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两名幼儿的精神病人，判他死刑又如何

2021年4月，广西一名男子曾某翻墙进入幼儿园，疯狂砍杀柔弱的幼儿，造成两名无辜的孩子去世，十余人受伤。视频发到网上，大部分网友都义愤填膺，认为此人死有余辜。

据最新的报道，这名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患者。这个，就让人有些不安了。

过去，确实有过精神病人杀人后，被从轻判处甚至无罪释放的案例。以至于在有的段子中，“我有精神病证明”成为“别惹我”的杀手锏。

2020年最新修正的《刑法》中，对于过去民愤极大，老巴也曾专门撰文阐述的“未成年人犯罪”有了很大改进，规定几大类恶性犯罪，十二岁以上就要承担责任（而过去是16岁以上），这是极大的进步。但在精神病犯罪方面，依然维持了过去的宽待：

第十八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这一部分的问题最大。简言之就是，如果鉴定一个精神病人为“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则他犯下任何重罪，包括杀人，即使如这次一样疯狂砍杀无辜幼儿，天怒人怨的罪行，也可以完全不承担责任。

背后的法理，大约是“精神病人并非有意害人”，所以不必担责。

但是，这实际上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

刑罚的价值何在？老巴不是法学专业，充其量算个半吊子法学爱好者。在老巴看来，刑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价值：

第一是惩罚罪人，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惩罚。

第二是告慰受害者（无论生死），受到伤害的人需要有个交代。

第三是防止继续犯罪，恶性犯罪者是可能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把他毙了或者关起来，减少这种潜在风险。

第四是警戒来者，让其他人看到犯罪者的下场，不敢轻易重蹈覆辙。

对于一个精神病人，ok，我们姑且认为他发病的时候被魔鬼控制住了，他不是有心为恶。那么，姑且认为刑罚的第一点，惩罚坏人的因素淡化（这大约也是第十八条的主要原因吧）。但是，其他三点价值依然需要呀。而规定精神病犯罪不承担责任，会对刑罚的另外三点价值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下面老巴逐点分析。

第二点，告慰受害者。

对于受害者来说，因为侵害你的是一个疯子，所以不管你是被杀了，是残废了，是被强奸了，是家庭毁灭了，他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你只能是自认倒霉。这公平么，合理么？这让受害者的怨气如何平复？如果因此令受害者压抑，导致受害者也得了精神病，继续去危害其他人，这岂不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点，防止继续犯罪。

一个精神病杀人放火，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既不毙掉，也不关起来，那他尝到了甜头，继续这么玩咋办？

有人说，十八条规定了，“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啊。这样不也可以防止继续犯罪么？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执行效果大家都懂。责令家属严加看管和医疗，责令之后人家不理不睬怎么办？人家答应严加看管，结果跑出来又杀了人怎么办？人家说治疗，治好了，放出来后又复发杀人怎么办？已经引发造成公众严重危害的人，怎么能由罪犯家属的私力来进行管控呢？

至于说“由政府强制医疗”，在没有纳入刑罚范围的基础上，谁来判断何时属于“必要的时候”只怕就是一个打不完的官司。就算判定了“必要”，政府强制医疗的对口单位有多少经费，有多大强制力，“强制医疗”治好后放出来复发怎么办，这些，都严重受制于基层的执行机制和执行力。

至少目前情况下，靠这些措施来防止精神病二次犯罪是不现实的。

第四点，警戒来者。

显然，精神病杀人放火不吃官司，这对于警戒未来犯罪者毫无意义，甚至反而会纵容、教唆他人犯罪。“我有精神病证明”固然成为免死金牌，“我家有个精神病”更是成为神惊鬼怕的核武器。甚至可能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指明犯法后免除刑责的捷径。

实际上，对于犯下严重罪行，尤其是依法应该判处死刑的人而言，造了恶，就要承担责任。去追究他到底是精神病还是神志清醒，毫无意义。因为被精神病人乱刀砍死，和被正常人乱刀砍死相比，受害者本身遭受的痛苦，受害者亲人的哀伤，旁观者的恐惧都是一样的，甚至更甚，因为多数正常人犯罪还有特定针对目标，而精神病可能是无差别滥杀。

过分去保障精神病人的额外权力，只能让刑罚的威力严重削弱，增加社会的动荡因素，让守法良民遭受更多侵害和风险。

就在第十八条末尾，还有一句，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醉酒的人同样可能神志不清，甚至就像换了个人。既然醉汉犯法，依法严惩，凭什么精神病人就能特殊呢？难道仅仅因为喝醉酒是他自己的选择？那要是被人灌醉呢？再说喝醉酒本身也不犯法呀。

鉴于此，老巴站在外行瞎扯的角度，为第十八条提出一个修正思路：

精神病人犯法，对于造成严重后果（比如造成死亡、重伤、残疾或严重经济损失等）的八类重罪（比照未成年人犯法，如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应比照正常人进行审判。

审判结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应依法执行。

审判结果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缓刑期内应进行政府强制治疗，缓刑期满，比照正常人标准判断是执行还是改为徒刑。

审判结果为徒刑的，应进行政府强制治疗。若在期间内治疗完成恢复正常的，应转为正常服刑。

针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强制治疗，应纳入司法体系，经费应由家属或监护人承担，无力承担的部分由政府承担。经费不足的状况下，可以“防止出事”为优先基准，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治疗。

针对部分治疗成果或多数时候能神智正常的精神病人，可以全国统一建立精神病人监狱，依然以“控制不出事”为优先基准，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恢复和治疗。

以上操作，对罪大恶极的精神病人执行死刑，不但能彰显胜利，社会成本也低。普及刑罚层面的强制治疗（如果没钱治疗，就控制在不发病，不出事），虽然比现在“不予追究”往社会一推要多花费一些政府经费，但造成的社会收益其实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穷凶极恶之徒，以“精神病”作为伤天害理的保护伞。也能让我们的人民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