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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的温饱需求得到了最基本的解决，随之而来的精神文明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一方面要为这样的社会发展现状喝彩，一方面精神文明的提升与物质生活的矛盾又显露出了诸多弊端，在喝彩的同时也要居安思危。
人口老年化几乎是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也不例外，生育率的下降增加了人口老年化趋势的某些弊端，毋庸置疑。
而生育率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结婚率，在我国这个极为讲究礼仪与脸面的文化环境中，结婚生子的顺序不能颠倒，即便是婚前孕，为了两家脸面也要奉子成婚。
近些年来的，结婚现状令人堪忧，屡创新低的结婚率与屡创新高的离婚率，让无数人开始反思结婚的意义。
一、90后群体令人堪忧的结婚率
对于新生代年轻人90后来说，结婚的意义与迫切性又在不停地接受着多种思潮的冲击，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国90后登记结婚的人数是1000万对，整个90后群体共有1.7亿人，90％的90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最小的90后，今年22岁，最大的90后也已32岁。
再来看，一千万对也就是有两千万人选择结婚，占比占比整个90后群体来看不足1/8，相比于上一辈人来说，这样的结婚率显得有些异常。
假使以男女22岁统一为适婚年龄来看，上一辈人在22-30岁这个区间的的结婚率大远远超出了50％，因此对此来看，九零后不足八分之一的结婚率略显“尴尬”，除此之外，在1000万的新人中，有着逼近35％的离婚率，低结婚率与高离婚率在90后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设立“结婚冷静期”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挽回因冲动而带来婚姻的破裂，结婚时的冲动与离婚时的冲动都不应该成为阻碍追寻幸福的绊脚石。
令人咋舌的数字，无数九零后被父母亲戚逼婚依旧选择独身，令无数九零后对婚姻“负隅顽抗”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是什么让他们“负隅顽抗”？
为了促进生育率与结婚率，国家层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为促进生育与结婚率的措施，与庞大的单身族相比，这些措施的效用小之又小。
结婚率依旧在不停地的刷新低，离婚率也逐年递增，在和平时代中成长起来的90后为何为何越来越抗拒婚姻与生育？
1.传统婚恋观的衰落
站在传统婚恋观视角，“三十而立”，三十岁之前没成家的人必定会遭到多方“好心人”的催促，30岁之前解决婚姻大事是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取向，所谓的“立”更加侧重于成家。
从古至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20多岁的时候正是嫁娶的正当年华，这就是传统婚恋观的体现之一。
不仅如此，在传统婚恋观中，男性与女性在30之前没有成家的，都会被诟病，甚至被道德绑架，基于这个视角之下，三十岁是人成家的最后“期限”。
因为，传统婚恋观讲究养儿育女，传承家族血脉，因此30岁之前成婚也是必然，为了更好地生育，更好地养育孩子，亦或是表明自己的孝顺让自己的父母宽心。
老一辈人则感慨当代年轻人越来越自私，更享受为自己而活。
“孝文化”与“家族文化”是传统婚恋观的“地基”，生长于这种环境之下的大部分其实都能理解传统婚恋观中三十岁应该是人生的而立之年，一切都应该有了方向与规划，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生大事。
不过，近现代来看，适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无数人在认真的考虑婚姻与年龄最好的关系，传统婚恋观在时代的变迁与改革之下，似乎已成过去式，新兴思潮的涌进以及素质教育的公平性的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新颖的视角来审视婚姻，审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出现这种趋势实则是大环境发展下的必然。
2.婚姻成本过高与人生的新定义
不仅是自我意识的提升，让大部分年轻人开始反思婚姻的意义，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婚恋观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在逐步被“瓦解”。
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催生的产物，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的确有了显著的提高，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温饱需求已经不再是首要解决问题，然而想要在这个时代取得成功却越来越难，阶级的固化与贫富差距无数人都看在眼里。
对于大多数出身底层的人来说，逆天改命难于登天，无数人拼尽全力只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何谈更好层次的精神需求，大部分穷人家庭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特点，婚恋成本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彩礼，房车，样样上万，年轻人自己都深陷泥潭，又拿什么去结婚。
90后这代人是幸运的，也是无奈的，康庄大道的路越来越宽，走的人也越来越多，无数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是不敢结婚，不敢生育，每一笔都是巨款。
而自我意识的提升不仅让他们意识到了传统婚恋观的局限性，也意识到了人生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体验，将某些必要选项剔除人生规划之中，也能看作是另一种选择。
从短时间来看，这种趋势并不会有所缓解，因为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毫无作用。
- The End -作者 | 汤米编辑 | 廿九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参考资料：Rotenberg, K. J. (1995). The Socialisation of Trust: Parents’ and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8(4), 71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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