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双面红色特工，曾救周恩来晚年被害，临终言“总理懂我”

杨登瀛

1975年12月20日晨，周恩来总理病重之际，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罗青长，两人进行了一次密谈。

众所周知，中共隐蔽战线一直由周总理领导，其中许多重量级的潜伏者，也只有周总理才知其真实身份。

在这次密谈中，周总理吐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周总理病痛难捱，话说得结巴，但罗青长仍从他口中反复听到了“杨登瀛”这个名字。

人们瞻仰周总理遗体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商人家中。

他出生之时家中条件尚可，且亲戚与日本方面有贸易来往。

因此杨登瀛16岁便去了日本上学，后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完成大学学业，1919年才回到上海。

在日本生活多年，杨登瀛精通日语，对日本的经济、文化也都有较深刻的了解，是一个典型的“日本通”。

他为人思想较为前卫，回国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五卅反帝斗争”，在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国民政府。

这一期间，杨登瀛不仅结识了国民政府左派人士，还认识了不少共产党的朋友。

民国时期的上海

朋友们说起杨登瀛，都会提及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擅交际会钻营，可以说是现实版“韦小宝”。

就算身处上海滩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大都市，他也十分“兜得转”。

混迹于上海总工会时，杨登瀛认识了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人——同乡杨剑虹。

杨剑虹当时任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思想较为右倾，而杨登瀛则更倾向于国民政府左派。

可厉害的是，尽管杨登瀛与他有思想政见上的不合，却仍能与之成莫逆之交。

两人熟识后不久，杨剑虹因自身的追求，决定南下广州发展就暂时与杨登瀛分别。

陈养山

与此同时，当时在交通局工作的中共党员陈养山因工作的需要，想学习日文，经人介绍就认识了杨登瀛。

杨登瀛早知陈养山是中共党员，但在素爱交际的他看来，这并不影响两人成为朋友。

在杨登瀛教陈养山日语的期间，陈养山也常会委托杨登瀛帮忙翻译一些进步书刊，类似于《中国青年》、《向导》、《语丝》等。

如此一来二去，杨登瀛也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结识了许多于上海活动的共产党人，如赵子昂、陈望道等。

这为他后来被吸纳为中共“特工”奠定了基石。

张道藩

这之后没多久，南下广东投靠了陈立夫而混得风生水起的杨剑虹又回到了上海，与杨登瀛重逢。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剑虹心知自己的好友有能力又会来事儿，便主动向“CC系”成员张道藩引荐他。

杨登瀛为人机敏，又善察言观色，很得张道藩欣赏。

一次酒后，张道藩向杨登瀛吐苦水，说自己在党内有个政敌总妨碍他升迁，十分糟心。

本这是随口一说，但酒局过后没几天，那人便“蹊跷地”死于一场车祸中。

此后张道藩便将杨登瀛视为心腹，充当了他的保护伞，还帮助他搭上了陈立夫的线，结识了国民政府更高层。

四一二政变

1927年，老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彼时引起社会动乱，滥杀无辜事件频发，杨登瀛对此十分不满，多有指责，老蒋一怒之下便将他关进了大牢。

幸得杨登瀛交友广，他入狱的消息一经放出，经张道藩运作，上至北大校长蔡元培，下至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都纷纷为他求情作保。

所以“四一二政变中”，国民政府左派死伤无数，却唯独杨登瀛得以毫发无损地被放了出来。

政变之后，上海的各党政机关受到严重打压，因局势需要中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并任命陈赓为情报科科长。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陈赓

特科是新成立的部门，搜集情报的能力十分有限，组织却又急需一颗真正能打入敌人内部的“钉子”，所以当时活动在上海的共产党人都在留心物色这枚“钉子”。

而老蒋因此前被“自己人”坑过，为应政敌也决定建立情报机构，即“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

他将此事交给了陈立夫负责，陈立夫表示：“要在上海建立清共机构，消灭租界内的反党分子”。他随即提拔了亲信杨剑虹，而杨剑虹便邀约好友杨登瀛加入，一起从事反共工作。

殊不知，出狱之后杨登瀛虽看起来似是洗心革面、迷途知返，但实际不过是为人处世更加圆滑玲珑，心里更有“主意”了。

杨登瀛（鲍君甫）的信件

他不再坚定地站在哪一方，而是改变了自己的行事准则。

在收到杨剑虹抛来的橄榄枝后，杨登瀛并没有马上做决定，一是他自己有许多共产党员朋友，与之为敌于心不忍；二是他也清楚当时共产党有着极大的能量是真心想改变现状，救亡图存。

所以犹豫再三，杨登瀛决定去征求陈养山的意见，并表示：“我经过考虑再三，决定暗中帮助你们做事，当然，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儿真假情报来，这样，我就既可以作国民政府的侦探，又不必有性命之虞。”

