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德格娜：“没有土地”，可能是所有现代人都面临的状态

我觉得女性可以胜任任何题材、任何风格的电影，但是一旦你被贴上“女性导演”或者“女性电影”的标签，人们对于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往往就会产生一种更为简化和窄化的解读。

德格娜，中国导演，蒙古族，1984年出生于内蒙古一个导演家庭。和父辈擅长宏大叙事不同的是，她的作品聚焦于个人叙事，吸引了许多年轻观众。她执导的剧情电影《告别》曾获第9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德格娜擅长在家庭题材中关注人的精神困境，最新影片《阿敏》沿续对女性生命的探索，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在一个即将迎接第二个孩子出生的单身母亲身上。在蒙语中，“阿敏”也是生命的意思，作为一位少数民族的女性导演，德格娜对土地、现代人向往的游牧精神亦有关照，启人深省。

德格娜

如果你的至亲即将离世，你会如何告别？在他离去之后，告别又如何终结？

告别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于德格娜来说，拍电影也许是她向某些记忆、经历和人告别的方式之一。

父亲去世十年后，德格娜拍了电影《告别》，讲述了一个关于女儿告别患癌父亲的故事。这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电影，包含了许多导演的私人体验和经历，却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在影片的豆瓣词条页面，一个网友留下了这样一行评价：“越私人越动人。”

在影片中，一个在海外留学的女儿回到中国北京，和自己患癌症的父亲相处了最后一段时光。两代人之间、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冲突和温情，草蛇灰线般埋在日常的生活情景中。

除了担任导演和编剧，德格娜当时也在片中扮演女儿的角色。2015年，这部电影获得第9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

电影《告别》（2015）

生活的记忆塑造着每一个个体，也成为每个人最沉重的底色，无法被轻易抹去。完成《告别》后，德格娜也追问着自己一个问题：真的告别了吗？

德格娜新的电影项目《阿敏》就由这一追问开启。同样是关于告别，新故事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在一个即将迎接第二个孩子出生的单身母亲身上，男性角色如同影子一般出现，让她隐约感到父亲仿佛从未离开。

“也许生命中不存在真正的告别。”在一段阐述主要情节的文字里，德格娜写道，“如果说《告别》讲述了死亡、告别，那么《阿敏》应该是讲述母爱、生命。”

“阿敏”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生命”。德格娜是蒙古族，出生于1984年，父亲塞夫、母亲麦丽丝都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她在家属院子里度过了童年时光。而接触电影最早的记忆，就来自于厂里的标准放映厅。

读初中的年纪，德格娜随父母搬到北京，家里的各类电影VCD多了起来。“那时候看什么《美丽心灵》《中央车站》，还有我的父亲也比较喜欢的一些奥斯卡经典电影，我也会跟着看。”

她也会看到父母剪片子的样子。但在那个时段，这些都不足以让她萌生做电影的想法。后来，她去英国学电影，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维学院学习的几年里，接触了更多的欧洲艺术电影，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都让那时的她留下极深的印象。

2005年，父亲去世后，德格娜才开始认真思考做电影这件事，并慢慢找到自己想要拍的电影的方向。她的创作多和家庭生活有关。但她很难总结生活中哪些具体事件、哪些想法和动机，促成了她的创作。“生活带给你的感触越积越多，最后可能就会在某种机缘下，形成一个剧本。但它并不是一个概念先行的过程——我并不会预想我要通过一个故事来表达某种确定的观念。这些记忆和感触，都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故事。”

德格娜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做母亲”这件事，让她对以往想要在电影中探讨的母题有了一些更深的感触，也令她在《阿敏》中更想探索女性在精神层面的挣扎。目前，这部电影尚在筹备阶段，德格娜与全现在聊了聊她在电影创作中的一些感受和体验。

《亚洲三面镜2018：旅程》（2018）

以下是德格娜和全现在的对谈。

Q=全现在

D=德格娜

Q：你的电影似乎特别倾向于讲述家庭里的故事。是有什么特殊的动因，促使你将家庭题材作为创作的重点吗？

D：实际上创作对我来说有很多不可言说的魅力。我将家庭作为创作重点，一定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积聚了比较多的情感，有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和一些内心的挣扎。而书写它们是一个逐渐具象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来梳理这些感受，最终成为我表达的出口。

Q：在你的影片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与和解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你如何评价父亲和母亲在你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D：我不太想从一个审视、反思的角度去写父亲和母亲，这也不是我应该待的位置。我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电影上，没有太多时间陪伴我，这让我和他们的情感有疏远的部分。

