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的五件逆天文物，三件来自中国，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

2018年4月，一件精美绝伦的青铜虎蓥，在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被以41万英镑的价格被拍卖，一时之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本来拍卖行拍卖文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巧就巧在，这件青铜虎蓥疑似是中国圆明园的流失文物。虽然说无法确认虎蓥是不是当年英军从圆明园掠走的，但它是中国西周青铜器的这一事实确实千真万确。当得知虎蓥将要被拍卖的这一事实时，国家文物局曾多次试图和拍卖行进行沟通，希望他们遵守国际公约，撤销这次拍卖。不过，这一要求被坎特伯雷拍卖行无情的拒绝了，他们表示说，国际公约管不了100多年前的事。幸运的是，最终拍的这件文物的一对老夫妻愿意无条件将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局。同年12月11日，这件流失海外百余年的文物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在青铜虎蓥拍卖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欧洲曾经对非洲的殖民罪行是一段“需要翻篇的历史”。

他认为，非洲的文化遗产，各类文物，不应该被困在欧洲博物馆里。马克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在任期间势必将从非洲掠夺的文物，物归原主。此话一出，让很多希望收回散落他国文物的国家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但与此同时，也让很多全世界知名博物馆瑟瑟发抖，其中就包括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

面对这样的道德压力，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效仿法国，归还他国文物呢？大英博物馆总文物数超过800万件，其中有大量的海外文物。最著名的埃及馆里珍藏7万多件古埃及文物。还有引人注目的东方馆，有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文物十多万件。光中国文物的收藏就高达2.3万件，长期陈列展出的约有2000件，从商周的青铜器，唐宋壁画书画、到明清瓷器等等，应有尽有，令人叹为观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历史博物馆之一，看看那些逆天文物背后的故事。

● 辽三彩罗汉

在大英博物馆33号中国展厅中，最吸引人眼球之一的文物，莫过于那尊按真人比例打造的辽三彩罗汉了。

通常我们都很熟悉唐三彩，辽三彩又是什么呢？唐三彩是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烧制的陶器。因为盛行于唐代，故称唐三彩。辽三彩出现于唐三彩之后，它不仅继承了唐三彩的优点，烧纸的工艺也更加成熟。目前现存的辽三彩数量极少，因此显得弥足珍贵。世界上唯一一组辽三彩大罗汉共16尊，全部都来自于河北易县的一个小山洞里。

20世纪初，因为文物的盗掘和运输，16尊三彩罗汉中有几尊被损毁，目前存世的仅剩11尊，流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没有一尊是在中国。

那么大英博物馆中的这尊罗汉像，是如何颠沛流离来到了大洋彼岸的呢？

话说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取代了大清朝，社会动荡不安，同时也是古董交易的黄金年代。许多外国古董商在中国四处搜索文物。这一年，德国古董商人帕金斯基来到了北京。他在一个古董店里，看到了一尊令他叹为观止的三彩罗汉像。

佛像如真人大小，表情平静祥和，袈裟纹理自然，巍巍然深具禅意 。此前帕金斯基从来没有见过按真人比例打造的中国古代雕像作品。在古董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帕金斯基甚至这尊罗汉像的价值。他当即表示要买下这尊罗汉像，可店主表示，这尊罗汉像是一个日本商人的，只是放在自己这里修复而已，过几天就来取货。帕金斯基当然不肯放弃，多方打探之后，他得知，这尊罗汉像来自距北京西南方130公里的河北省易县八佛洼的某个山洞中。

至于佛像为什么会出现在山洞中，专家们至今为止没有得出一个定论。有人说，这跟历史上的多次灭佛运动有关。也有人说，是为了躲避战乱。

不过不管怎么样，得知易县山洞中藏有多尊三彩罗汉像之后，帕金斯基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易县。但还是晚了一步。觊觎罗汉像的古董贩子不止帕金斯基一个。另一批人赶在帕金斯基之前，就对山洞进行了扫荡，罗汉像都全被搬空了。

帕金斯基不甘心空手而归，便找向导向当地人继续打听这批罗汉像的消息。最终，帕金斯基买到了8尊罗汉像，他和其他古董商人将这些罗汉像多次转卖。现在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内。帕金斯基甚至还将他在中国倒卖文物的经历写成了「中国诸神」一书。

