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抗战史记1928-1945年（下）

华侨学生总队长—黄百强

一．抗战时期华侨回国参战

华侨青年回国参战相当分散，分别加入国民党各个军事机构战斗行列，包括情报部门，如军统，中统；还有加入中共部队。

早在1937年9月23日，由新加坡热血青年组成的星洲华侨战地服务团决死队16人，率先回国参战；由于未经专业军事训练，而且国民政府也没有具体的统筹安排。决死队员们在京沪战场担任救护，间谍，通信，破坏等工作，后赴西线战场参加敌后游击队。

菲律宾马尼拉侨社则先后派出1批22人的华侨学生童子军和另1批16人的华侨飞行员回国杀敌。而华侨飞行员为来自不同侨居地的华侨青年所组成的“流星联队”，他们在菲律宾接受飞行训练之后，于1938年7月6日前往汉口，参加中国空军。由16人组成的菲律宾回国服务团在香港与越南华侨服务团40余人合组成华侨青年战地服务团，参加了广惠战役。另外，还有许多菲律宾华侨青年作为志愿兵参加国军。

为统筹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国民政府将从军华侨青年主要集中在黄埔军官学校第四分校，该校原设于广州，干部也以广东人居多；因广东是重要侨乡，与华侨存在地缘关系，国民政府遂决定招考华侨爱国青年返回受训，由侨务委员会及驻各国领事馆负责招生。自1940年上半年至1941年初，从港澳，新马（指新加坡，马来西亚，又称星马—笔者注），荷属东印度，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婆罗洲，美洲，非洲等地区，共招收1000多人。首批入校学生为254人，成立华侨大队，大队长黄百强，随即奉命扩充为华侨入伍生团，黄百强升任团长。入伍期满后，即改为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仍以黄百强为总队长，计有学生837人。各华侨学生毕业后，大都分配到陆军各部队工作，另有100余人选送至戴笠在贵州息烽办的训练班，接受情报训练，期满后多潜返南洋侨居地负责情报工作。

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亦招华侨队学员，隶属于该班17期入伍生独立大队，有320人（在重庆，昆明两处招收）。该华侨队训练期限为9个月，毕业后由校长分派工作。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中广东籍和福建籍南洋青年居多，而且美国华侨则加入中国空军者最多。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抗战期间，归国参军参战的华侨仅粤籍侨胞即有4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约1千人。

至于福建籍华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在福建南平组织第13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曾致函南洋各属侨领，宣布“广收海外爱国志士，招考学兵”。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闽籍青年侨胞纷纷报名应考。仅一周内，马来西亚各地华侨青年学生，店员等前往当地福建会馆报名就不下四五百人。1939年6月18日，在福建会馆的资助下，由马来西亚首批学员89人组成的南洋闽侨返省学训团从新加坡启程回国，经香港向泉州出发。该团总领队蒋德明，副领队叶青君，另设文书，事务，财政，宣传，交际五股；总队之下，分设6小队。在此之前，已有菲律宾学员62人取道泉州到达南平第13补训处，被编入学兵队受训。

泰国许多华侨青年则回国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期为黄埔军校），至1939年，鉴于海外华侨青年回国投考军校颇多，国民政府在广西宜山中央军校第4分校开始招收海外华侨青年，因泰国没有代招机构，故泰国华侨青年都是回国应考，该期为第17期，初设1华侨大队，后扩编为第26总队，通称华侨总队。从七七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泰国华侨青年约1000余人回国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分为第14-19期，其中第17期最多。

后来，不少泰国华侨青年，奉派到1942年成立的泰国军事专员公署工作，该公署专员为卓献书将军，公署设在中缅边境的车里（今云南景洪），专门从事对泰国的军事渗透，情报收集，其中侨生黄际平，黄绿峰，罗汉，陈景云等即于1943年奉派潜入曼谷，负责情报收集的电讯作业，另有部分侨生青年则被派往印度盟军总部工作。1943年，为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盟军总派特派一组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空降泰国，该组5名成员，全系泰国华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但不幸被泰国日军发现，仅1人逃脱，2人阵亡，2人被捕，成为泰国华侨青年为祖国抗战牺牲的首例。总计在回国从军的1000余泰国华侨青年中，战后能够归乡者仅有200余人。其余大部分为国捐躯，实乃华侨之光。史料来源李道缉：《泰国华人国家认同问题，1910-1945年》，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99年第174页。