我到今天可能还会跟我母亲抱怨这种陪伴的缺失，也会觉得她时常不够理解我，给我的个人空间不够等等。这些矛盾每天都有。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评判父母的做法。这也是那一辈很多做父母的人都面临的问题——为了让我们下一代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很多时候没得选。

Q：这些记忆你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的？

D：我创作肯定不是为了评价我的父母他们做的怎么样——实际上在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常常觉得自己做父母远不如他们。我要做的就是呈现他们本来的样子。说到真实，你就需要去呈现他们非常歇斯底里的那一部分，也需要呈现他们温情和悲悯的那一部分。我想写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母亲，一个完整的父亲。

Q：养育孩子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D：我变得更接地气了。原先我可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艺青年，现在我是“文艺青年+家庭主妇”，因为你要可能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琐碎事情，比如某一些儿女教育，比如柴米油盐的部分。而在处理好这些琐碎之后，我发现这个过程对我个人也是有帮助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磨练了我的心智，让我可以更加平静地去进行创作。

德格娜

Q：很多女性创作者在成为母亲之后都会面临“做母亲”和“实现自我”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因为养育孩子真的是一个需要大量精力和时间去投入的事情，你会有类似的困扰吗？

D：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已经上小学了。我有一个帮忙带孩子的阿姨，而孩子爸爸也会花比较多的精力在照顾孩子上，抚育孩子中最忙的时间段基本上已经过去，所以目前我还是有一些时间去做创作的。

养育孩子有点像征战，但我觉得它对我没有什么坏处。那个过程当然是很辛苦，但你每天跟孩子“打完生活的仗”，你再从中抽出来的时候，你会慢慢形成不一样的视野，你看问题、看待周围人和事的维度也会变得更加多样。这些加深了我对生活本身的理解，都会有助于创作。

Q：有了孩子之后，你对人的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

D：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往往只会从一个人比较当下的角度去看一个人，我们不太能够从一个人出生到现在，他经历过什么，这样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去理解他。如果你有儿女的话，你也会感受到，其他人也可能也都有自己的父母和儿女，他们都是处在关系中的人。

Q：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你相信女性经验是不同于男性的吗？

D：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女性导演”这个标签。我当然相信女性经验是不同于男性的，但是也相信个体经验之间的差异。我觉得女性可以胜任任何题材、任何风格的电影，但是一旦你被贴上“女性导演”或者“女性电影”的标签，人们对于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往往就会产生一种更为简化和窄化的解读。

比如我们讲塑造角色。你写一个电影角色，不管他是男人、女人、小孩还是老人，不管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你都希望他是有自主意识的，是非常主动的，非常有力量的，你肯定会觉得那样的角色是更有魅力的——但不一定非得是个女人，对吧？

如果说我创作的是“女性电影”的话，那也是，我作为女性的体验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创作中——它们是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但那并不是一个刻意安排的结果。

德格娜

Q：在电影当中，你也展现过两代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观念上的差异。在新项目《阿敏》中，你又安排了女主角希望孩子学习蒙语的情节。“游牧民族”和“城市居民”这两个身份之间的矛盾，在你这里存在吗？

D：早些年是存在的。以前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所谓的城市生活，我会向往土地，向往跟少数民族待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深入交往之后你才会发现，你向往的状态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你跟真正的牧人在一起，你们彼此之间会有太多太多的不同，因为你毕竟是在城市长大的。

Q：你对这种矛盾的思考，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D：我几乎不会讲蒙语，整个生活方式也已经和游牧的蒙古族完全不同。在拍完《告别》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梳理自己在民族性方面的思考，包括我从哪里来、我和汉族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等等，后来我发现民族性对我而言它不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它更多还是我们用来表达、用来创作的素材。不管你是蒙古族也好，你是别的少数民族也好，你是汉族也好，你生活在北京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强烈的归属感，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所有人可能都要面对的。

我现在就不会再在城市之外寻找一个所谓的“土地”，因为“土地”实际上是你的内心状态。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可能不会适应任何一片土地。这不是我身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我身为一个现代人将要面临的问题。

Q：这种“没有土地”的状态，像是现代版本的另一种“游牧”。

D：是的。你不一定在大草原上游牧。蒙古族视大地为母亲。但这又不单单是蒙古族的感受，这种信仰几乎每个民族都有。

现在很多的人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比如说带着孩子去旅行，不一定是少数民族，可能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很崇尚自由精神的人，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游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