP形塑了主播与观众或粉丝之间高度商品化、性别化的亲密关系（董晨宇，丁依然，叶蓁，2021）。所以说，新媒体让粉丝与明星有更亲密的关系，并为这种关系注入新的动力（Giles，2017）。

学者们对拟社会互动的“三个阶段”已有广泛共识：从与媒体接触期间仅发生的短期“拟社会互动”，到在媒体接触内部和外部存在的长期“拟社会关系”，最终发展为程度更深的“拟社会依恋”。受众可以从中获得亲密感和安全感（Stever & Lawson，2013），其中，第三个阶段（拟社会依恋）意味着观众与虚构或真实的偶像之间已建立了牢固纽带，类似于婴儿看护者的依恋和成年人的浪漫依恋（Stever，2017）。

正如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中观察到的，拟社会依恋有了新的现象，这意味着要扩展现有的拟社会互动的内涵与外延。有学者进一步反思社交媒体中的拟社会互动的新问题。克里斯托·阿比丁（Crystal Abidin）（2013）提出了“感知的相互联结”（perceived interconnectedness）的概念，以描述明星如何不断与粉丝互动以产生亲密感。同样，通过研究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朱利安·霍普金斯（Julian Hopkins）（2019）解释了如何利用社交媒体与粉丝建立“扩展的拟社会关系”（extended parasocial relations）。晏青和杨帆将近年产生于亚洲文化的明星-粉丝关系概念化为“拟亲属关系”，它区别于拟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分为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拟社会关系更多是人际关系层面上的，而拟亲属关系是亲属关系层面的，将明星从人际关系“进阶”到亲属关系，故而认为是一种“升华”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模式里，粉丝履行一定的角色责任和义务，粉丝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感、成就感、自我奖励和主观能力性等特征（Yan & Yang，2021）。虽然这种拟亲属关系（即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亲属幻想）与拟社会关系具有共性（即缺乏互惠性），但它超越了现有的拟社会互动文献的观点，所以在等待学者关注其潜在的解释、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2.明星崇拜的心理机制

偶像崇拜的核心问题是心理认同，即个人在其认知、情感和个性发展上欣赏、接受另一个人的外在形象、行为模式、价值观等，并加以崇拜和模仿（Adams & Greene，1990）。偶像崇拜分为明星崇拜（star worship）和杰出人物崇拜（luminary worship）两种。其中，明星崇拜一般是较感性、直观和全盘的心理认同方式，其显著特征是欣赏偶像的形象性特征（如容貌、身材等）、名利性特征（如知名度、生活方式等）、流行性特征（如服装、发型等），并从中获得精神享受（薛晓阳，1997）。

明星崇拜的心理动机研究较多，主要有这样几种取向：精神分析理论（补偿需要、逆反需要、爱恋需要）、行为主义理论（从众需要、认同需要、归属需要）、认知发展理论（需求需要、宣泄需要）（岳晓东，2007）。其中，粉丝在与明星的关系感知中，最为典型的关系是浪漫关系。浪漫幻想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要动机之一，它提供了维持关系和依恋的对象（Arseth，Kroger，Martinussen & Marcia，2009）。粉丝视明星为恋人，并与之保持互动、依恋，甚至亲密的关系（Gleason，Theran & Newberg，2017）。社交媒体情境下的粉丝—明星关系出现新的特征，即“在一起”（being there）的虚拟关系。粉丝通过社交媒体实现与明星互动，通过社交媒体无时无刻不关注明星的动向，并从中获得明星如家人般就在身边的感觉，这种情感性的自我表露直接促成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形成（孟庆东，王争艳，2009）。比如，Twitter成为明星与粉丝之间最重要的媒介交流形式，很容易让粉丝形成与明星“在一起”的感觉（Stever & Lawson，2013）。