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

而全国抗战爆发之初，缅甸华侨张瑞隆先生即出资招募华侨青年160人，组成1个连的缅甸华侨救国军。还在香港购置武器装备及医药物品，到广州被编入张发奎所属第4军（北伐铁军）欧震部。这支队伍曾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及三次长沙会战，表现英勇。是第一支真正参加一线部队作战，且表现优异的华侨部队。1938年4月17日，仰光侨领李崇广先生等又联合组织了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该队队员大部分系木工，铁工，汽车驾驶等技术人员，其各项经费及抵国后6个月内之粮食给养均由该队筹委会负责筹募。回国前，还曾进行3个多月的军事训练。经呈准国民政府军委员，8月18日，该队1行78人由队长黄富求率领回国，10月到达武汉，随后便被军政部编入国民党中央军陆军特种兵工团，在广西桂林等地开展抗日工作。史料来源于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1940年2月起，驻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尼拉，巴达维亚，河内，仰光，西贡等领事馆联合当地侨团及国民党党部，陆续成立招生委员会，着手招考华侨入伍生工作。同年4月27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4分校来马来西亚招考第1批华侨入伍生134人回国；5月11日，又有第2批64人抵昆；从其他地区录取的华侨入伍生，也相继回国就学。根据该校《招考华侨入伍生规则》，侨生培养的目标为国军中的初级干部，考取后先接受入伍教育1年，再接受学生教育1年半，毕业后由军委会军训部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少尉军职。1940年7月，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青年就有145人回国投考。但由于学校专业性强，对侨生素质要求严格，故录取者不多。1943年3月，应海军总司令谘请，侨委会保送在国立第一华侨中学（贵州五里桥）初中部肄业，有志投考海军学校的10名侨生入该校受训，结果只有1人年龄合乎规定（要求14岁）。

部分在陆军服役的华侨青年因战斗勇敢而获得勋荣，知名的有法国华侨陈银麟在巴黎中学毕业后，即回国参战，在某团机构连当上等兵，曾参加长沙会战，战斗勇敢顽强，获陆海空军乙种二等奖章一枚。优秀机枪手周业昌，回国加入粤军第64军，屡立战功。

美洲，大洋洲华侨虽远隔重洋，但也有不少回国参战者。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期间，美洲华侨回国参战的人数有470人，侨眷参加抗战的有938人；合计约1400人以上；其中美国华侨最多。不乏医务人员，机电人员，青年学生等，但人数最大，影响最大的首推航空人员。

抗战后期，为准备反攻南洋时配合军事行动及重建南洋国民党支部。1943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也曾派人到中央军校要求调用南洋毕业侨生。当时有中央军校18期不同科毕业的华侨学生14人应募，全是福建人，其中13名曾侨居星马，1名侨居越南。

全国抗战爆发后，华侨青年积极加入中国空军，成为飞行员，维护技术人员及后勤人员；各地华侨也持续捐献飞机。可以说中国空军很大一部分是由华侨提供，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根本无法成军。而华侨飞行员作战，是华侨回国参战中的佼佼者。

作为海外航空报国的中心，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华侨创办美洲华侨航空学校，该校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派出学校回国参战。美国的华侨抗日团体也随之改组，在国民党人推动下，原飞鹏航空学会，涤汉飞行学会，华航航空学会联合组织中国航空协会美洲总分会，随即改组航空学校并招收第三届学员，学员分别来自全美10多个城市和地区。1938年第3届学员毕业，分2批共45人回国。1940年初，航校因经费难以为继等原因停办。旧金山旅美中华航空学校为美国维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侨办航校，三期共为祖国培养空勤人才78人。还有美国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波士顿，凤凰城等地华侨也建立了航空学校或组织，为国培养飞行员，对航空救国运动做出了贡献。目前尚无抗战期间，美国华侨空勤人员回国参战的确切数据；已知仅波特兰，旧金山两航校就有110名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另据国民政府航空署某官员向侨委会报告：“查美空军修护司令部第14地勤大队，由美军部征集华侨编组，其中士兵全系华侨，官佐有1/3为华侨。已派中国服务者有飞机修护1中队200余名，电讯连100余名，现在受训已毕业即日待命开拨者700余名，连同已赴华者，约共1000名。”这份报告说明，至少有300多名美国华侨空勤人员回国参战。而是第14地勤大队就是陈纳德“飞虎队”前身，可见“飞虎队”也有华侨。

