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黄坚：陈仲子，你往何处去

人们对一个争议人物的议论兴趣，是其自我思想的边际划线。

一，历史争议泡沫中的陈仲子

陈仲子第一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就是个争议人物。

应该是在齐国，孟子和匡章有过一次对话。对话的主题是陈仲子。

匡章是孟子的朋友，也是当时齐国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匡章上来就说，“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反问的语气强化了肯定的判断，显示出浓郁的军人风格。孟子的回应颇有特色。他先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听上去很像是对陈仲子的赞扬，但话锋随即一转，孟子认为陈仲子的廉——太廉，极端廉——只有蚯蚓能做到。意思是人根本做不到。匡章反驳说，陈仲子夫妇自食其力，自谋生计，怎么做不到？孟子续了一番解释，坚持认为，这种廉，只有蚯蚓能做到，人做不到。这样，孟子尽管没有直接否定陈仲子的廉，但间接否定了它。

陈仲子跟匡章和孟子是同时代人。匡章和孟子围绕陈仲子的廉各持己见时，陈仲子还活着。所以这次对话，实际是一篇小型时评，人物时评。这也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见关于陈仲子最早的文字记载。

相比于孟子和匡章之间直接明显的争议，赵威后、韩非和荀子对于陈仲子的议论所体现出的争议性，要间接隐晦些。我们要借助其它材料，或加以理解和想象，才能看出它们背后的争议性。

公元前265年或264年，齐国国王特使到了赵国。接见他的，是当时赵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赵威后。赵威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也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的儿媳妇。赵惠文王死后，其子赵孝成王继位，于是原先的王后，顺位升级为太后，即赵威后。

赵威后跟齐国特使在亲切友好且富有建设性的会谈中，提到了几位当时名声在外的齐人，其中之一，就是陈仲子。说到陈仲子时，赵威后先问了一句，“於陵子仲尚存乎？”——於陵子仲，就是陈仲子。於陵是个地名，是陈仲子择居的地方。如果那时他还活着，肯定已年逾古稀了。

之后陈仲子又分别出现在荀子和韩非师生笔下，时间大概是互为先后或同时。韩非讲了个故事。韩非总是喜欢讲故事来说道理，这是他经验主义思想家的特色，故事内容如下：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树瓠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则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田仲也是陈仲子，据说古时田、陈一声之转，两者相通。故事本身无关宏旨，就跟庄周寓言一样，韩非只是借它来传递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韩非的观点和结论跟赵威后高度一致，简直不谋而合。赵威后当时是这么说陈仲的：

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 齐策四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威后说的无用，就是韩非说的无益。

说来无巧不巧，赵威后说陈仲子“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话几乎雷同地出现在《韩非子 外储说右上》里，“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其结果正是：（太公）杀之。可见韩非和赵威后对陈仲的看法，完全是一拍即合。

但《吕氏春秋》的编撰者，却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看法。在《吕氏春秋》的《士节》和《不侵》两篇里，分别写了北郭骚和公孙弘两个人。（两人都出自齐国）北郭骚“其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在晏婴救助他之后，以性命和义举报答了晏婴。公孙弘（孟尝君的门客）在见秦昭王时说，孟尝君有士“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结果使秦昭王“笑而谢焉”。文字作者附加赞语说：“公孙弘可谓不侵矣。立千乘之义而不可凌，可谓士矣。”

另外，《庄子 让王》里的曾子，也以被肯定赞扬的形象，说成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看来，同样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在威后和韩非那里，是被杀；在《吕氏春秋》和《让王》作者的笔下，则是赞美对象。

其实我们用心想一下，就能想到，赵威后和韩非关于陈仲子的议论，必须基于一个事实前提，即陈仲子在很长时间，相当的空间范围内，早已远近闻名，而且倍受肯定和赞誉。赵威后作为深居宫廷的最高领导者，能对异国的陈仲子如此熟悉于心，随口道来，韩非更借他人之口说，“闻先生之义”，皆暗示、传递出这一点。如果陈仲子是寂寂无名之辈，或臭名远扬之人，想必赵威后和韩非不会用这种语气来谈论他吧。

