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僧官制度：巧妙地解决宗教和民族矛盾

中国古代与欧洲不同，世俗政权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外来佛教即使最兴盛之时，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将教权凌驾于政权之上。这其中的缘故，除了本身儒家文化基因的优越性之外，更得赖于一种理性的制度化建设。

自秦始皇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整个四梁八柱的政治架构就建立起来，它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境，不断丰富优化固有的体系。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能够与世俗的封建皇权并行不悖，并且没有越界，呈现泛滥之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制主义集权下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僧官制度的建立。

明朝政权下的僧官沿革

1.僧官起源

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随后东汉时西域僧人摄摩腾白马伏经来洛阳传教。佛教一切事务都是由九卿之一的鸿胪寺卿来管理和安排。

当时佛教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只局限于社会上层领域，比如豪族和权贵阶层，而且西域僧人的重心在于翻译佛经，并没有民间传教，所以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僧众。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期是佛教急剧发展的时期，频繁战乱，秩序崩坏，信仰崩塌。人民苦难之际，佛教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佛教开始自上而下传播开来，形成一种极大的宗教力量。

随着僧尼人数的迅速增加，原先靠着印度佛教自治自律的戒律制度和僧伽民主执事制度，已经不能起到全面管理的作用了，世俗政权随之介入，公元4到5世纪之交，北魏皇始年间，设立僧官，这是中国最早明确记载的僧官制。

到了明朝，僧官制度被延续下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僧侣管理制度，它在明朝各个时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2.洪武定制，僧众归依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朝的繁盛发展后，到了宋朝已经弱化了，新儒学的崛起，以及全真道的流行，进一步限制了佛教的传播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佛教中禅宗流派的创立，为广大信佛者提供了更为世俗的修行路径，不必出家为僧。

此时的西藏是佛教文化的最大聚集地，它的佛教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7世纪初，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很多佛经，后来印度佛教直接传入西藏，形成了藏传佛教。西藏之后就一直是政教一体的地区，僧侣阶层享有崇高地位，所以处理好与西藏的民族关系，维护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是要将管理僧侣阶层作为核心策略。

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宣政院，由宣政院管理其佛教事宜。《元史·百官志三》载：“至元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来朝见於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宣政院的官员，是僧俗并用的。它标志着西藏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管理体系中。顺应元朝的统治格局，明朝建立时，也把西藏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之中。这是中央集权制度下必然走出的一步。

洪武二年，明太祖发布诏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

可见，明朝对于收复吐蕃、统一天下的决心。统一吐蕃的过程是极其顺利的，仅少量战争（明军攻克河州）招抚并用就让吐蕃顺利归顺，接下来就是吐蕃的管理问题，这时候曾经的僧官制度就有了用武之地。

具体来说，就是明朝开国之初，“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革。五年给僧道度牒。”朱元璋设了善世院，设置了相应的官职，结束了元末藏族僧侣管制混乱失衡的状况，设置新任的僧官，重新确立中央权威。

洪武年间的主旋律就是君权的不断加强，作用到僧官制度这里，就是善世院中的僧官依然有极大的治外特权，特别是世俗法并不能约束他们。于是洪武五年，朱元璋就取消了善世院，而到了洪武十五年设置了僧录司和道录司。“凡要施行诸山，须要众僧官圆坐署押，用印，但有一员不到，不许动用。”可见世俗法律开始介入到僧官制度。

由宣政院到洪武朝的僧官制度，管理佛教事务更加细致严苛了。这与西藏归顺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动乱有关。才使得明朝中央集权制度能够主观深化到佛教地区管理中。

3.永乐与宣德，僧官细分

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这里，僧官制度有了体系化和职能化建设。当时，明朝政府设置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

接下来明宣宗宣德（1426年—1435年），更加完善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封授了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法王和王有着等级上的区分，法王总领西藏一切中心事务，而五王是各有领地的政教首领，他们内部的继承关系需要上报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入藏册封，体现出中央集权。

除了法王和王以外，还有各个等级的僧官规定，类似于中央官僚系统的区分，形成了法王、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多级僧官职称，可以看出明朝对于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视，远甚于元。这其中除了三大法王因为从事佛教事务，无暇顾及地方管理，没有一定驻地外，其他各级僧官都有一定的驻地，也就是说，越细分到下级，对于世俗事务的管理也就越多。

而且三大法王的任命方式也不是由中央朝廷发出的，而是由师徒或转世相继承，也没有任命下一级僧官的权力，可以看出明廷对于西藏佛教事务的不干涉。真正的世俗事务都由三大法王之外的各级僧官来管理，包括规定时间内向朝廷修贡，他们的任命方式也是由中央朝廷来决定。

所以僧官制度是以法王和王为区分的，将西藏的宗教和世俗事务区分开来，又能体现出西藏佛教的优越性，可以说是明朝政府合理的制度创举，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央与僧官

1.僧官的权利

明朝在地方设立了各级僧官，健全管理机构之后，并不是从此置之不理的，而是对僧官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在品阶俸禄、仪仗伞盖和服饰冠戴方面。

如僧录司最高首领，编制两人，品阶属于正六品，职位级别相当于翰林院侍读、侍讲、六部主事，月给米十石；左右阐教从六品，月给米八石。讲经二人，正八品，职位相当于翰林院修撰，月给米六石五斗。左右觉义从八品，月给米六石等等，对应着级别，都有很详细的品阶俸禄规定。

可以看出各级僧官都是由中央供养的，如此庞大的体系，可以看出元朝僧侣阶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地位尊崇，是不可忽视的势力，所以明廷中央才会极其看重，给予优惠和特权。当然这是一种制度的递进，元明清相继都在西藏地区进行了重要的创举，明朝推行的僧官制度，继承元朝的宣政院，对于佛教事务更加专属区分对待，这是一种良性的地方制度建设。

对于之后清朝的管理，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所以，元明清时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形成了宗教与世俗两不干涉，将宗教合理有限地管控起来，中国因此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的那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模式。

2.僧官的义务

明朝的僧官享有一定的品阶俸禄，就要有一定的职责义务，他们彼此分工是不一样的。中央僧录司的左右善世主要负责京城寺院的经业教习，左右阐教负责监督僧众和刊印佛经。而左右讲经负责讲解经义和接待各方来人和施主，左右觉义负责戒律。各个级别基本上已覆盖寺院基本事务，体现了明朝中央集权的强化，要将宗教纳入已有的统治轨道。

地方僧官的职责是不同于中央僧录司的，他们首要做的是编定僧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僧人的出家日期、拜谁为师等等，基本类似于户籍管理，只不过是局限于僧人的领域。地方僧官还具有赏罚僧人的权力。如果僧人违反清规戒律，僧官是可以处罚的，体现出惩恶扬善的职责。

对于藏族地区来说，朝廷征发人畜和赋税也是由僧官负责的。比如修筑驿站，明朝政府组织西藏五王和必里、朵甘、陇答诸卫，发动藏汉人民修筑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站。

总结

明朝实行僧官制度，巧妙地解决了宗教和民族矛盾，特别是对于西藏地区来说，汉唐时与中央的依附关系不是很强，直到元朝设置宣政院，才开始隶属中央管理。

但元朝的宣政院和帝师制，实际管理是比较松散的，明朝的僧官制度才是真正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实行的有效管理。实践证明成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宗教发展从此也服从中央管理，对于后世制度的启发也是相当巨大的。

参考文献：

《明史》

《佛教史》

《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

《剑桥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