其他国家地区也有不少华侨空勤人员回国参战。1938年至1939年，有100多名菲律宾华侨飞行员和飞机修护人员回国。1940年7月，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青年回国报考即有145人，另有30人进入越南当地飞行学校学习，准备回国杀敌。还有加拿大等国华侨空勤人员回国，本文不在详述。

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华侨英雄—黄泮扬

中国空军史上著名的“八一四空战”中，高志航第4航空大队出战飞行员中就有黄泮扬，陈瑞钿，黄新瑞，雷均炎，苏英等华侨飞机员参战。其中黄泮扬，陈瑞钿是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均为美籍，并称“空中虎将”；黄泮扬，6岁随父到美；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杭州，南京，句容等地作战，后来参加衡阳，南雄，汉口，广州，重庆等地空战，据称单人单机击落日机8架，任第5大队长。1939年2月22-23日，他率队在广州空战中一举击落击伤日机15架，成为威震敌胆的空军英雄。1946年还当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武官。

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华侨英雄—陈瑞钿

陈瑞钿曾驾机参加淞沪会战，句容空战；1937年9月19日，他单机在山西太原上空遭遇多架敌机，他击落1架敌机后被击落，身负重伤；之后参加粤北空战，成功迫降日机1架，并俘虏敌飞行员。1938年5月，在武汉空战中，陈瑞钿单人单机击落日机3架。1939年昆仑关空战中，陈瑞钿所驾飞机中弹飞机，虽跳伞逃生，但面部和双手严重烧伤，被迫回美国植皮治疗，他单人单机击落日机6架，协同队友击落3架。

华侨空军勇士谢全和，生于苏门答腊岛以东邦加岛，曾在上海暨大师范就读。抗战时期，他参加国民政府广东空军驻防广州，首战他就与队友联手击落敌机2架。接着，谢带领4架飞机与敌机30余架激战，谢全和飞机被击中七八弹，仍顽强作战。韶关空战中，谢全和又与队友联手击落敌轰炸机1架。1938年徐州会战，谢与队友在徐州蒙城拦击日军坦克和辎重车队。此后，他又在广东境内参加9次空战。出生于荷属东印度邦加岛华侨飞行员吕天龙，在徐州会战中，曾多次与战友轰炸台儿庄日军阵地。在归德空战中击落1架敌机，自己也负伤。

中国空军英雄，美国华侨—雷炎均

加拿大飞行员马俭，1939年编入轰炸机总队，协助美国技术人员工作。同年与战友奇袭华北晋南运城日军机场；7月25日，再次驾机轰炸运城敌机场，一举炸毁日机数十架。温哥华籍华侨陈籍康，早在九一八事后就返回祖国；进入航校学习。抗战爆发后，先后驻防江苏，南昌及衡阳等地，曾驾机为国军敌后游击队运送物资给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派至美国协助训练中国飞行员。

美国华侨飞行员雷炎均，曾在句容，广州，南雄等地与敌空战，轰炸过太原，崞山县敌阵地，击落击伤多架，后成为国民政府空军副总司令。

中国空军英烈，华侨英雄—黄新瑞

有不少华侨飞行员为国牺牲。美国洛杉矶华侨黄新瑞在当地完成飞行培训后，于1934年回国参加空军。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多次驾机在华中，华南一带与敌空战，单人单机击落击伤敌机8架。1941年，他率队在成都空战中，击落击伤6架敌机，与同为归侨飞行员江东胜等同时殉国。黄新瑞牺牲月余后，其妻生下男孩，取名“川生”，以志不忘报国仇家恨。

马来西亚麻坡华侨富商青年林日尊，中学毕业时在其父亲林敬初的支持下毅然选择了航空救国的道路，并发誓：“我等既为军人，生死已置于度外，若为民主为国家虽不幸战亡，亦为无上光荣”。1937年回国加入中国空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1940年5月成都空战中壮烈殉国。马来西亚华侨陈桂林，陈桂文兄弟双双回国抗战，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还有马来西亚富侨私人飞行员陈仲达，毅然辞去优厚的待遇，回到桂林担任中国航空学校飞行教官。1940年间，日机空袭桂林时，他驾机迎战，因寡不敌众壮烈殉牺牲。