荀子对陈仲子的议论，能更清楚显示这一点。

荀子明确提到陈仲子，一共有两次，一次在《不苟》最后一段：

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不如盗也。

这里说的是盗名，名声问题。

另一次就是《非十二子》了。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非十二子》）

这段话得解释一下。忍情性的忍，有违反和逆反的意思。就是说，明明饿了，却偏不吃；明明喜欢一个女人，却毫无表示，所以是违反一般、普通、正常、自然人性的。荀子非它嚣和魏牟，说的是“纵情性”，看上去跟说陈仲子的“忍情性”正好相反。不过，忍字在先秦，原义更接近我们现在说的“做得出”（忍心这么做）。孔子在《论语》里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人很容易理解为，让人看得无法忍受。其实孔子的意思是，这种事都做得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忍的主语是搞八佾的季氏，不是旁观者孔子。所以荀子说陈仲子“忍情性”，多少有顺着自己并非天然、自然的情性（也就是矫情）任意妄行（目的为求名）的意思。这样，“忍情性”跟“纵情性”之间，就有了重合相同处。綦溪利跂，一般解释为，跟普通正常人的世俗生活相比，显得深刻偏远，喜欢另辟蹊径，看上去如此离世独立，与众不同，好像只要能跟别人（一般普通正常人）不一样，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如果说《不苟》针对的是陈仲子的名声问题（盗名），那《非十二子》侧重的，就是陈仲子的行为举止，一种标新立异的选择性行为举止，——至少在荀子眼里看来，是这样的。

同样毋庸多言，当荀子对准陈仲子扣动板机，发出如此猛烈的枪弹，陈仲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肯定也已是不言而喻，所谓“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非十二子》的开头，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能枭乱天下，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必定有其追随、认可其言论、思想和行为者，此是自不待言。

所以，明明是一场场面宏大、唇枪舌战的争议，有时偏偏会以个人独唱、独舞的形式表现出来。你不用心细看，倾耳谛听，就看不出来，听不出来。

据说古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特诞生于海水泡沫之中。中国先秦时期的陈仲子，从他现身社会的那一刻起，就伴随了争议，他是在争议的泡沫中诞生的。这种争议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还会时时浮现。荀子的两段话，为我们清楚指明了，这种争议其所由来的两处由头。

二，自甘边缘化的世家贵族

一个社会有多种人群。通常可分为两种人群，所谓主流人群和边缘人群。从起因上说，边缘人群又可分为两种：生来或者说自然边缘和主动边缘。（无论是所谓生来或自然边缘，还是主动边缘，都离不开外力作用）所谓主动边缘，即自我边缘化者。魏牟和陈仲子，都属于自我边缘化者。

孟子说，“仲子，齐之世家也”。什么是世家？《汉书 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这话应该比较靠谱，仲子哥哥的情况，可以为证，“兄戴，盖禄万钟”，显见是个吃喝不愁的家庭。世家在陈仲子身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与齐国国君同宗。如此一来，陈仲子家族，不仅吃喝不愁，而且还是相当有身份、地位的贵族。这点很重要，没有它，陈仲子就不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所以孟子介绍陈仲子，先把这个点出来。

但陈仲子却选择了避居於陵，“彼身织屦，妻辟纑”，过起了一种完全非贵族、且彻底平民化的生活。刘向《列女传》还给他加绘了一幅“灌园”者的新形象。于是陈仲子从当时最发达的超级大国的世家子弟，华丽转身为劳动人民“菜园子张青”。《淮南子 氾论训》说他最后“遂饿而死”。

这是陈仲子在社会身份和人生旅途上的自我边缘化。

陈仲子自我边缘化的关键细节，是他“处于於陵”。

陈仲子是从什么地方移居於陵的？《孟子》没有明说，但既然是“齐之世家”，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从齐国都城临淄移居而来。孟子说“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其中的齐国，是否也有齐都之意？假如陈仲子确实来自临淄，那就得了解一下，临淄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临淄规模为最大，也最繁华。（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20）