3.明星崇拜的影响因素

影响明星崇拜的因素很多，一是人口统计学因素在明星崇拜中有差异，从年龄上看，明星崇拜在青少年群体中最为明显（Swami，Taylor & Carvalho，2011b）；性别上，女性比男性粉丝的卷入度更高（Huh，2012）；教育程度上，明星崇拜与教育程度无显著关系（Maltby，McCutcheon，Houran & Ashe，2006），而与粉丝父母辈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一定的联系（Cheung & Yue，2012）。二是在个性特质上，神经质、外向质、精神质的粉丝与明星崇拜存在显著的积极联系（Maltby，Day，McCutcheon，Gillett，Houran & Ashe，2004），拜金主义倾向、自尊心与明星崇拜存在正相关（Green，Griffith，Aruguete，Edman & McCutcheon，2014）。三是从使用和满足的角度来看，粉丝从中能够获取有意义的满足感（Baek，Bae & Jang，2013），从不满现实到逃避现实，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Stever，2017）。而且，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偶像可以作为粉丝的榜样，并鼓励他们从虚拟或真实的偶像中学习正面的品质和行为。结果，粉丝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得到增强（Derrick，Gabriel & Hugenberg，2009）。明星外在形象也是影响因素，强烈的明星崇拜与身体偏爱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altby，McCutcheon & Lowinger，2011）。

以上研究为理解粉丝的明星崇拜感知研究提供了理论视域。这些研究对明星关系感知的心理学因素、社会学因素（比如人格社会化、家庭结构）等进行讨论，但关于偶像崇拜感知的影响研究还缺乏一个科学、系统的分析框架，尤其对拟亲属关系感知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内在影响机理，以及不同因素对粉丝感知的影响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多重解释逻辑融合的视角，对拟亲属关系感知进行整合性研究。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拟亲属关系感知探讨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因素。为了更全面了解这种新型的关系模式，我们采用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混合方法研究，是对定性和定量研究问题、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设计、收集和分析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技术，以及定性的发现与定量的结果进行整合的研究方法（Pluye & Hong，2014）。这种研究取向有其独特的身份和范式地位（Mertens，2010），能够克服单一方法的代表性、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分析提供依据（Lieberman，2005），并在研究方法间进行“对话”（Brannen & Moss，2012）。研究设计涉及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收集的两种类型的数据，目的是呈现同一现象的不同分析水平和类型，以及形成对现象的整体解释，或可以使用定量方法检验定性研究中的概念（Creswell，2015）。

论文采用顺序性探索混合方法设计（Sequential exploratory MM design），先质性后量化方法，质性研究的发现为量化方法提供依据，接着用量化结果确认和概括质性的发现。具体研究思路是，（1）采用定性分析技术的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并范畴化影响拟亲属关系感知的因素；（2）基于质性研究发现归纳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模型，在已有的研究文献发展影响明星关系感知的归因模型，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3）构建一份封闭式，更加结构化的调查问卷，采用结构模型进一步检验明星关系感知的不同影响，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4）根据质性和量化研究结果提炼出基本命题，并试图发展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机理。

三

质性研究

（一）质性研究设计：基于建构扎根理论方法

2018年，有学者总结明星崇拜研究的方法路径后认为，目前质性方法运用不多，要注重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让粉丝发出自己的“声音”（voice）（Brooks，2018）。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探索影响粉丝对明星关系感知因素的内容与范畴。扎根理论聚焦于“真实情境中的社会行动者对意义建构和对概念运用”的诠释过程（Rynes & Gephart Jr，2004）。“它最适于理解社会行动主体间性的经验中建构意义的过程”（Suddaby，2006），坚持理论抽样（theorital sampling），在坚实数据中进行往复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系统地提高分析水平，以进入更抽象、概念化的描述。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过程包括提出研究问题，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收集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或理论编码，通过不同比较、分析，将资料转化为概念并建立理论（卡麦兹，2006/2009）。