很快，这一有关“双面间谍”的重要消息，被递送到了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当即命陈赓约见杨登瀛。

杨登瀛（右一）与国民政府人员

此次会面后，周恩来对杨登瀛有了初步的了解，明白此人有分寸，善于拿捏做事的度，便说道：“像杨登瀛这样的人，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阵线里，只要我们正确引导，也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于是在周恩来的授意下，杨登瀛成了特科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并且由陈赓亲自负责与其单线联系，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地下党人连德生，做他的保镖兼领导，方便传递情报。

此外，特科也不断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党内文件，亦或是《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红色刊物，助他完成国民政府分派下来的查抄任务。

《红旗》刊物

甚至若共产党内有人变节，特科也会交由杨登瀛抓回去交差，为的都是维护其身份不暴露以及帮助他“往上爬”。

加入特科后，杨登瀛接到的首要任务，就是与上海各派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国民政府党部，淞沪警备司、公共租界等。

而与任务一起到手的，还有一根金条与每月三百大洋的承诺。

彼时经济萧条，许多穷人一年到头也赚不到三百大洋，党内许多成员也是捉襟见肘，却仍给杨登瀛如此大的支持，可见对他的重视度。

杨登瀛常年出入十里洋场，无疑是爱钱且享受浮华的，但他却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确值这个价。

罗亦农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局常委罗亦农，在租界内被巡捕的人带走，陈赓意识到不对便要杨登瀛去打听情况。

杨登瀛与当时的巡捕房探长兰普逊，一直称兄道弟，便以“国民政府调查员”的身份找到他面谈。两相交涉后，兰普逊勉强同意引渡罗亦农。

在这之后，杨登瀛又用了许多方法，终于探听到了出卖罗亦农的内鬼——秘书霍家新及其妻贺治华，并且两人上手还有一份多达三百人的共产党员名单。

特科收到杨登瀛的消息后，当即决定武装劫狱，处置叛徒。

民国时期的上海

奈何罗亦农是个大人物，被捕后又咬死不肯招供出共产党半点消息，陈立夫束手无策又怕夜长梦多，便提前杀害了他。

特科痛定思痛，重整旗鼓，在杨登瀛的提示下顺利击毙了霍家新，拿回名单，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同年，杨剑虹因陷青帮内斗自杀身亡，国民政府中央调查科少了一名干将，需有人顶上。

而杨登瀛因为多次“反共”有功，加上有张道藩、徐恩曾等人的举荐，便成功“上位”，一跃成了国民政府驻沪特派员。

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官职，中统为表重视，还特地给他设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

杨登瀛与安娥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办事处的地址，却是由中共替杨登瀛精挑细选出来的，就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特科还派地下党员安娥去做了办事处秘书。

严格地说来，这个由共产党人操办起来的中统办事处并不纯粹，其中利益交错，也夹杂我党对杨登瀛的监视。

用陈赓将军的话来说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尽管如此，共产党人的工作仍处于危机四伏之中。

1929年8月24日晚，陈赓在霞飞路咖啡馆紧急约见了杨登瀛，因为上海党组织出了大事！

1930年代的上海霞飞路

就在24日下午，上海中共中央局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在上海新匣路经远里召开军事会议时，大批全副武装的巡捕、警探突然包围了会议室，按名单将其全部逮捕。

周恩来本是他们此次重点抓捕对象，但却因临时的行程变更逃过一劫。

如此有的放矢的抓捕行动，很明显是共产党内部出了叛徒，于是周总理便指示陈赓让杨登瀛尽快彻查此事。

与我军地下党员一起，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揪出叛变者也是杨登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彭湃

此次接到任务后，杨登瀛迅速展开了行动，很快就得知了情报是中共军委秘书白鑫提供的。

起初杨登瀛还不信，因为白鑫也在被捕之列，还是兰普逊的暗示才让他确信了白鑫就是那个叛徒，被捕不过是做戏。

在找出叛徒后，杨登瀛还做了两件事。

首先，他明面借“驻沪特派员”的身份去提审了澎湃，暗中却向其暗示了共产党的营救计划，其次是替特科找出白鑫的藏身地点。

杨登瀛此时本就身居国民政府要职，加之自身善于借势，整个上海滩几乎没有他捞不着的消息，走不通的路。

白鑫

很快，白鑫藏身于范争波公馆一事就被杨登瀛知晓。

他便利用职务之便，登门拜访此次抓捕行动的领导者范争波，顺势稳住了心惊胆战的白鑫，并对其逃计划积极建议，套出了白鑫要于1929年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的消息。