杨宽这话，估计来自《战国策》。

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齐策一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

苏秦的话，可能带点水分，但《晏子春秋》也说：

“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

《晏子春秋》撰成于齐宣王前后，这个时间，正是孟子和陈仲子在世的时间。

这样，陈仲子移居於陵，就多少有了点“逃离北上广”的意思，而且还是在齐国快速崛起、走向鼎盛的黄金时代。

於陵又是个什么地方？

从《水经注》开始，历代地理书籍多有记载、考辨於陵其地的。有人认为它距齐都二百里，有人说是百五十里，这距离放在今天，也就一、两小时的车程，但在陈仲子时代，三、两天内大概难以往返一趟。后世有人说，“於陵在今济南府长山县西南，离其母所，凡二百里，他日之归，亦仅事耳。”（焦循《孟子正义》引周柄中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於陵的行政所属，有人说是齐地，说人说是楚地，想必是在齐楚之间，是名副其实的边城。清初王士禛说它，“地不百里”（《长山县志》），可见是个又偏又小的地方。

这是陈仲子在地理生存空间上的自我边缘化。

自我边缘化本身，意味着某种脱离。

后人说起陈仲子，常把他看作一位隐士，如《水经注》上说，“（长白）山，即陈仲子夫妻之所隐也。”其它如《太平寰宇记》引《舆地志》和《齐乘》等地方志和地理书，皆直称仲子为隐士。历代诗人以隐称颂陈仲子者，更是不胜枚举，陈仲子简直成了历史上杰出隐者的代表。

隐，多少有点让人找不到，或不容易找到的意思。陈仲子的行为，并没有这个意思。

考《孟子》本意，陈仲子夫妇当时的举动，不过是离居而已，离开母亲、兄长单独居住。移居的动机，不是要人找不到他们，是不愿享受来自兄长和祖上的禄秩，以及来路不正的鹅肉，所以宁愿选择自己动手，织屦辟纑，借以谋生。如果刘向说的可信（有点悬），当楚王来招聘为相时，陈仲子在妻子的建议下，选择了第二次离开。（应当还在於陵范围？）“逃”字的出现，让陈仲子夫妇的行为，有了一点隐的性质。但其本质，仍然是离开，或者说是再度脱离，脱离具有手工和小商业性质的谋生方式，以更具原始性的“灌园”，来躲避“乱世之害”。

因此，无论是“避兄离母”，还是“却聘楚王”，其实质都是一种离开，一种保持距离。前者是对富有大家庭的离开，后者是对政治、文化中心，因而某种意义上是对当时时代、社会的进一步远离。

说起来，陈仲子就是一位边缘人和脱离者。

陈仲子的边缘化和脱离状态，并非是孤例和个体性的。——套句流行语说，他不是一个人在边缘和脱离。

上面说过，陈仲子原本是“齐之世家”。假如你原本就是低端人群，那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繁华富庶、光洁鲜美的首善之区，别说去於陵灌园什么的，您爱去哪去哪，该干嘛干嘛去，who cares about you？但如果你是个清北生，有一天却成了县城里的“西门郑屠”或快递小哥，那你指定能成为各路媒体上的新闻人物。这就是身份不同，带来的效应差别。所以我认为，陈仲子之所以为陈仲子，他原先的“世家”身份是关键；没了它，也就没有陈仲子话题和现象。

这种“陈仲子现象”由来已久。《左传》里那个经常被人提到的“冀缺耨，其妻馌之”的画面，想必给不少人留下了印象。如果说冀缺的躬耕陇亩，尚属事出有因。那么《国语》里窦犨说“范、中行氏，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就已经是一种颇为典型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趋势。孔子周游列国，途遇楚狂、长沮、桀溺和丈人等人，其实都是一类人；什么人？能言善辩的他们，想必原先都是有身份、有来历、有说法的人，如今都成了躬耕为业者（长沮、桀溺“耦而耕”；丈人“植其杖而耘”；《尸子》里有“楚狂接舆，耕于方城”的句子）与此同时，由楚逃吴的伍子胥，初到之时也是选择了“耕于野”。我想，假如把当时这类人聚集起来，组建一个息县“干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论语》里会有一句，“民散久矣。”（《论语 子张》）