研究数据来自对40位粉丝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其中，男性粉丝12人（哥哥粉、弟弟粉、爸爸粉各4人），女性28人（姐姐粉、妹妹粉、妈妈粉、阿姨粉各7人）。其中，国内粉丝36人，日本、韩国粉丝4人。成为粉丝时长1到6年，年龄从14到36岁不等。访谈对象中女性粉丝多于男性。访谈对象之所以集中在青年群体、女性群体，这与粉丝群体的构成相契合的（2018微博粉丝白皮书，2019）。被访者包括普通粉丝（21人）、积极粉丝（17人）、粉丝管理者（2人）等卷入程度不一的粉丝。每位访谈者时长30-70分钟，其中对11位的采访是在明星演员会现场完成的，20位是面对面进行，9位是通过微信在线访谈，整理成文字。最终形成40份访谈记录，共计10余万字（编号记为A1-A40）。抽样遵循开放性抽样的原则，选择那些能够最大程度涵盖研究问题的对象展开访谈，从而从中发现建构理论所需的相关概念和范畴。

（二）质性研究过程

首先，对文本资料进行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从中发现概念、属性和类别，并用“鲜活代码”（invivo codes）（用材料中的词语概括）和“抽象代码”（使用理论范畴进行概括）标示出来。这个阶段要紧贴材料，对访谈文本逐词、逐行、逐个事件进行初始编码，不断收集数据，转录和对比分析将节点范畴化。例如，通过初始编码，我们将抽象出来的“英俊”（比如“他长得好帅”“他有187”）、“萌”（比如“他萌萌的”）“可爱”（比如“她嘟嘴时可爱极了”）等一系列代码提炼为“明星的外在形象”这一范畴。“自我实现的满足”范畴包括“成就感”（比如“他成功，我就知足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意愿达成”（比如“他接的作品我们比较满意”“要看女孩是不是配得上他，不然我可不干”）等代码。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详细地从原始材料中提取出明星的外在形象、明星的作品质量、明星的内在品质等十三个范畴。

其次，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阶段，此时比上一阶段编码更加具有指向性、选择性，也意味着将使用重要的和/或频繁的初始代码，用大量的数据来筛选代码（卡麦兹，2009），确定哪些代码能够充分反映数据。这种指向性和选择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初始编码中的节点进行有意识地聚类，二是有针对性地调整资料收集的侧重点。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编码，通过不同概念的反复对比，整合出更高层次的范畴和维度。在聚焦编码中，提炼出明星的外在形象、明星的作品质量、明星的精神风貌等三个范畴，而它们分别是粉丝对明星形象、作品和品质的关注点，并共同可以提炼为“明星吸引感”这一更抽象的范畴。

再如，在“社会影响度”范畴的编码中发现，社会影响包括正面、负面、中性的信息。随着关于负面信息相关的代码接近饱和，我们还有意识地关注正面、中性等维度，多方面补充访谈数据，包括粉丝的粉圈好友、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以及社会主流媒体等因素。在进一步编码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粉丝不会向亲属成员分享偶像崇拜的心路历程，也不会听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与之处于话语屏蔽状态。不过，从访谈得知，粉丝竟然十分在意主流媒体对偶像的报道，并且会挪用主流价值框架（比如勤奋、上进、谦虚等为人处世之道）和话语策略争取行为的合理性，偶像也被认为是一种认知资源和精神资源。因此，粉丝尝试从道德层面将偶像嫁接到主流价值体系中去，从而更容易获得明星崇拜的道德合法性。这与学界有部分观点认为的“亚文化抵抗主流价值”的观念不同，其中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娱乐文化的治理，主流舆论的正、负评价往往对偶像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影响，这也涉及到粉丝自身对崇拜行为的道德合法性的获取。因此最终聚焦在“粉丝好友的影响”“非粉圈朋友的影响”和“主流舆论的影响”，并获得高密度的代码。依此思路与方法，提炼出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因素，即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四个主范畴。