被誉为“华侨之鹰”的印尼华侨英雄梁添成，在1939年6月11日空战中，壮烈殉国。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公墓。为国献身的华侨飞行员，地勤人员还有陈锡庭，林联青，黄进长，谭国材，张益民，刘福庆，梁松宁，王文星，岑庆赐，刘铁树，苏英祥，泥桐植，蒙文森，李艺空，黄波，黄元波，刘炽徽，廖兆琼，雷国来等。他们虽生在异域，但国家危难；都积极响应国民党的号召，浴血长空，为祖国的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实乃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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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侨英雄—南侨机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火，物资进口成为重中之重；特别是重武器完全依赖于进口。随后，日本迫使法国屈服，禁止军火假道越南运入中国；于是外来物资改从香港入境。为保证香港走粤汉铁路的国际运输线运转，蒋介石于1937年9月25日指示广州市长曾养甫派员负责清理运输，10月1日西南运输处（或称公司）在广州成立，另于香港，河南，桂林，长沙等处设办事处，曾养甫担任处长。1938年改由宋子文任处长，宋预料日军即将侵略广东；开始建设西南国际交通线。他遂将香港，河内，长沙等办事处改为分处，撤销桂林办事处，并先后成立昆明，缅甸，梧州，贵阳，重庆，汉口，南宁等分处。

果然同年10月广州沦陷，当时积存在香港待运的军火物资达2万余吨，亟须运到后方。1939年初，国民政府动员10多万路工，耗时2年多时间抢修滇缅公路开始通车，成为战时运输量最大且较安全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通车后，缺乏司机成为大问题，且新路多半崎岖不平，因此亟须大批驾车技巧熟练的司机来运输物资，还有修车工。但当时国内汽车司机，技工本就缺乏。西南运输处长宋子良乃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请求代雇司机和修车工人等回国，往滇缅路及西南等省服务，除薪水外，膳宿衣服医药概由政府供给。陈嘉庚先生随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征募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的第6和第8号通知，计划招募550人（其中司机500人）。第6号通告共5条，其中第1条规定：“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者），年龄在40岁以下，20以上者”。第二，三条分别为：“薪金每月30元法币”“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处”。最后要求各地侨领侨胞：“事关祖国复兴大业，必须注意办理”。从这则通知可见，南侨总会招募的是华侨中的优秀青年，且薪水很低。随后，南侨总会又发布《机工回国服务信约》10条，明确了回国机工的纪律守则。

除南侨总会外，后来也有其他个别组织招募，统称为“机工”或“南侨机工”，以作为南洋华侨回国担任汽车司机和修车工的通称。

南侨总会的通知和《信约》发布后，得到了华侨的广泛响应，马来西亚森美兰华侨制定《回国机工服务团简章》7条，槟城华侨制定《槟城工程队回国服务团守则》17条。其他各地也对回国机工做了规定。新加坡有位从事修理工作20多年的华侨，原每月薪金200多元，听说报效祖国，就自发报名，还自招七八个机工同行，自带修理工具回国。槟城槟榔麾多汽车修理厂的1位修理工，带着自己的2名徒弟一道回国。

1939年7月4日，陈嘉庚先生致函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宋子文，报告南侨机工回国的途径：由安南入口往昆明者七批，由仰光入口者一批，合计2200人。此外尚欠三四百人，大约须多一个月乃能募足。

从1939年2月到9月，仅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回国的南侨机工前后有15批，人数竟达3192人。这3200名左右的南侨机工，到抗战结束时，有1000人以上为国牺牲；有1000人战后返回南洋，另有1000人留在国内。

南侨机工到达昆明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经过两个月的军事，政治，技术训练，即被编为第11，12，13，14四个大队，稍后回国南侨机工均编入新组建的华侨先锋运输第1，2两个大人，以上总计6个大队，共有汽车1152辆。其余司机被混编入其他运输大队中。修理工除了一部分被编入上述6个大队外，大部分被分配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修理厂。