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新型生产工具，尤其是金属农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多年来的垦荒和水利设施的利用，使得个体农业越来越成为可能。早先在公田背景下动辄“十千维耦”（《诗经 周颂》）的大规模集体劳作方式，逐渐被个体劳动方式或小规模劳动方式所取代，这是陈仲子能够选择避居於陵的重要时代背景和条件环境。

同时，这也是某种社会与历史趋势与流变所致。我在《被“禽兽化”的魏牟》一文里，引用过学者许倬云著作里的一段话，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第34页，从“从上述的情况可以很明晰地看出”，到“公子权力的下降标志着秦始皇废除封建的第一步已经开始”那一段。这段话说的虽然是春秋末的事，但战国情形与此无异，而且愈演愈烈。循此以往，织履灌园，也就成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事。

三，陈仲子的名声问题

孟子在《尽心上》里说：“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人皆信之”四个字，透露出陈仲子在当时，确实是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从这种影响力，可以想见陈仲子当年的名气或名声情况。

现在说起陈仲子，除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有特别兴趣的人，或者是山东邹平县一带的人，难免有相当的陌生、茫然感。荀子“非”的墨子、孟子当然知道，陈仲子？陈仲子是谁啊？

但以前，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名人。

说来你可能不信，就说荀子“非”的这十二人，今天最有名的，自然要属孟子和墨子；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是墨子和惠施；处在这两头之间，即从秦汉到晚清，最有名的却是陈仲子！孟子浮出水面，和孔子齐名，是宋以后的事；墨子要到晚清，才被人重新从地层里刨出来。陈仲子却像是悠悠历史河道里的一盏航标灯，虽然说不上光芒万丈，却一直是亮着的。以下是提到过陈仲子的部分书单和诗人名单：

《淮南子》、《史记》、《列女传》、《说苑》、《论衡》、《汉书》、《风俗通》、《高士传》、《世说新语》、《后汉书》、《水经注》、《舆地志》，《太平寰宇记》，元朝的《齐乘》，明代计成的《园冶》，吕坤《呻吟语》、李渔《笠翁对韵》、以及《西游记补》、《续西游记》，《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东郭记》，和童蒙读物《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陶渊明、张协、江淹、陈子昂、张说、张九龄、吴筠、李颀、王维、杜甫、钱起、僧皎然、戴叔伦、顾况、权德舆、柳宗元、元稹、陆龟蒙、李德裕、李商隐、贯休、郑谷、林逋、宋庠、王安石、苏辙、毛滂、刘克庄、范梈、徐渭、陈继儒、王象春、顾炎武、徐夜、尤侗等。民国年间，章士钊赠诗陈独秀，仍有“仲子廉士二千载，由廉得勇有子在。孤高迈俊尽于诗，泪竭天荒一枯海。”的句子。

这阵势，别说它嚣、魏牟，荀子所非十二子中，随便挑出谁来，估计都得甘拜下风。荀子地下有知，更不知要作何感想了！孔子不说，想想荀子推崇的仲弓，人们至今都不知道他是谁。

如此万众（还都是著名诗人）簇拥之下，不是名人，也是名人了。但荀子和晚明吕坤，却剑锋直指陈仲子的名声。

纵观历代评议陈仲子的文字，大体无非可分为赞美或否定两类，其中也间杂些中间调侃派。赞美自然是对陈仲子名声的肯定表达，但在持异议和否定者中，专门针对陈仲子名声大发议论的，却很少。孟子最多是以间接和隐晦的方式，否定了陈仲子的廉名。赵威后和韩非评论陈仲子，尽管动了杀念，却没有说到陈仲子的名声问题，追究它是否属于不当获取。后世的桓温、柳宗元、王安石和顾炎武等人，对陈仲子也颇持异议，也都没有直接明确提及陈仲子的名声，直接明确对准陈仲子名声下手的，两千年来，荀子以外，好像只有晚明思想家吕坤。吕坤在他的书里这样说过：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顾不得，何者？名无两成，必相形而后显。叶人证父攘羊，陈仲子恶兄受鹅，周泽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为之也。（《呻吟语 品藻》）

