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三十年代北京的戏院

我1932年随先祖母自哈尔滨迁到北京，先住西单手帕胡同先伯祖母家，所以在北京第一次看戏是在当时旧刑部街的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记得那一年我在“哈尔飞”看过雪艳琴、荀慧生、言菊朋、马连良等名演员和富连成科班的戏。“哈尔飞”是译音,大约是从英语happy译过来的，即快乐、高兴之意。但我是从哈尔滨回到北京的，主观上总认为这是指从哈尔滨飞回来的一个戏院。

我曾把这想法对先父讲过，先父一面纠正我的错误，一面却说，这想法挺有意思。

不久,我随家人一再迁居,先后住过南池子、安定门内永康胡同、东单后椅子胡同和崇内草厂大坑。因此看戏的地点也逐渐移向前门外。当时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鲜鱼口的华乐戏院（今大众剧场）和肉市的广和楼（今广和剧场）。1934年初全家迁居天津，我在天津住了约半年多，同年初秋又回到北京与先母及十二舅父一家同住，先住本司胡同，后迁东四四条。从1934年秋到1936年暑假，两年中看了不知多少戏，东、西、南城都跑遍了。由于东安市场离家最近，因此以去吉祥戏院的次数为最多。

当时我足迹所至，最南到西珠市口的开明戏院(今民主剧场)和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已毁）。大栅栏一带，从西往东，广德楼、庆乐戏院在路北，三庆戏院在路南，而在大栅栏东口内横街粮食店则有中和戏院。现在大约只有中和剧场还在营业，其他几处早已改作别用了。

与大栅栏隔街相望的就是鲜鱼口，一直往东（那地方名小桥）是华乐，由西口往北则至肉市，广和楼在焉。当时戏台迎面仍保留两根台柱的似乎只有广和楼了。我初到北京时，广和楼还不卖女座,每天由富连成学生演日场戏。彼时各剧场大都在报纸上登载演出预告,以《群强报》广告最全。惟独广和楼的日场戏根本不预告节目。观众如想知道当天演什么戏，不妨每天中午以前到戏院门口瞻望一番，看看堆着什么“切末”（亦作“砌末”，指道具和布景）和兵器。比如这天戏院门口摆着一对仿制的石狮子，则表示要演《双狮图》（《举鼎观画》）；如果摆着石锁和仙人担，则必演《拿高登》（《艳阳楼》）。

1932年的广和楼，前台的布置还有茶园遗风。楼下通称“池座”，台前摆着若干张方桌，上置茶具；桌旁放着长长的条凳。观众坐在条凳上。身体与舞台成直角，要把头部侧过来才能看到台上的演出。楼上已有包厢，俯瞰戏台，比池座侧身看戏还来得舒服。最有趣的是，在舞台左右两侧的楼上各有倒厢一个，坐在倒厢里，仅能看台上演员的背影，只有当演员背向前台观众时，倒厢里的人才看得见演员的面孔。我不知道坐在这样的位置上看戏是什么滋味，有什么讲究。1934年秋天回北京后再到广和楼，池座已全改成一排排的座椅，方桌条凳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这时戏院已开始卖女座。倒厢何时撤销，不得而知，但1936年天津中国大戏院开幕之初，舞台两侧也还是有倒厢的。据说那位置是不卖票的，只留给戏院股东们待客。

其他戏院,楼下除正中池座分前、后排外,一般均有两廊。两廊座位的最后一排已靠戏院大墙，有些专门“听”戏的老戏迷便坐在那儿闭目养神，只“听”不看，俗称“靠大墙”。其实在那儿即使想看也看不见什么了。我最初看戏都由大人带我去，后来便自己去了。只买一张两廊的廉价票，然后站到台口，揪着台栏杆仰着脸往台上看，也没有人管。偶尔有人问，我便告诉他我的座位在什么地方，人家也就不管了，因为我那时刚满十周岁。

除两廊外，紧贴着舞台两侧的座位叫“小池子”。只要台上一站满龙套或宫女，小池子的观众便一无所见。因此坐小池子的观众基本上也是以“听”为主的。

当时的戏院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在池座一排排座位的最后，还摆着几张方桌，围坐着一些军警（包括他们的亲友）在看戏，桌上竖着牌位一样的标志，用红纸写着几个大字———“军警弹压席”。我1936年到天津读书，至沦陷后再来北京时，便看不到这种“弹压席”了。

1936年，西长安街新建了两家戏院，即长安戏院(今已多次翻修)和新新戏院(今首都电影院)，而新新的规模更大一些。两家戏院落成时我已离京，没有看到开幕演出。据朱家溍先生谈，长安在1936年末已邀班演戏，最初由言菊朋登台,因卖座不佳而停演整修。到1937年春节,院方邀杨小楼、钱宝森合演《英雄会》,才算正式开张。新新在彼时算是第一流剧场,演出过不少有纪念意义的戏。如李少春拜余叔岩后首演《战太平》,马连良排演的新戏《临潼山》,孟小冬拜余叔岩后偶一登台，

以及一些大型合作戏、义务戏等，都是在这个戏院演出的。

除了上戏园子看戏外，我1932年还在廊房头条劝业场楼上听过焦德海的相声。另外，三十年代初，东安市场里的丹桂商场的茶楼上还经常邀请票友清唱。我就在那儿听过秦嘏庵（谭派老生）、关醉蝉（文武小生）、果重予（杨派武生，其哲嗣鸿迟同志是原辅仁大学毕业生，1948年我们还一起在辅仁宿舍清唱过，鸿迟唱花脸，我唱老生，经常唱《捉放》、《洪羊洞》、《大·探·二》等生净对儿戏，鸿迟今犹健在）等老一辈的著名票友以“清音桌”方式唱的京戏。“清音桌”者，文

武场面俱全，演出者只唱念而不化妆。桌子一端是场面，另一端由主唱人分坐桌子两侧，轮到谁时谁就坐下来唱，唱完一出即离开桌子。孟小冬拜余叔岩后，有一次被请去唱堂会戏，是“清音桌”式。她感到坐在那儿唱得很拘束，便于事后去请教老师。余先生对她说，手里应该拿把扇子，眼睛瞧着扇子，就不显得僵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在哈尔滨曾听过奎派名票李六先生（名吉甫，我称他为六爷爷）唱“清音桌”，尽管天气已凉，老人手里还拿着扇子，我感到很奇怪。直到1940年我在顾珏孙先生家里听顾与李吉老的侄孙闲谈，说起孟小冬请教余叔岩如何唱“清音桌”。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