最后，进行轴心编码（axial coding），通过对不同类属之间的概念进行归类，以建立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初步勾勒出即将浮出的理论主线。通过分析，聚焦编码阶段得到的各个范畴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关系的感知因素与影响机制这一核心范畴，由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社会影响度等四个范畴构成，我们对其进行对比和分析，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是粉丝个体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属于情感维度；而关系卷入度、社会影响度是他者、群体或社会对粉丝的影响而形成的影响，属于情境维度。也就是说，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因素包括情感因素与情境因素，前者指的是粉丝固有的或满足的情感态度；而后者指在外在环境影响下的主观态度。

（三）理论饱和度检验

抽样和资料搜集的工作要一直持续到范畴里的资料达到理论饱和为止，本研究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理论饱和检验，一是回到理论框架，重新随机在已有的访谈资料中抽取五份访谈，同时重新获得两份新的访谈资料，对其进行编码和比对，发现新的数据无法为这些类属提供新的性质，且没有发现新类属；二是采用焦点小组的形式，将本研究的观点和研究过程分享给粉丝，要求粉丝做出评论，发现这些影响因素比较符合他们的情况。这意味着再多的数据对于生成本研究已生成的类属没有必要。因此，本研究的类属达到理论饱和。

四

影响粉丝对拟亲属关系感知的“双因素假说”

在以上质性研究中我们提炼出粉丝拟亲属关系感知的情感因素（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和情境因素（关系卷入度、社会影响度），厘出在内在情感、外在文化环境影响下的感知途径，为理解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基本的理解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双因素模型”，即粉丝-明星关系的感知由情感和情境两个维度构成，情感维度指的是感知差异为什么会形成，情境维度解释了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形成这种态度。

由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来的理论范畴及其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粉丝对明星关系的情感与情境因素的影响结构。但是这几种因素中不同变量对粉丝的明星关系感知是否具有影响、影响的强度和特征如何，都需在量化研究中进一步实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粉丝对明星关系感知的“双因素模型理论”假说，在此假说中，粉丝对明星关系的感知是因变量，而情感因素和情境因素两个维度里的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是影响变量。见图1。

（一）假设因素1：情感因素与明星关系感知

情感因素包括明星吸引感和心理满足感。粉丝在追星过程中受到刺激引发的情感状态及生理变化。粉丝的情感投入可能意味着他们对关系的承诺与依存（Rusbult，Martz & Agnew，1998）。不同的情感因素会造成对明星关系的不同的感知。其中，明星吸引感包括粉丝对明星崇拜的一般性认知，也包括对明星的外在形象、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认知。已有研究揭示，在拟社会关系中，明星会影响粉丝的生活方式、态度和行为（Fraser & William，2002）。粉丝对明星成就与生活目标的追求会增加认同感（Tyler & Lind，1992）。这些研究着重讨论明星对粉丝的态度、行为等的影响，但是缺乏个体情感对明星关系的实证研究。因此，由质性研究得知，个体的明星吸引感是影响明星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明星吸引感越高，粉丝就越认可与明星之间的拟亲属关系。

心理满足感作为情感因素的重要维度，主要是指拟亲属关系会让粉丝获得情感层面、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满足。在已有的研究中，粉丝明星崇拜的动机研究较丰富，这些动机包括弥补动机、成就动机、娱乐动机、自我认同、追求亲密关系等动机。但不同研究者的关注点不一、各有侧重，且大多数立足于使用与满足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实际上对明星关系感知是各种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粉丝的不同心理需求越得到满足与实现，对明星关系的正向感知度越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明星吸引感与明星关系感知呈现正相关关系。

H1b：心理满足感与明星关系感知呈现正相关关系。

（二）假设因素2：情境因素与明星关系感知

情境因素分为关系卷入度与社会影响度。关系卷入度是在明星关系感知中，粉丝对明星信息掌握度、明星活动的卷入度。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相关信息丰富的个体会更认同与明星的关系。粉丝主要通过明星微博、粉丝社区等专属某一明星的社群获取相关信息，也就是，粉丝对相关信息的获取来源有一定封闭性，并总体偏向正面。同时，明星活动卷入度越高，粉丝越能沉浸在虚幻的关系想象之中，对明星关系感知越为正向。