“好名之人充其心”，这不是一般的好名，这叫热衷。兄弟顾不得，自然是指陈仲子。“名无两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成名，必然以另一个人的（名誉）受损而来，陈仲子有了廉名，他哥就成了反面角色。

这种想法颇有晚明特色，透露出一种“零和游戏”的交易色彩。随后吕坤又说：

世之人常把好事让与他人做，而甘居己于不肖，又要掠个好名儿在身上，而诋他人为不肖。悲乎！是益其不肖也。

这句话紧接上文而来，陈仲子自然是“不肖”者之一。这样，陈仲子的人格和名声就被彻底否定。

如果说吕坤对陈仲子名声的非议，带有比较明显的晚明特色，即从相互消长（商品经济特点）角度去察看和议论的话，那么先秦时期的荀子，更多、更主要是从古代政治的角度，去打量和定性陈仲子的名声的。

所谓古代政治的角度，就是孔子说的那句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 成公二年》）

孔子这句话，基本上被荀子完整地给继承下来了。

荀子说陈仲、史是“盗名”的“奸人”。“盗”，有不是自己的东西，却（以不正当方式）掠为己有的意思。那么荀子认为，名，该为谁所有呢？

名的主人，正如孔子所说，应该是“君”（所谓“君之所司也”。孔子此处所说的“名”，跟我们所说名声的名，并非同一概念，但其间存在重要交集重叠和因果关联，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荀子笔下，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属于三皇五帝和王公大臣之列的“君人者”，荀子有时也称之为“人君”或“人君者”，有时又宽泛地称之为君子。此君子之义，在荀子笔下，经常表达的，就是“君人者”的意思，但也包括并非现实“君人者”的君子，比如“穷困冻餧”和“无置锥之地”的仲尼儒者，也就是虽无权势，但具有道德高超地位的人，普通一般平常人，哪有有名的资格？这一点，你只要看看《荀子》书中，名，以极其密集的方式，集中指向“功名”一词（《荀子》书中，“功名”一词共出现18次），诸如“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故君人者，……欲立功名”、“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汤武之功名”、“王者之功名”、“政教功名”等等，就明白了。从这种视角来看，你陈仲子算是个什么人？别说以前不过是个世家子弟，更何况你自己还“避居於陵”，“织履”、“灌园”去了。“织履”、“灌园”能建立功名吗？简直就是“反功名”的脱轨者。更让荀子愤慨的，是陈仲子名声的得来，是从他“避兄离母”开始的！荀子为什么把战国的陈仲，跟春秋的史（两人相差了两百年）放到一起来“非”？因为在荀子看来，这俩人获得名声的方式，完全是如出一辙，都是以反人伦、反人情、反人性的非常方式，来制造轰动效应，从而获取名声。说起来，史要算是历史上卫国一位著名贤者，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尸谏”。就是在临终前，史嘱咐他儿子说，卫国政治不清明，好人不出头，坏人受重用，所以他死后，不要按照正规礼制收敛，就把他在窗户底下随便摆放着，让卫灵公看见。孔子跟史同时，并且有过直接交往。史的“尸谏”，受到过孔子的明确肯定和赞扬：“古之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孔子家语 困誓》）孔子还在《论语》里称赞史，“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想想荀子是何等推崇孔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却完全无视孔子对于史盖棺论定的评价和赞扬，把他跟陈仲子放在了一起，痛加非议，原因就在于，荀子认为这俩人都是可恶至极的“盗名”者！（所谓“不如盗”的“不如”，就是禽兽不如的不如）。《荀子 不苟》开篇就说，“君子名不贵苟传”，陈仲、史，就是荀子所非议、痛恨的名声“苟传”者，简直近乎不择手段，类似今天某些网红出名的行径，这就不能不让荀子怒了。

