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件、学术工作、日常生活百年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科学伟人杨振宁先生，在其卓有成效的学术生涯中，与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都有共事和交流。《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通过耄耋之年的杨先生的视角展现过去百年间世界数学、物理学的发展及相互影响，是华人科学家对世界科学史的独特贡献。

美国密歇根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季理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王丽萍，从2016年开始，每年和杨振宁先生相约，对他进行访谈。从数学到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从数学家到物理学家，从他们的伟大工作到他们的浪漫生活，从快乐的成就到悲伤的事件甚至悲剧，从学术上的亲密合作到互生嫌隙等等，话题无所不含。

让我们透过杨振宁教授的独特视角，看看20世纪重大的科学事件，以及他眼中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及相互影响，科学家的学术工作、日常生活、个人性格以及科学家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访谈时间：2017年3月1日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采访人：季理真、王丽萍

如何读书和学习

季理真：华罗庚在他的很有名的《数论导引》序言里面，提出了一种如何读书的方法。他说一本书你先要把它读厚，后来要读得很薄，我的中文不怎么样（“从薄到厚，从厚到薄”）。您对读书方法有什么建议？您大概也读过很多书，见过很多事，您觉得读书应该有什么好的办法？

杨振宁：我想这要看每个人自己，我认为不同的人读书的办法是不一样的。

物理学跟数学的文章或者书我不大会读。比如我听说有一个什么东西现在有些发展，我的办法通常是我自己去想一想，而不是去看别人的文章或者review（评论）。自己想有时候有些结果，有时候没有结果，可是没有结果并不是白费了时间，因为想了三天没有结果再去看那个文章的话，跟没有想过三天去看那个文章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有人不是这样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喜欢模模糊糊地去认识一个东西，可是有些人非常会模模糊糊地认识。也就是学习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渗透性的学习方法——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季理真：渗透性就是彻底的？

杨振宁：这渗透性的学习方法就是模模糊糊没懂。

季理真：就是稍微渗透的感觉。

杨振宁：你不能说懂了，可是第二回你再听人讲这个东西，你就发现比上回多懂了一些，这是一种学习方法。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两种学习方法，即渗透性的与准确性的学习方法。可是比重不一样，我是比较侧重于准确性的学习为主，不过我知道渗透性的学习非常重要。而中国的学生，因为中学、大学的学习态度，不喜欢渗透性的学习。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石溪去了很多大陆的学生，我跟他们说，系里头每一个礼拜请人来做一个综合性的报告（colloquium）。我说你们要去，他们说我们去了，听不懂，我说我去了也听不懂，可是你如果听不懂一次，你事后稍微想一想，第二次再听的时候，你就多懂了一点，这种方法叫渗透性的学法。我跟中国同学说，中国的教育方法训练出来的人，特别要注意渗透性的学法，因为这是被中国的传统学习方法所摒弃的，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方法。

季理真：这个和我这里准备的另外一个问题相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批评说中国的学习方法很多是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的原创性比较少。很多人说中学生考试好，会读书，但没有什么想法，原创也比较少。我想您在中国和西方都受过教育，我记得您在有个地方写过，您是两边好处都取到了，接受了两边比较好的教育。现在我的问题是，可否说说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优势和缺点？

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对比

杨振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中国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各有优点。

中国太注重训导，所以学生胆子比较小，所以原创的力量变小了，我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但不能认为中国绝对不好。我认为是这样，最好的学生，九十分以上的学生，是美国的办法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训导，他将来海阔天空，有些东西他没怎么懂，他去想三天或者跟人讲几番话，就把漏洞给填补起来了。不过一个八十几分的学生，他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八十几分的学生太美国式的训练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九十分以上的学生，美国式的训练对他比较好，九十分以下的学生，中国式的训练比较好，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受中国训练的人，要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缺点，所以胆子应该大一点。

季理真：我知道真正要做伟大的东西、有影响的东西，必须要有原创性的东西，因为重复人家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少影响力。问题是说，您刚才也说到胆子大能帮助原创，有哪些事情或者说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人变得更加有原创性？这是追求的目标，如何去达到它？

杨振宁：我觉得是这样，我可以跟你讲我自己的经验。我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立刻就变成了系里头理论最好的研究生。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昆明，在西南联大，最重要的是把两个领域都学得很好，一个是场论，这场论我是跟一个叫马士俊的学的，马先生现在在国内不太有名。