1998年，帕金斯基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曾经在易县山洞中发现了一则造像铭文。铭文写道：一名佛教徒捐钱烧制了16尊罗汉像，时间是1102年到1103年。这也是目前所知的关于辽三彩罗汉像身世的唯一信息了。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曾评价罗汉像说，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然而，与辽三彩罗汉像本身相比，位于展厅中央，罗汉像背后的敦煌壁画，更是无价之宝。

● 敦煌壁画

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的一天， 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16号洞窟的积沙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附室。附室看起来虽然狭小，但是里面堆满了历代僧侣们留下的经卷和文书，从地面一直垒到屋顶，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洞窟。道士王圆箓也因为自己这个无意中的发现成为了百年来被后世所唾骂的对象。

藏经洞被发现的时期是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的时刻，西方列强们正在瓜分长江南北的大片领土。与此同时，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

第一个来到敦煌窃取文物外国人是马尔克.斯坦因（Marc Stein）。他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作为考古学家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一生中一共4次来到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前三次（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导致了大量中国文物外流，但也阴错阳差地奠定了国际敦煌学的基础。

1907年， 斯坦因的第二次中国之行中，他先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盗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随后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说，莫高窟发现了一个藏经宝洞。

斯坦因，带着中文翻译蒋师爷，立刻动身前往敦煌。此时，最初发现藏经洞的王圆箓道士奉衙门之命看管经文。

在斯坦因的笔记中，他描述王圆箓，“是一个孤傲，忠于职守的人。” 起初斯坦因表示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修缮洞窟，但条件是希望看到一些藏经。因为衙门已经颁发了封存藏经洞的命令，王圆箓立刻警惕起来。眼看用钱收买这条路走不通，斯坦因编造了一个完美的谎言。他让中国翻译蒋师爷告诉王圆篆，说他是一名玄奘的忠实信徒，专门从印度，跋山涉水，历经万难来到敦煌，为的就是借助中国的经书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这一番话果然打动了王圆篆。王圆篆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允许这个“外国和尚”取经。就这样每天夜里，王圆篆从洞中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供斯坦因翻阅检选。很快，一笔巨大的肮脏交易达成。斯坦因用4锭马蹄银换来了230捆经文，装满了24个箱子。还有另外5大箱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除了经文，绢画，斯坦因还盯上了敦煌墙上的壁画。

为了取走壁画，斯坦英用粗野的方式对壁画进行大面积的“切割”。如今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敦煌壁画上依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痕迹，而痕迹永远无法抚平。

斯坦因在考古报告中也写道：“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觉得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被斯坦因带走的敦煌宝藏中，大部分文书入藏了大英图书馆。绢画，丝织品和壁画，则收入了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甚至开设了斯坦因密室，专门用来陈列敦煌莫高窟中的珍贵文物。而这间密室，仅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开放，即使是社会名流，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或者查尔斯王子走到门口，都要自觉止步。

当年那位看管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已经在国人的唾骂中离世。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反观曾经前来“取经”的斯坦因，却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考古学者。更甚至有人说，是斯坦因保护了这些文物免于战火。比起敦煌宝藏，大英博物馆中还有一件更让人叹为观止的中国文物，那就是镇馆之宝之一的「女史箴图」。

● 女史箴图

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并不是谁想看就能看到的。每年展出不会超过3次，总展出时长不超过8周。如果有相关文物专家想要一饱眼福，还需要特殊的审批流程。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大英博物馆小气，而是这幅跨越1500年的蚕丝画卷真的经不起折腾了。

「女史箴图」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叙事题材绢本画，被誉为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首。也是各朝帝王的珍爱之物。光乾隆皇帝就在上面敲了足足37个章，还亲手插画了一朵兰花。

「女史箴图」的原作者是东晋画家顾恺之。

《世说新语》曾经这样评价顾恺之说，‘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意思是说，顾恺之的画，自苍天诞生以来，都不曾看见过。在顾恺之之前，画家都被称为工匠，没有一个流芳千古。顾恺之是第一个在作品留下大名的人，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画家。