社会影响度是影响明星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影响度，指的是粉丝对明星关系在虚拟社区和现实社区的融入程度。质性研究结果可知，在粉圈有其自成体系的活动准则，比如打黑组、打榜组、接机组等，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粉丝之间认同度高，粉丝觉得与明星的拟亲属关系就更合乎自然。但谈及这种关系与现实生活的融入问题时，比如面对种种质疑，粉丝一般会置之不理，采取话语屏蔽、主动区隔的方式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在明星行为触及道德底线、法律法规时，粉丝对该关系的期望值会降低，甚至脱粉。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关系卷入度与明星关系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H2b：社会影响度与明星关系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五

量化研究

（一）量化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在兼顾不同年龄段、地域、性别等因素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收集样本数据：一是2019年在华晨宇、火箭少女101两场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共放发纸质问卷120份，有效问卷106份；二是通过在线粉丝滚雪球的方式，共获问卷404份，有效问卷395份。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方式采集样本，是因为这大致兼顾到了狂热、积极、普通等不同卷入程度的粉丝类型，从而使得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问卷一开始便设置问题“您是否或曾经是妈妈粉、姐姐粉、妹妹粉、哥哥粉等的一员”，选择“否”的无法进行后继问题填写。这两种途径共收集有效问卷505份。从具体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25岁以下的粉丝占83.4%。本科及以上占78.2%，男性受访者为37.6%，女性62.4%。

2.变量测量

基于前文扎根理论的发现，情感因素和情境因素是影响明星关系感知的两种因素，本研究针对每个维度的内涵设计了不同测项（如表2）。

为保证问卷测量的可靠性，笔者对测量指标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总量表的克隆巴赫α值为0.892，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模型中各基本维度的克隆巴赫α值在0.704到0.826之间（表3），均大于0.7，说明各测量题项可信。组合信度最小为0.754，均大于0.7，说明观测变量内部具有异质性，平均方差提取在标准值0.5附近，表示各观测变量可以较好解释对应潜变量。

（二）量化研究过程

运用SPSS24.0对测量模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并通过AMOS21.0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行检验，通过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来考察其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并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最后，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ML）对影响因素假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首先，采用相关分析大致描绘各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各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数据显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与关系感知呈正向强关系。具体来说，明星吸引感与关系感知呈正向关系（相关系数为0.467）、心理满足感与关系感知呈正向关系（相关系数为0.623）、关系卷入度与关系感知呈正向关系（相关系数为0.637）、社会影响度与关系感知呈正向关系（相关系数为0.417）。

其次，为考察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否合理，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按照一次释放一个的原则逐次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结果发现，χ2/df=2.562，GFI、IFI和CFI都达到了大于0.9的标准，特别RMSEA值为0.087（小于0.1）表明模型适配度较好（Steiger，1990）。虽然AGFI和NFI处于0.826-0.895之间，有研究表明介于0.8与0.9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黄颖华，黄福才，2007）。总的来说，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更好，因此将其定为最终模型（图3）。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本研究的最终结构关系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判别结构模型中初始假设关系是否成立，由图3可知，假设关系均成立。依据结构关系模型路径系数（标准化参数估计值）的大小可判别最终结构关系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潜变量中各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图3显示了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路径及影响程度。从拟合优度来看，粉丝-明星关系感知被解释的程度很高（R2=0.849）。可见，本研究所假设的情感和情境的四个变量对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解释程度较高，影响度也较大。

（三）量化研究结果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情感与情境的各变量与关系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4所示。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分析。我们按照样本来源和概念分析的需要分为两个样本分别验证，在明星演唱会现场的粉丝构成样本A，非演唱会现场的粉丝构成样本B。在此使用相关性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进行验证并进行对比。尽管不同样本或不同验证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但主要研究结果还是一致的。