南侨机工自1939年春驰骋于滇缅路，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占领，滇缅路被切断；近四年间，他们不畏高山险峻，成为滇缅公路上的主力军。据战时日本参谋本部估算，由南侨技工每月通过缜缅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及非军用物资达1万吨，仅1941年运回国内各种军用物资即达13万2193吨，而南侨机工上路前，每月运输量仅为1000吨，相差10多倍。近4年时间，经南侨机工运回的各种物资总计达45万吨；可以说南侨机工撑起了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上有著名的四道“鬼门关”，一是“险路关”，滇缅公路如一条银蛇蜿蜒盘旋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拨500至3000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深流……路况之艰险，可谓是惊心动魄，重载卡车日夜穿行，随时都有车翻人亡的危险。二是“雨水泥泞关”；阴雨连绵的雨季到来，天气变化无常，晴阴瞬息万变，随时有陷入泥潭或滑坡翻车的危险。三是“瘴疟关”。滇缅路沿途毒蛇兽伤人，疟蚊毒虫袭人。随时可能感染功能性疟疾，“十人得九人死”。四是“日机轰炸关”。日军为切断中国抗战的大命脉，日夜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有上千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如新加坡机工吴再春独自驾车发生故障，突遇大雨坚守车辆，竟被冻死。马来西亚太平机工蔡世隆被恶性疟疾夺去了26岁年轻生命，更有数百人遭日机轰炸而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侨第二故乡南洋各地相继沦陷，南侨机工所依靠的家属汇款接济断绝，生活更加艰苦，继而缅甸沦陷，日军进逼滇缅公路，局势万分紧张。而南侨机工们，克服了巨大困难，仍勇敢抢运滞留缅甸军火，物资。除在密支那之华侨抢运队，不及撤退，困于缅甸，后随中国远征军撤赴印度外，其余在滇缅路的华侨抢运队，都完成了任务。

日军进攻缅甸后，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的请求。分别随中国远征军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第1943年随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1944年初参加滇西反攻战役，均负责随军运输。当年西南运输处在下关曾设有第8修车厂，其中不少是南侨机工；贵阳修车厂上百名职工中，南侨机工占半数以上。

1942年5月4日，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被炸断，滇缅公路被截断。国民政府竟决定对南侨机工“遣散”，有三四百人到军事情报部门或印度参加盟军运输工作；有二三百人被安排到黔，桂，川等地工作；另有一千多人自谋出路。

被遣散无力还乡的南侨机工陷入失业之苦，收入本就微薄更无力返乡；作为南侨总会驻滇缅公路代表的庄明理就此发文批评国民党的侨务政策。抗战胜利后，庄明理又向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交涉，力促安排南侨机工返回南洋。后经庄明理与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交涉，国民政府才对南侨机工复员筹划，于1946年冬调查。由云南省华侨互助会及云南侨务处，广东侨务处与侨委会分别登记者，计4批共1748人。国民政府决定由侨委会向善后救济总署商洽，提请联合国救济总署予以全程免费送返居留地，并请外交部交涉居留地准予重返入境。更由侨委会与交通部加发奖状及服务证明书，并呈请行政院核对资金每人200美元，折合67万法币，共计发给4批复员机工，11亿7116万法币。国民党对南侨技工的不公正待遇，成为国民党失去南侨总会支持主要原因。史料来源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02-1949年）》，中国台北1997年版，第279页。另据石城主编：《中华侨杰列传（第一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为1600多机工及家属，每个领取300美元及150元新加坡币。

华侨战场记者团

四．回乡服务及担任后勤工作

抗战时期，有不少华侨选择回国从事医疗服务（医生，护士等），担任后勤及回乡从事各种服务。其中从事医疗工作者最多。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首先发起回国救伤运动。早在1937年11月8日，第一支由42人组成的槟城华侨救伤队在邱林虎先生率领下抵达广州，先被送入国军第4路军干部训练班受训，随后即开赴前线。该队回国前曾进行2个月的培训。不久，新加坡亦组织由陈淑为首，由26人组成的星洲华侨救护队，开赴前方；新加坡华侨青年励志组建了圣约翰救伤队，向祖国输送医护人才。在雪兰莪，部分华侨还创设救伤训练会，报名参加训练的华侨多达108人，其中不少人后来回国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同年12月26日，1支名为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的回国服务团在曾圣提的带领下来到广州，该团体是以记者个人为单位而组成，7名成员分别来自，新加坡，槟城，巴城，爪哇，苏门答腊和泰国，带有几部照相机和1个放大机，代表了南洋11家报馆和2家出版社。他们在汉口设立总办事处之后，便分赴各个战场采访抗日新闻，并传遍南洋各国地区；成为南洋侨胞获知祖国抗战消息重要窗口。

