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尉氏学生被逼卖淫案, “停不下来”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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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子烂了的苹果，时不时咬到一两条蛀虫，还有什么稀奇的呢？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这是闪爆眼球的社会丑闻——《河南30多名初中女生遭强迫卖淫 含不满14岁的幼童》。

施暴者的嘴脸，用脚趾头都能猜到，他们无非是两个姓氏的嫡系亲属：权、钱。

好在，这些孩子的父母不叫“于欢”。

所谓强迫卖淫的说法，很容易让人忽略一个现实：她们在“卖淫”之前，几乎都遭遇暴力强奸。

最令人发指的，还是下面这些情节：

第一，此案从2015年3月发案，作案时间绵延数年、涉案地域辐射多地（尉氏县、郑州市、开封市）、涉案人员牛头马面众多。

警方现已初步查明“涉及尉氏县4所初中，受害学生达30多人，均为未成年人。其中由受害人转为犯罪嫌疑人的5人，案发时受害人不满14周岁的7人；介绍卖淫人员构成犯罪的10人，除去3人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年龄外，现已刑拘5人；涉及嫖客6人，嫖客中构成犯罪的4人。”

第二，如此大面积的恶性被迫卖淫案，掀起盖头的原因仅仅是因为“2017年2月13日接受害人报案，称有人强迫其卖淫而案发”。再考究报案的缘由：是因为“受害人小黄由于和姑姑平时关系不错，她先向姑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气愤不过的姑姑才带着未成年的孩子上公安局报了案。

更令人如芒在背的是：案发后，本该绝对保密的原版“强迫卖淫简要案情汇报”，涉及多名未成年人隐私信息，竟然大面积泄露在微信群里。尽管尉氏县公安局宣传科工作人员表示，“局领导非常重视，已另案处理”，但，此事造成的二次伤害板上钉钉。

对施暴者来说，骂其禽兽，可能侮辱了“禽兽”二字。在这种人神共愤的嚣张恶行面前，道德谴责可能还不如罚酒三杯有趣。

这事儿闹得全国街知巷闻，迟早会有更详尽的真相版本。看客自然无须着急，耐心等着就是。我想说的是，在这起恶性事件中，让我心惊胆战的除了案情本身，还有三个熟悉而陌生的字眼——“尉氏县”。

在肥皂剧般的“学生被逼卖淫案”中，这是个神奇的所在。

《汉书》有云，“郑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为邑。”这是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遥远到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按理说，这么个上下五千年的所在，应该是传统文化的“价值担当”，可惜，却在“学生被逼卖淫案”中，从哪儿跌倒、继续在哪儿跌下去。

2011年11月，国内媒体密集报道过这样一则拍案惊奇：“2010年5月，河南省尉氏县水立方商务会所发生了多起强迫中学生卖淫案件，这引起了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重视。当地公安机关先后抓获多名作案人员，打掉两个涉嫌强迫女学生卖淫的团伙。”

此事被曝光，是因为当年一则题为《河南尉氏官商买春》的网帖。据称，来自该县三所中学的五六十名中学女生，被以各种方式诱骗到“水立方”娱乐中心惨遭蹂躏。后来的后来，当然是老板被抓了、嫌疑人投案了，玩忽职守的、失职渎职的，似乎都收到了一张罚单。

很多人快要忘了，那些惨遭伤害的未成年女生的命运会走向何方。更多人早就不记得，在当年控诉的网帖中，提及的那个无法证实却也无法证伪的现象——“尉氏县买处嫖幼之风气在尉氏县地方官人、商人中大有盛行之势，他们已把买处、嫖幼视为采阴补阳的一种时尚，形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买处文化。”

法理的问题，司法自然会伤脑筋。我只在思考两个疑问：第一，一个涉案未成年受害者私隐都保护不了的地方，指望他们去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难度系数是不是要无限接近“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第二，当年民间盛传的尉氏县“买处嫖幼之风气”，究竟是捕风捉影的流言、还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呢？当年，少数官商沆瀣一气，在逼迫学生卖淫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性的、宗教性的、亚文化性的癖好式趣味。而今，案发于概率性的受害者报案，有必要追问的是，在当地，类似这种“买处嫖幼之风气”，在权钱阶层中间，是个案还是风尚？

这个问题，似乎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故事来映射：2007年，河南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因涉嫌强奸、涉黑等罪名被警方抓获。据悉，警方目前查明的受害女生数字是36名，年龄分布于12岁到16岁。板上钉钉的是，吴天喜迷上“采处”是为了延年益寿官运亨通。

零星的个案，当然不能佐证逻辑上的现象推理。不过，与尉氏县300公里之遥的镇平县的故事，起码说明在中原地带，虽历史悠久而文化昭然，在民间，官场也好、钱场也罢，却也因袭着某些嗜痂之癖。

这就像宋徽宗要找一万个少女的“人生小目标”一样，未成年女孩子，尤其是穷人家的未成年女孩子，遭遇性侵的风险，呈现出地域性的指数爆表危象。

我对尉氏县没有成见，更反对以地域歧视的标签思维去思考社会问题。数年之前，我甚至去过这个神奇的地方，和其他欠发达地区一样，乍看起来，民风淳朴，并无二致。但对于水立方商务会所强迫学生卖淫案，民间的说法可能更令人心惊，鉴于敏感因素，不再赘言。

今日丑闻再爆，有个细节，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记者来到尉氏县教育体育局采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听说此事，“这已经是刑事案件，不归教育局管了，一切以公安机关办案情况为准。”

7年前，数十名未成年女生被强迫卖淫；7年后，又是数十名未成年女生被强迫卖淫。

校方摊手耸肩，教育部门卸责于刑事案件——那么，那些被牵出的学校，果真尽到了保护青春少艾的花季女生的责任了吗？

7年前，校方疏于告诉女学生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7年后，悲剧继续重演。

可是，2013年，教育部等就发布过《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作为性侵事件的重灾区，有血泪的教训，亦有明晰的责任，抛开家庭监护人的责任不说，校方尽到自己的义务了吗？

有人说，我们应该“学习波兰好榜样”：2010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在国家层面实施化学阉割法的国家。立法规定凡性侵15岁以下少男少女的性犯罪者，刑满出狱前须接受化学阉割。可事后的刀子再锋利，缝合得上被侵害者的伤口吗？

再说一点个人见解：尉氏学生被逼卖淫案翻版重来，两起惊天大案中，多数在校未成年学生，家境都较为一般或贫寒。这让我想起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贫困现象有着文化的解读，当贫困亚文化塑造着贫二代性格特点的时候，他们会在贫困本身和规则价值上产生代际固化的可能。

冯梦龙老先生在《醒世恒言》里早就唠叨过，“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可未成年女生们，哪能选择投胎模式呢？

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何在人性与底线上时常冒出“幺蛾子”？表面看是规则的无力感，背后却是深沉的恶传统的因袭。学生被逼卖淫案在河南尉氏县成了“停不下来”的节奏，千万别再指望“一‘法’解千愁”了。

保护这些孩子，光有法律的铡刀，可能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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