不过，这只是荀子之怒的直接浅表原因，让荀子深感愤怒的，还有更深层次的重要原因。

四，荀子，一个整体主义者的愤怒

1848年，青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以辛辣的笔触，列举了好几种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还夹带了僧侣社会主义，即基督教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将其悉归于“反动的社会主义”，另外还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1]

中国近代以来，也有过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以先秦诸子冠名的社会主义，其中又以墨子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最为气象万千、众说纷纭（详情可参阅鲁法芹、蒋锐《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墨学的复兴》一文，载《党政研究》2014年第1期）。同时也有人说：荀子是“改进型的温情的社会主义”。[2]

“温情”先不说它，“改进”一词颇有意思，它是否暗含了原先已有，故而改进的意思？（作者确实还说到过，孟子是“改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3]）按这种思路和说法，我觉得此前至少应该还有周公的社会主义和管仲的社会主义。商鞅治下的秦国，好不好也叫社会主义？这个真不好说。总之，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前面，人们曾经给它戴上过各种中式襆头。

这种中西名词的强行结合，恐怕是完全拟于不伦的，因为它完全无视马恩著作里的各种社会主义，都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核心且对立的关键词（古代社会有没有它们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所以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更愿意称它为整体主义。

荀子式的社会主义（整体主义），以继承传统为旗帜，以适应现实为需要，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主义（整体主义）：礼与法混合，王与霸混合，先王与后王混合，圣人与君子和小人混合，批判指责与共享融通混合，是一种混天搭地的社会主义（整体主义）。混搭的目的在于整合，整合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整体一致型国家社会。

荀子的整体主义思想，可以通过《荀子》书中某些高密度超频繁出现的特征性词语，来一窥究竟。其中最首要、最醒目的，是“一”字。只要你一打开《荀子》，随便翻到哪一篇，哪一页，“一”字都有可能像稻田里的麻雀蜂拥而至，乌泱泱的，俯拾皆是。《荀子》中“一”字共出现315次，除去单纯表示数字和次序的外，至少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一”，用来表示“统一”和“保持一致”的意思，如：“群居和一之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在荀子笔下，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需要把他们都“一”起来。此外，还有词义相近或相同的“壹”、“齐”、“合”、“群”等字，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一”字近卫军。它们清楚无比地表明，《荀子》的终极思想目标，就是要“一百姓”、“一贤士”、“一风俗”、“国一綦明”、“一民”、“一人”等等，不一而足。荀子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四海之内若一家”，最终“一匡天下”、“天下为一”，所谓：

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

无所不一。

一，就是荀子说的王制，就是荀子的理想国。

但陈仲子却“以脚投票”，悄悄溜了。

由一名好端端的世家子弟，主动做出“辟兄离母”、“处于於陵”的选择举止，并因此暴得大名。这不简直就是拆台、漏气、十字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横穿逆行吗？

假如说荀子对于魏牟的怒骂，指向的是自由主义；对陈仲子的攻击，指向的就是个人主义。

你看，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王制》），陈仲子却偏偏“辟兄离母，处于於陵”。荀子讲求“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礼论》），陈仲子却“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其结果是，“不足以合大众”。这话乍听起来，好像轻描淡写的，也没什么，但别忘了紧跟在后面的“明大分”三个字。什么是“大分”？“大分”就是礼，所谓“礼者，法之大分”（《劝学》）“分莫大于礼”。而荀子所说的礼制，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宪法。《非相》结尾有段话：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这里没有直接点名陈仲，但“用其身则无功”，跟赵威后说的“无用”，韩非说的“无益”，完全一致。“奸人”和“盗贼”，完全对应了《不苟》的斥责。更重要的是“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一句，也跟赵威后的评语如出一辙，同时和《非十二子》中对陈仲、史联合判词顺利交集接轨。