季理真：我没有听说过。

杨振宁：我觉得有人应该写一本《马士俊传》。马士俊大概是1913年、1914年出生的，他是北大的学士，然后到英国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的论文就是场论。当时场论还没有费曼图，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在做，他回到昆明就开了一门课是场论。场论去念的人很少，我只记得有三五个人。他教得很详细，我对那个知道得很多。所以我到芝加哥的时候，不单是我的研究生没有我懂场论。我不止对场论的东西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我吸取了他的精神，就不止比我的研究生要好。当时最好的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是费米。费米是对场论有巨大贡献的人，可是他已经十年没搞这东西了，因为他做实验去了，所以他对于30年代、40年代初的场论已经（不了解了），所以我比他知道的多了。

季理真：他已经跟不上了。

杨振宁：那么我想我对于场论不只是一些具体的现象，对它的精神的了解，是我后来（领悟到的）。

季理真：做原创性工作。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不同

季理真：对，我是以博士的身份去访问的，我是短期的，就是去一年。我们去了高等研究所那个Fuld Hall（全厅）的建筑，有个保安在那儿，因为要去取钥匙什么的。保安这人有点奇怪，他见了我以后说你先不要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学院的，这我可以猜。我说数学家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么？他说有的，数学家有一点奇怪，就是有点疯狂。他说物理学家比较正常，然后他说历史学家更像学者。您觉得他这个评价基本上正确，是吗？后来我回来跟我父母说起这事，我爸爸就说你们数学家是有点怪。

中国的数学家不怎么古怪

杨振宁：你要讲起这个来，我认为中国的数学家不怎么古怪。

季理真：是吗？

杨振宁：比如举个例子讲，美国数学家变成大学校长的非常少，中国数学家变成大学校长的非常多。事实上，你要问中国从开国以来大学校长有百分之几是念数学的，百分之几是念物理的，百分之几是念生物的，念化学的？我疑心数学是最多的。

季理真：是什么原因呢？

杨振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第一，中国人对于数学这个观念，都是从大众认知和学生自己的看法得来的，跟西方不一样。中国有些大学校长，数学家大学校长是规规矩矩念出来的；美国奇怪的学者，很多是数学家，所以他们不会变成校长，他们也不想做校长，社会也不要他们做校长。

季理真：对，比如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像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您看他多奇怪的一个数学家。还有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您听说过？

杨振宁：是。

季理真：对，您看这也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很怪。

杨振宁：这个我想与整个中国的风俗习惯，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因为儒家的文化传统，不希望人变成奇怪的，很有关系。

季理真：有时候原创性和奇怪是连在一起的。我想问您的一个小问题是，你们物理学界有没有这种奇怪的人？

杨振宁：物理学家？

季理真：对。

杨振宁：当然了。

季理真：您举几个例子。

杨振宁：费曼。

季理真：费曼。比起佩雷尔曼来说，费曼很圆滑、很能干，把自己的粉饰得很好，而佩雷尔曼就没有。

杨振宁：你所谓的奇怪，是不是说陈景润那样是奇怪？还是说格罗滕迪克，你讲的是哪个？

季理真：说奇怪，我给您举例子，像佩雷尔曼。

杨振宁：谁？

季理真：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的那个人。

杨振宁：对。

季理真：我想他跟费曼就完全不一样，费曼给自己塑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但佩雷尔曼不会这么做，我想格罗滕迪克也不会这么做。

杨振宁：物理里头没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物理里头也没有格罗滕迪克。

季理真：我的感觉是，物理学界的人好像比较懂得人情世故，尤其是知道情感，数学界有的人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是吧？

杨振宁：对。

《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季理真 王丽萍 编著

978-7-5760-2003-8

89.80元

杨振宁教授最著名的成就在物理学方面，由于他在研究工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知识，对数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杨教授漫长而卓有成效的学术生涯中，他见证了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许多重要事件，与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有过共事或交流。本书记录了2016年至2019年间作者对杨振宁教授进行的八次访谈，通过杨教授的独特视角，生动再现了20世纪重大的科学事件，阐述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及相互影响，并展示了科学家的学术工作、日常生活、个人性格以及科学家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等，其中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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