1938年10月20日，槟树华侨青年赵英杰，劳汝开等32人，组成槟华青年回国服务团。在侨团的支持下，他们受训1个月，即回到国内。10月30日，槟城机器行同人以祖国抗战需用机艺人才甚切，特地召开全体会议，议决组织槟城机艺工程队，并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筹备。消息宣布后，侨胞报名颇众，最后选定32人，其中司机兼机修工28人，余者为无线电，摩托车及机械人才。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该队即于1939年2月12日举行授旗礼，由梁煜棠领队，登轮启程。

新马华侨还有组织了东江华侨同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等。1938年12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参加者包括新马和南洋其他地区的广东惠州籍华侨和香港同胞。同年11月在南侨总会推动下，南洋各地的琼崖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成立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组织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1939年初日军占领海南岛，琼崖华侨迅速开展救乡运动，5月新加坡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正式成立，分为宣传和救护两队。至1940年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新加坡团，越南团，泰国团联合香港同胞的香港团，组织总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些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加入中共领导的琼崖纵队。

时任国民政府侨委委员长—陈树人

1937年10月，在荷属东印度巴城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先生的主持下，由养生院长柯全寿先生等人开始筹组救护队。由应征者中挑选出医生4人，护士15人，由医生吴英璨先生带队，配备华侨捐送的9辆救护车及大批医药器材，于12月10日启程回国。该救护队回国后，曾在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从事救护工作，表现十分出色，并曾在武汉受到国民政府侨委会的宴请和慰勉。柯全寿先生组织的救护队前后共有4批，每批均有10余人。所有医生，护士，司机均经过严格挑选的训练，且都是自愿参加，所使用的救护车，医药器材均是华侨捐赠。1938年初，棉兰华侨医生郭景烈博士和吴万创博士联袂返国，随带一批医务人员同行。荷印各地华侨也组建很多救护队，爪哇，棉兰侨胞就分别组建娘子军别动队及女子救护队，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9日，由黄锡歆率领的苏门答腊华侨汽车同业及机师回国救护团1行20人，带汽车4辆，药品一批，回国加入国民党第四路军总部服务。6月18日，该团行抵武汉，翌日进谒侨委委员长陈树人。

旅越侨胞在抗战初期，就成立越南华侨青年童子军战地服务团，集训华侨青年千余人。经过培训，他们陆续回国服务。如林鹭英率领1支66人（其中10人为女性）的救护队于1937年9月回国，随国军第151师莫希德部服务于惠州，博罗，增城，龙门，从化一带；此外，尚有第2批74人在粤北服务，第3批33人驻潮州。同月25日，另有以杨秀峰先生为团长的“越南华侨青年回国救护团”214人回国赴前方服务 ，内有消防，交通，救护队员200人，护士14人。之后，还有若干服务团回国，不作详述。

华侨英雄团体—缅甸华侨义勇救护队

仰光侨胞组织了缅甸华侨回国抗战维持委员会，专门负责各类人才的选拔，培训及经费筹措。至1939年底，仅该委员会选派回国的医疗救护人员就有81人。1937年底，仰光的缅甸华侨抗日筹赈委员会筹备组织的缅甸华侨义勇救护队50名队员，从1938年4月20日至同年7月30日，救护队进行了为期100天的培训，聘请仰光医院的华侨专科医生讲授各种救护法，受伤搬运法，防毒训练法等课程。8月15日，30多名整装一新的救护队员由队长陈雅云女士率领回国；多为20余岁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年龄最小仅有19岁，最大的28岁。缅甸华侨义勇救护队回国后被编为中华慈善救护第5队，在广东西江，江门，宝安各地工作，并在深圳设立医疗院，对各地伤兵难民施救，贡献极大。据统计，仅在8个月的时间里，经救护队治疗及医院留医的伤难同胞，总计达15194人。日军攻入缅甸后，不少华侨参加中国远征军或担任缅语翻译，另成立缅甸华侨战工队，协助中国远征军作战。

而泰国华侨青年也不甘人后，很快就组成各类服务团回国服务，如泰国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第一队35人，泰国机工服务队10人，泰国华侨服务队14人等等。至1938年3月，各种归国参加抗战团队抵达广州者，先后已有10余批，人数达四五百人，他们分赴各战区为国服务。泰国金蛇药房老板，泰国华侨黄月鸾先生，因热心抗日救国；被亲日泰国政府逮捕入狱，后又被迫出境，他将药房价值数百万泰铢的药品及别行购买的大批药品，全部携返回国。回国后，还出任泰国医务界所组成的回国救护队总队长，亲自前往第9，第4战区前线。常德会战时，黄月鸾率救护队亲赴第一线，战后获国民政府颁授奖章四枚。