11日深夜，范争波原本要将接白鑫的汽车停在公馆正后门，杨登瀛却以深更半夜门口停车易引人怀疑为由，劝服了范争波，使其将车停在了五十米外的弄堂口。

正是这五十米，为中共特科红队的锄奸行动制造了机会，白鑫一干人等被击毙于巷口。

国民政府“渣滓洞”监狱

令人痛惜的是，营救行动因国民政府看守过于森严，无论是劫狱或劫囚都没能成功，彭湃等人不幸牺牲。

除了配合行动外，杨登瀛还曾独自从巡捕房救出过不少共产党人，其中还有任弼时与关应就等。

不过说起救人，最让杨登瀛引以为傲的，应当还是“黄第洪叛变事件”。

1930年，原黄埔军校的学生黄第洪从苏联归国，因他早年加入了共产党，回国以后，中央组织原本要将他安排到苏区就职。

谁知此人心性不定，意志不坚，见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占据上风，畏惧其白色恐怖，竟主动给老蒋递了投诚信，并表示要协助国民政府诱捕周恩来以作投诚礼。

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时

收到这一消息的老蒋兴奋不已，任务层层分发下来，传到了杨登瀛手中。

他一眼洞悉个中问题，旋即将黄第洪叛变的消息汇报给了陈赓。

因与黄第洪一直有往来，周恩来刚收到情报时还不愿相信。哪料得知真相的翌日,他就收到了黄第洪别有用心的见面邀约。

于是特科红队再次出击，镇压了黄第洪。

杨登瀛及时、准确的消息在此帮助我党除掉了一大祸患，也使周恩来免于落入敌人的圈套中。

除此之外，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多方内斗，管理混乱，杨登瀛还时不时利用自己的人脉与渠道，给共产党购买武器和重要物资，这对于前线作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贡献。

钱壮飞

更为重要的是，杨登瀛除了自己提供情报外，还找机会帮助许多中共人员打入了中统内部。

比如“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就是在他的推介下，逐步成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进而获取了国民政府中统特务机关大半的重要机密。

也正是由于杨登瀛埋下的这个伏笔，才使得后来上海的党组织免受灭顶之灾，其中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再八面玲珑、无往不利的人物也总有罩不住的时候。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

因工作性质特殊，顾顺章知晓上海党组织的绝大部分机密，也清楚杨登瀛的“密告”行为。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一经传出，便被潜伏在中统的钱壮飞截获转报了中央。

由于行动及时，上海多数党政机关组织，最后赶在了国民政府收网前安全撤出。

危急关头，陈赓担心顾顺章供出杨登瀛，还特意去找了杨登瀛，劝其离开。

但杨登瀛并不愿离开上海，且坚信自己不会出大事。

而就在当天，徐恩曾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杨登瀛也因“通共”罪名锒铛入狱。

徐恩曾

不久，杨登瀛在狱中遇见了暂时被关押的陈赓，尽管自己身陷囹圄却还托关系照顾了陈赓。

陈赓深受触动，出狱之时表示：“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能在共产党弱势之时与之合作，想必在杨登瀛心中，天平定是有所倾斜的。

在南京司令部被关的六年里，杨登瀛始终三缄其口，没说出任何有关共产党的秘密。

直到1937年，在张道藩等人多方活动下，杨登瀛才得以出狱。

打这之后他就彻底脱离了特务组织，与共产党也断了联系。

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他的生活已穷困潦倒，全仰仗一个小摊为生。

南京解放

1951年，南京发布了“镇反”运动公告：“凡在国民政府，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杨登瀛认为自己情况复杂交代不清，便没有去登记，不想期限一到就被逮捕了。

在审讯中，他终于讲出了自己那段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过往，并坦言陈赓可以作证。

法院院长听说此事后，慎重地向陈赓将军致信求证，不久就收到回函：“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有了陈赓实事求是的证词，杨登瀛得以被释放。

杨登瀛的相关事迹报道

而“我们不会忘记你”也不是一句空话。

杨登瀛的事件呈报上去后不久，南京市公安局便开始每月发放100元的生活补贴给他，1956年3月，陈赓还写信安排他游览北京。

奈何好景不长，1967年由于一场特殊运动，杨登瀛被几个自称“专案组”的人带走审查，期间受尽折磨，就是为的就是从他这里得到当年中央特科领导人所谓的“黑材料”。

但杨登瀛此次却十分有原则，直言自己不能瞎说害人。

陈赓邀约鲍君甫的信

被折磨了整整两年后，杨登瀛于痛苦中病逝，弥留之际仍反复地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时至今日，杨登瀛当年是否为真正的革命者或许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无论他是否是革命者，我们都无法否认他对共产党，对革命，对新中国做出的突出贡献。

正如周总理所言：“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