如此一来，陈仲子就必须得先于盗贼被“诛”。

陈仲子当初究竟做了什么？让荀子如此怒不可遏，必欲除之而后快？

陈仲子的行径，有三个关键词：世家；主动；名声。

前面说过，如果陈仲子不是世家子弟，那他爱去哪去哪，爱干嘛干嘛去，谁会在意他？他也就不会成为名人，因而也就不会被荀子“非”了。同时，正如前文所说，春秋战国以来，有无数原先的贵族子弟，沦落为耕耘者，但他们中的多数，应该是为时势所迫，如伍子胥的“耕于野”，就是命运播弄的结果。但陈仲子的情况明显不同，他应该是在没有直接外力逼迫的情况下，主动做出脱离举动的。这是陈仲子成名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成为他受非议的重要原因。其三，陈仲子在当时显然是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约略说过。这里再顺带说说荀子所非十二子的子。说到先秦诸子的子，我们今天很容易把他看成是著书立说的专门思想家，但实际上，先秦时期，子的含义，主要是指有地位、有名望、有影响力、值得尊敬的人，并不一定是著书立说的专门思想家，陈仲子有过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言论，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而著书立说就大可不必。传世《於陵子》十二篇，显然非陈仲子手著，台湾学者林志鹏有过专门文字探讨，结论是可信的，民国人尹桐阳的说法则不值一驳。——总而言之，陈仲子如果当时没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荀子是不会把他放进《非十二子》里的。

其实，陈仲子当初所谓“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也许只是个人生活的自然选择，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最基本的自由迁徙权。这其中应该有些深思熟虑的东西（是否有如古罗马末期圣安东尼那样强烈的意识，就难说了），却未必有专门猎取名声的企图。《庄子》和《吕氏春秋》书中，都有过这样的句子，“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盗跖》）“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本生》）但在一个宗法家族意识弥漫普遍的社会，《庄》《吕》这种平情之论，估计难以入韩非、荀子的法眼，他们更愿意秉持、坚信的，应该是一种由宗法观念演变而来的新国家主义思想，即《管子 法禁》里所说，“修行则不以亲为本，圣王之禁也。……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圣王之禁也。”这话简直就像是出自韩、荀之口。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之际，一方面是礼坏乐崩，宗法社会发生大转型，传统大家族渐渐向新型小家庭演化（商鞅变法所展示的家庭小化趋势，恐怕并非仅限于秦国），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在统治者赵威后，以及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孟子、韩非和荀子那里，对于传统宗法家庭与社会强力修复与维系的理念，是如此强烈。两者间构成一种双向变奏的逆反纠缠状态，仿佛河流一面向前流逝，一面却以激流回旋的方式，形成方向上的自我否定，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关于光的波粒二象性的一段话语：

“好像有时我们必须用一套理论，有时候又必须用另一套理论来描述（这些粒子的行为），有时候又必须两者都用。我们遇到了一类新的困难，这种困难迫使我们要借助两种互相矛盾的的观点来描述现实，两种观点单独是无法完全解释光的现象的，但是合在一起便可以。”（见于百度百科）

把这段话移用来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也是若合符契。

也就是说，一种事实上自然存在的个人自由，在当时的理论界，却对应性地表现出强烈抵制、攻击和否定倾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映和信号？

说到底，在一个礼坏乐崩、碎裂纷杂的时代，荀子高高举起了他的整体主义大旗。这面大旗预示着一个新的整体主义时代的即将和正在到来。在这面鲜艳大旗的映照下，陈仲子本来看似无可厚非、自然而然的的行为选择，在荀子等人的眼里，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逆向而动（但也因此倍受欢迎，并将长时间以廉和隐的名义，成为一种抵抗标志），像是一只黑色跳蚤，出现在一袭高度理想化的华美袍子上，难怪荀子，还有赵威、韩非想要杀之而后快，所谓，“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荀子 王霸》）

《荀子 非十二子》阅读笔记之二

2018年10月9日

注释：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单行本；

2，斯颂德《燕大月刊》第5卷第3期，1929年12月；转见于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同上。

“以离群为贤”（《韩非子 问辩》）

黄坚，男，1984年--198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从事新闻媒体工作，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和《桃花树下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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