「女史箴图」是他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中华绘画的奠基之作。只可惜这幅「女史箴图」的真迹早已失传，目前存世的只是两副临摹版。一幅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隋唐临摹版

还有一幅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临摹版。大英所收藏的版本被认为是接近顾恺之画风的。

相传这幅画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英军上尉约翰逊从圆明园中盗走的。也有一种说法是，约翰逊上尉曾经救下过一位贵妇，画是由贵妇所赠。不管这样，这幅娇弱的蚕丝绢画能从硝烟炮火中幸存下来，实属奇迹。

可这幅画被带到英国之后的命运却令人唏嘘。

约翰逊上尉显然不懂这幅画的价值，以仅仅25英镑的价格将其卖给了大英博物馆。接下来是更可怕的事情，当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卷轴画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画就应该是一幅幅独立的。「女史箴图」里绘制了12个劝诫女子遵从妇德的场景。英国人硬生生地将画切成了4块，采用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导致了这幅珍宝无法挽回的破坏。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国卷轴画中，不同场景的有机相连。画卷慢慢打开，就犹如时间慢慢流逝一样。

比如说「女史箴图」中的“冯婕妤挡熊”场景，描述的是汉元帝携后宫观看斗兽。突然有一只黑熊跃出围栏。冯婕妤立马挺身挡熊救驾，画中依稀可见冯婕妤坚定的神情。

还有“班婕妤辞辇”的场景，描述的是汉成帝游玩时，邀请宠妃班婕共乘轿辇。班婕妤劝说成帝道：圣贤之君都是与名臣同车出进。只有昏君才会让美女陪同。班婕妤不愿毁了成帝名声，婉言拒绝。画中成帝坐在轿子里，忧伤的表情，惟妙惟俏，很是可爱。

事实上，二战时期，大英博物馆曾有意将「女史箴图」归还中国。缅甸战争中，中国远征军曾与英军并肩作战，多次解英军之围。此后，英国政府为了表达谢意，答应送中国一个礼物。

当时，英国给了民国政府两个选择：「女史箴图」或一艘潜艇。在动荡不安，漫无止境的战争年代，国民政府毫无疑问地选择了有实用价值，对当时国家有着最大意义的潜艇。但也因此错失了唯一一次让「女史箴图」回家的机会。

● 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比起中国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中的埃及馆才是最负盛名的。馆内收藏文物达7万余件，仅次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

藏品中有大型人兽石雕，大量的木乃伊，多种碑刻、壁画、金玉首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模型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藏品要数罗塞塔石碑了，也是镇馆之宝之一。

18世纪末，拿破仑的军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埃及。1799年7月19日，一群法国士兵在罗塞塔镇附近修筑防御工事时，撞倒了一堵墙。墙内出现了一块黑色花岗岩，它就是“罗塞塔石碑”。负责工事的法国上校是个文化人。他认出了石碑上奇奇怪怪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判断此石碑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于是立马报告了上级。1801年，拿破仑的远征军被英国打败。法军撤离时，曾经偷偷地想将石碑藏在小船上运走，但被英军拦下了。此后，这块石碑就作为英军的战利品被带回了英国，后来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石碑高44英寸，宽30英寸。自上而下密密麻麻地刻着三种不同的文字。最上面的部分和中间的部分都是埃及象形文字。但区别是最上面的是埃及象形文圣书体，也就是祭祀时与神明沟通的文字，书写较为工整。中间的部分是埃及象形世俗体文字，也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所使用的文字。最下面的是古希腊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最早诞生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但是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失传。随着埃及的落没，他们也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可埃及象形文已经失传，这些文物就成了天书。不过幸好历史上有一个埃及与希腊文化共存的时期。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9年后，亚历山大大帝驾崩，他的将军托勒密建立了托勒密王朝。虽然是以希腊为统治阶级，但是并没有扼杀埃及的文化。 罗塞塔石碑正是来自于托勒密王朝，所以在石碑上才会既包含古埃及象形文，也包含古希腊文。

通过解读古希腊语，专家很快知道了石碑的内容，大意是记载了年幼的托勒密五世登基成为法老一周年，然后再歌功颂德一番。内容虽然并不曲折离奇，但是如果能根据古希腊文破译石碑上方的古埃及文，将会对之后的考古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破译工作并没那么顺利，很多学者研究了十几年都没有进展。