六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情感因素、情境因素在拟亲属关系粉丝-明星关系感知中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质化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双因素假说”成立。通过质性研究，我们发现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是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四个影响因素；通过量化研究中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对粉丝-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与粉丝-明星关系感知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1a、H1b、H2a得到验证）。再进一步对两类样本（A、B）进行分析验证后得知，社会影响度对于非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影响H2b得到验证），对于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验证性分析的结果，影响明星-粉丝关系感知的因素包括情感因素和情境因素，拓展明星崇拜研究的动机框架，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因素包括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等情感因素，以及关系卷入度、社会影响度等情境因素。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扎根理论方法分析，我们发现的初始概念包括明星的外在形象、成就感的满足等，并对这些初始概念进一步范畴化，将影响粉丝对与明星关系感知的因素包括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进而进行轴心编码，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情感因素和情境因素。

明星吸引感与粉丝对拟亲属关系感知具有正向强显著关系，明星的外在形象、内在品质都是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明星吸引感包括来自明星的作品、外在形象、精神风貌三个维度。这一发现印证了已有研究中明星崇拜更关注外在形象的论断（Scharf & Levy，2015）。但本研究对此论断有进一步发现，明星的内在品质对粉丝感知也具有较强影响。也就是说，粉丝对关系感知，不仅会同时关注明星外在形象，也会同时关注内在品质。究其原因，与传统的粉丝—明星关系不一样，拟亲属关系感知除了涉身性之外，还包括明星的精神风貌、性格、品性，这些会强化这种关系的合法性，也使得粉丝能够对拟亲属关系具有更高、更正面的感知。

此模型超越了影响偶像崇拜的基本心理动机的研究范式。基本动机指的是粉丝的偶像崇拜基于逃避现实、补偿需求、浪漫幻想、逆反需要等动机，对粉丝行为的讨论更倾向将其视为一种自我、个人化的行为，进而在研究中忽视了社会、主流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学界也少有研究从外在情境入手探索影响机制。本研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这些影响因素，并整合为“情感-情境的双因素模型”，为更全面理解拟亲属关系感知提供了一个框架。使用这种框架，我们可以在偶像崇拜中观察到粉丝自我、自主性的一面，也能观察到其与社会文化互动、协调的另一面，从而理解这个过程中的内在情感状态及其外在情境的作用机制。

（二）心理满足感对粉丝拟亲属关系感知的影响效应较强。根据相关性分析和模型检验可以发现，心理满足感对粉丝的拟亲属关系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印证了粉丝明星崇拜的娱乐、补偿、从众、认同、归属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层面的心理动机。不过，同时发现亲情角色弥补、成就感满足等独有的因素构成了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的感知因素里面，如果缺少亲情弥补、成就感满足，关系感知会被被削弱。尽管逃避现实（Adam & Sizemore，2013）和娱乐满足（Vorderer & Ritterfeld，2009）是拟社会关系文献中最重要的动机，但在拟亲属关系中显然有其独特性，粉丝有着对家庭成员关系建立的渴望，以及对缺失家庭角色的补偿需求，从而更加保护和监督拟亲属关系中的偶像。并且在“养成”“培育”偶像的这种关系实践中，粉丝感受到更强烈的成就感，而这也正是养成类偶像崇拜的内在动力。

（三）关系卷入度的程度是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已有文献多从粉丝的情感因素切入对明星崇拜的研究，本研究发现，关系卷入度（信息了解程度、线上线下活动参与程度）对粉丝的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新浪微博上，粉丝与偶像通过转发（13.2%）、留言（15.9%）和点赞（70.9%）等方式进行互动（2016年腾讯娱乐白皮书，2017）。粉丝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时刻关注偶像动态的更新，并与之互动，甚至深入参与偶像的形象生产、关系维护和事业发展，这让粉丝感到偶像像家人一样总是在场的。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2009）、大卫·吉尔斯（David Giles，2010）等将其视为“参与式文化”。但是，他们所讨论的参与式文化的实践对象是粉丝小说、歌曲或其他媒介文本，而在本研究中的参与生产的对象是明星，即参与宣传、支持、生产偶像，这也是关系卷入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依据四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与标准化路径系数来看，也印证了关系卷入度对明星关系感知的重要影响。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社交媒体在关系卷入中的作用，因此在考量这种新型的粉丝—明星关系时，如果忽略新媒体这一情境，及其情境下的互动特质，将无法了解这种粉丝文化的内在特征，也容易落入受众“商品论”的论调。