菲律宾侨社对组团归国服务抗战，也表现出同样的热忱。为训练急于回国参战的爱国青年，成立了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开设国难教育讲座，进行政治，军事，驾驶技术和战地救护等方面的训练。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从马尼拉回国的华侨青年就有4批，其中第1批为汽车司机和修理15人，第3批为华侨救护队27人。

欧洲虽隔千里之遥，但当地华侨也有组建回国服务团。1937年9月，全欧抗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华侨服务团回国参战。10月25日，首批回国参战服务团首批团员王季文等7人回国。1938年初，英国华侨40人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返回祖国。接着，又有德国华侨机工28人经越南回国服务 。他们于1939年7月5日到达西贡，随即取道河内进入国境。1938年4月中旬，还有一支非洲罅沙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开赴国内，人数多达54人。

在华南沿海的侨乡，也响应祖国抗战号召。组织各类大大小小的华侨回乡服务团体，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等。仅以会宁团为例：该团是抗战初期西江地区四会，广宁两县的华侨和港澳同胞集资组建的抗日救亡团体，总团部设在新加坡，在香港设有办理处。全团50人，内分广宁，四会两队，分别由欧新先生和陈瑞芬女士担任队长。从1938年底至1939年9月，会宁团一面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动员群众抗日；一面朝廷施赈救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五．回国慰劳将士及其他抗日活动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在发动南洋华侨捐款之余，也组织各团体回国慰劳将士。陈嘉庚与回国慰劳团的成员到中国慰问将士及考察后，却引发了陈嘉庚先生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嫌隙，陈嘉庚先生也转而拥挤共产党。

1939年冬，陈嘉庚先生考虑抗战已两年多，华侨对于国内战况，民众生活多不了解，应回国慰问抗战的将士和民众，遂倡议组织回国慰劳团，并登报发出通告，并附简章6条，邀请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构派代表参加，同时致电蒋介石征求意见，蒋回电表示欢迎。随即制定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组织大纲》，对慰劳团的名称，任务，团员，组织，经费，日程，奖惩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任务主要是代表南洋各属华侨回国慰劳各省军区，并考察战时各方面实况。

1940年3月6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代表30多人从新加坡起程，经缅甸仰光，搭火车至腊戍，然后转乘西南运输公司货车回国。团员随身携带帆布床，蚊帐，洋式长衣，手电筒等。另有由其他途径到达昆明者，共计40多人。

陈嘉庚先生个人并未依照前述路线回国。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先生与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等人搭飞机由仰光抵达重庆，国民政府各机关，重庆市各界代表3000多人在机场迎接。陈嘉庚先生走下飞机后，与欢迎人群握手，并由乐队引导穿过人群，即席向记者发表讲话，阐明回国慰劳的任务是安慰已抗战三年多牺牲巨大的同胞们，尽侨胞的天责，同时考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继之，陈嘉庚先生阐明了拟在重庆建立制药厂，考察西北交通状况，到各战区拜访军事长官等四项任务。同时慰劳团将320万慰劳金献给国民政府。

南侨回国慰劳团回国后，团员又组成6个分团，各自前往战地慰劳将士，陈嘉庚先生还访问延安，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接见；这激怒了国民政府。另外，陈嘉庚先生还公开批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政策，甚至要求将陈仪调职，但被拒绝。之后，国民政府与陈嘉庚先生的嫌隙始终无法消除；这也影响了之后，南侨总会与国民政府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先生回到祖国，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史料来源李恩函《东南亚华人史》，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3年版；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美国华侨发起一碗饭运动

六．华侨其他抗日运动

除了上述抗日活动外，华侨还发动了国际宣传，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的同情和援助，获得很好的反响。