直到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法国历史语言学家，让·富朗索瓦·商博良。 商博良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语言天才，20岁时就掌握了多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古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还有汉语。商博良正是从汉语中得到了灵感，他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并不是单纯的象形文，而是一种既表音，又表意的文字。有点类似中文的形声字。一部分用图案代表意思，另一部分代表读音。比如说，“材” 左边代表意思，右边代表发音。“战”，右边表意，左边表音。“忠”，下面表意，上面表音。

1824年，商博良完成了罗塞塔石碑的全文翻译，编制出完整的埃及文字符号和希腊字母的对照表。正是因为他，让沉睡千年的古埃及文字再次鲜活，商博良被称为“现代埃及学之父”。

除了中国馆和埃及馆，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雕塑也是镇馆之宝之一。整个18号展厅，2000多平方米的面积都是用来展示帕特农神庙雕塑的。

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447，是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最大神殿。 19世纪初，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被任命为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那时希腊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而伯爵对古希腊建筑非常感兴趣。他获得了奥斯曼当局的许可，将帕特农神庙建筑部件拆除下来，运回了英国。后来由于债务危机，将塑像转手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组珍贵的浮雕甚至还一度影响了希腊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尽管希腊政府一再要求归还这组浮雕，但都遭到了历届英国政府的拒绝。

以上列举的这些稀世文物不过是大英博物馆藏品中的沧海一粟。虽然说博物馆中的大部分藏品的来源都比较清晰，但不得不说部分文物的归属权确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2010年，曾经有16个国家联名签署了一份声明，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当年掠夺走的文物。其中埃及主要提到了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希腊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浮雕，中国要求归还鸦片战争期间从圆明园掠夺走的文物。不过，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大英博物馆亚洲民族学与南亚收藏部的负责人詹萨里（Sushma Jansari）曾表示：“大英博物馆的很多收藏并不是在殖民背景下获取的，不是每一件文物都是通过欧洲人的掠夺获得的。” 詹萨里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说，英国在殖民埃及时期，是很多当地埃及人自己把木乃伊挖一挖卖给英国人的。还有我们的末代败家皇帝溥仪。1922年，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210部宋元版珍贵古籍，2000多件唐宋元明清字画转移出宫。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唐阎立本的《步辇图》、和五代hóng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而这些无价之宝都被送到了天津英租界。换句话说，是溥仪将它们卖给了英国人。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时，带走的故宫文物和珠宝高达70多箱。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出逃时又顺走了一大批文物。而这些被溥仪盗走的故宫文物中，仅有400多件最终回归祖国。剩下的都流落在世界各地，下落不明。

不过，话又说回来，殖民时期帝国列强对于各地文物的收藏，或者叫收购，本身就存在着权利不对等性。

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德尔伯格（James Delbourgo）在《收藏世界：汉斯·斯隆与大英博物馆的起源》（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一书中指出，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它旨在向世界展示，只有一个位居帝国中心的国家，才能将如此多的物品收集起来，打造一个分类整个世界的惊人之举。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后殖民时代，人们的思想也在改变。1860年，英法联军还能大言不惭地宣称战利品“来自圆明园”，以此来提高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从20世纪初开始，收藏家们就开始遮遮掩掩，否认文物的掠夺性。

有小伙伴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大英博物馆就死死地守住大门，一件文物都不愿意归还呢？毕竟这些要求归还文物的国家也没有说要把所有的文物都一次性地拿回来，先还一还比较重要的也行呀。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说，“一旦你开口答应还一件，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大英博物馆变空了。 ” 从博物馆本身的的立场来说，当初他们花钱把文物买来，这么多年来，也一直花钱保养打理和研究这些文物，怎么能说还就还呢？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广大民众们可不这么想。就连很多英国人都觉得应该把文物还回去。2014年，英国针对是否该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做了一次调查。

结果发现37%的英国人支持文物返还，32%的人觉得无所谓，只有23%的人觉得不应该归还。

文化遗产被广泛认为是民族的象征，国家的宝藏。但这些文物的回家之路确实道阻且长。那么大家觉得大英博物馆应不应该把文物归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