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办丧事到底有多贵？大户卖房，小户借债，破产就在一瞬间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听到“厚葬”一词，有“体面，优待”之意。现在我们能在各地博物馆里看到数量极多、保存及其完整的文物，也要归功于曾经的厚葬。

在古代厚葬的观念普遍存在，而最为典型的就是宋朝时期。

宋代厚葬的花费到底有多夸张？

宋代的厚葬，高高在上的皇帝的花销不用多说，在所有的烧钱环节中，堪称碎钞机的就是修陵墓。关于皇陵的修建费用，凡是参观过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的人，应该都有感性认识。

比如宋仁宗所修建的永昭陵，即使在宋英宗“毋过华饰”的“节俭”指导思想下，依然调用了四万六千七百人的劳役，并花费了“内藏钱百五十万贯、细绢二百五十万匹、银五十万两，助山陵及赏责。”

这个记载仅仅是向内藏库索要的部分，不包括三司自筹部分，因而无法确知修建费用的确切数额。

不仅皇帝的丧葬斥巨资，皇室其他成员的丧葬费用也有相当大。

宋代皇室的丧葬费用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赏赐，二是修建及维护、祭祀费用。

赏赐是沿袭前代惯例：老皇帝死了，要假借他的名义给臣下赏赐以使臣下怀念他；新皇帝要赏赐以“恩结”臣下。

据记载，宋仁宗去世，单单赏赐军队的就是全国一年财政开支的六分之一，赏赐大臣的还没统计：

“优赏诸军如乾兴（指宋真宗）故事。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

北宋皇帝去世，按惯例还要向辽朝、夏朝报丧，南宋时则要向金朝、元朝报丧，同时附带礼物和所谓“遗留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宋仁宗的小儿子豫王过世，“中春卜地，盛夏起坟，凿土穿山”，役人“数十万工”，所费之财达五十万绪左右，甚至出现了“三司力屈，百计收敛”的严重局面。宋仁宗的张贵妃故去，也是“役万兵之众，费百万之财”。

例如元祐六年(1091年)，宋哲宗就下诏要求“京西提刑司岁给钱物二十万络以奉陵寝”。

南宋时期，据载，仅昭慈、永祐二攒宫，岁用祠祭钱八千四百馀缗，修缮钱五千缗。

除了国家置办的山陵祀典外，由个人家庭筹办的奢侈丧葬遍布于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这种奢侈消费贯穿于整个丧葬活动的方方面面。

哪怕现代也讲究点风水，而宋代是阴阳风水地理说极为风靡的时期。

“今之葬书，乃相山水冈吠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干支，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

为了占卜一块风水宝地也是花费巨大。比如南宋人何恢的几个儿子“用功力至费百余万”，只是为了能求得一块被称为具有“回莺舞凤”之势的安葬之地。

　很多人“以大木为舆，务高盛大其华饰，至不能出入大门”。除了筹办墓地、棺椁、名器这些用于死的花费之外，请僧人和宾客也是能多大排场就多大，一场白事办下来，基本就破产了。

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而奸民、游手、无赖子，幸而贪饮食，利钱财，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

我国崇尚“百善孝为先”，“孝”的观念对人们的重大影响。这种“孝”除了要求人们在有血缘关系的长辈生前尽最大努力地遵从孝道外，还包括在长辈逝后最大可能地表达孝心。

“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

并且，在很多人眼里“孝莫重乎丧””。而丧葬的花费也是向外人展示经济实力的途径。虽然很多消费项目明明只是一种浪费，但人们依然这样随大流，除了表达孝心外，也包含了炫耀的成分。

因为古代人们认为人死之后去到了“阴间”还可以像在世时一样正常的生活，死后只是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生前最珍贵的物品应该随着占有者的死亡而一起殉葬于坟墓之中，这样既可以供死者在幽冥地府继续享用，也可作为死者权力与地位的一种象征。

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人们的普遍观念，“厚葬”也成了一种主观意愿。

这也就是帝王，为什么要建立地下皇宫，衣食住行等面面俱到。因为他们想要死后在“那个世界”也可以享受现世一样的待遇； 就像普通人死后也有“烧纸钱”“上贡品”之类的，就是让先人在那个世界也能过得好一点。

婚嫁丧葬成为了宋朝奢侈禁令的首要任务

1119年，有臣子跳出来批评了奢侈之风，认为长此以往会影响国家根基，希望得到遏制：

“士俗民风，故习犹在，昏葬之礼，务为僧奢”

因为前面不够重视，大家也就是充耳不闻，“有司孰视，恬不呵止，五礼之禁令，仅挂墙屋”。于是，宋徽宗开始手把手抓全国各地“婚姻丧葬，习为华侈，夸竞相胜”的现象，并让监司对这些地方官“以时按勤”。

“委帅守、监司常切觉察，如违，重置典宪。”

还颁布相关令法：从丧事中的仪式规格到墓葬里的椁明器，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规定。

并且要求不论阶层都不可以奢侈消费：

“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墉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

即使朝廷三令五申，但奢僭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

如平江太守王季德死，其家以钱五十万购棺入殓；绍熙年间，陆蒙为彭妇“买棺，且预漆饰，凡为钱百千”。

“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