美国华侨推出“一碗饭运动”募款很有特色，也最具影响力。1938年6月，美国旧金山华侨联合美国知名人士发起“一碗饭，一元钱”运动，即侨胞每人每天节食一碗饭，将所省餐费捐款给中国抗日。还吸引了美国前总统胡佛和旧金山市长都前来参加游行；游行者高举各种中英文标语牌并用飞机散发传单，游行和围观者达20多万人；“一碗饭运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至7月17日在全美2000多个大中小城市举办，是日晚旧金山再掀高潮，盛大的“华埠之夜”人山人海。据美国警厅报告，当晚9时参加活动者达15万人，11点增至约30万人。旧金山华埠曾举办三次“一碗饭运动”，分别筹得5万，8万，10万多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一碗饭运动”的参加者不限于华侨，也有不少美国人参与，支持中国抗日。这在美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中国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7年8月下旬，美国华侨与华盛顿反法西斯大会会员一起，举行反日援华游行示威。同年11月20至28日，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在匹兹堡召开全美国和平民主大会。与会代表1320人，代表全美800多个反战团体。其中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许多华侨团体派代表与会，会议讨论了抵制日货，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排华移民法等问题，并决定将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改称美国和平民主同盟，纽约的华侨衣馆联合会等侨团被选为委员之一。1942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旧金山华侨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旧金山市长与27个国家驻旧金山领事馆均派代表参加。

针对美国长期将大量军火，废铁和石油等战争资源卖给日本。美国华侨发起不卖废铁给日本的活动，特别是华侨工人和海员自发阻止军火和废铁送往日本。1937年旧金山华侨为阻止广源号轮船将废铁送往日本，动员男女老幼妇孺长期监督，斗争数个月。至1941年广源号卖给澳大利亚船商，而船上废铁则卖给美国铁厂。

华侨还声讨汪精卫所谓“对日和平”主张。1938年10月下旬，汪精卫开始发表对日和平言论。陈嘉庚先生与汪精卫原是旧识，曾致电询问汪精卫，直斥“和平绝不可能”，而汪精卫回电仍表示和平才是上策，两人一再电报往来辩论，陈嘉庚先生认为已无法挽回汪。陈嘉庚先生随后连续致电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等人，要求蒋介石对汪精卫“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

1938年10月27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华侨参政员陈嘉庚先生提案弹劾汪精卫，经修改后成为“敌未出国门前，言和即是汉奸”。时任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朗读陈的提案，顿时“形容惨案，坐立不安”。1939年4月13日，陈嘉庚先生再电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参政会，指出“汪精卫叛国求和，罪情重大，……乃复发出艳电，冀摇人心，全国上下，莫不痛恨……尚祈对汪贼严加惩处”。

为避免南洋华侨受到汪精卫“和平”主张的蛊惑，1939年8月28日，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21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此通告历数汪精卫六大罪状，最后强调“汪贼卖国求荣，早为天下共弃，我侨捐资救难，不达最后胜利不止，当不为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不厚望焉”。

除陈嘉庚先生外，菲律宾李清泉先生，荷属东印度华侨庄西言都致电国民政府声讨汪精卫，而泰国，缅甸，越南，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等国华侨及华文报刊均一致反对汪精卫求和卖国言论。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还鼓动日本工厂之华人罢工，马来西亚的日本龙运铁矿场，峇株巴辖铁矿场，甘马挽铁矿场，矿工多半是华侨。其中龙运铁矿场规模最大，华工多达二三千人。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代表前往龙运铁矿场劝说华工，华工响应号召；不惜冒着失业危险，集体罢工辞职，而各界人士也展开捐款救助罢工的华工。株巴辖铁矿场，甘马挽铁矿场的华工，也发起罢工反日活动。这些行动给予日本经济上不少打击。

七. 综述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们无私，无偿捐款捐物，购买国债，不畏牺牲回国参战，服务，投资等等行动；范围之广大，数量之巨，形式之多样，为华侨历次爱国运动史上绝无仅有；这得益于国民党利用其影响力，积极的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南洋，欧洲，美洲华侨社团的融合协作，为中国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展现了华侨爱国的赤子深情，特别是华侨空军，南侨技工，为祖国抗战牺牲巨大，实乃华侨之楷模，民族之英魂。

由于笔者收集到的史料有限，篇幅有限；难以完整展现华侨抗战史，有些史料已散失，尤其是照片缺失，造成很多无名英雄。我呼吁全球华人华侨，绝不能使华侨先辈们遗留下的光辉历史被遗忘。我们要将这段历史写好，传承下去；激励更多华侨青年，加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来。

八. 史料来源

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注：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长兼杂志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为国内研究华侨历史最权威专家。

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东南亚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国内研究华侨历史最权威专家。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02-1949年）》，中国台北1997年版

注中国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东南亚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国台湾研究华侨史最权威专家之一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注：美国研究在美华人历史最权威专家，三藩市州立大学亚美研究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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