（四）社会影响度的程度对粉丝明星关系感知具有一定影响。在“双因素理论假说”中，假设社会影响度对粉丝的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正向影响。通过数据进一步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设。其中，主流价值对拟亲属关系感知的影响较大。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粉丝的明星崇拜行为，受到家庭观念的影响较大。区别于欧美国家的“个人本位”，东亚各国持守“家本位”观念，家庭关系是个体最重要的关系形式，各种社会关系甚至可能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在这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粉丝将偶像视为自己的家人，以这种方式拉近与偶像的心理距离，建立与偶像的亲密关系，并履行一定的家庭角色的义务。所以说，这种主流价值影响了拟亲属关系的粉丝—明星关系的建立与感知。这种关系感知与主流价值的互动结构，进一步印证了利用社会融入路径治理粉丝文化乱象这一观点（晏青，侯涵博，2021）。不过有趣的是，社会影响度在一些情境中是失效的。从稳健性分析结果可知，样本A（在明星演唱会现场的粉丝群体）的社会影响度对明星关系感知无显著影响，而样本B（日常生活中的粉丝群体）的社会影响度对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在演唱会现场，粉丝已沉浸到粉丝—明星的关系体验之中，粉丝、朋友、主流舆论的影响出现暂时性“休克”，现场情境、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吸引与满足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五）“情感—情境”双因素模型是明星关系感知的作用机理。影响粉丝对明星关系感知的四种因素，其影响的作用点和内在机制并不尽相同。一方面，在情感因素中，明星吸引感和心理满足感对明星关系感知的作用效应较强，且两者还存在交互作用，即粉丝的明星吸引感较高时，心理满足感也较高，如此明星关系感知会更强；反之，明星关系感知更弱。另一方面，情境因素中的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对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在一般日常情境中，社会影响度会提升感知程度。关系卷入度是影响感知的最重要因素，它既会直接影响粉丝的明星关系感知，同时又会反作用于明星吸引感，继而增强粉丝的明星关系感知。

综上，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回应并发展了已有的研究。例如，与“拟社会关系”研究一致，明星外在形象、心理满足是粉丝明星关系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但正如有学者论断，在线互动改变了粉丝与明星的亲密关系，甚至拟社会关系（Kassing & Sanderson，2009）。本研究拓宽了这一观点，关系卷入度与社会影响度也是影响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并超越心理动机的研究范式，从情感和情境两个因素观察对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结论突破了詹金斯、吉尔斯、马特·赫尔斯（Matt Hills）（2005）、罗伯特·科兹涅茨（Robert Kozinets）（2001）等人所说的“参与式文化”的研究边界。可见，粉丝文化不再是“参与式”的“文本盗猎者”概念所能囊括，本研究发现，粉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明星的生产。在拟亲属关系中，粉丝具有更高的成就感、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在社交媒体中共创偶像。因此，更适合用“创造性”的范畴理解新型的粉丝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特征。从“自决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来看，粉丝具有自主性（autonomy）、能力（competence）、关联性（relatedness）三种基本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对个体的内在激励和幸福与心理健康来说都是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Deci & Ryan，1980）。粉丝的“自决”特征，可视为粉丝自我角色升级、大众文化生产范式优化的一次契机。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提出的情感—情境双因素的理论假说和模型是针对拟亲属关系感知这一特定变量所得出的结论，对一般性的明星关系感知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在一般性的明星关系感知研究中，此模型的适用性、有效性和稳健性效果有待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同时，本研究主要基于横断面数据进行的分析，无法呈现影响明星关系因素的演变逻辑。另外，本研究所用数据是滚雪球所得，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纵向研究对影响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做进一步探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