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妻子是个“扶弟魔”，丈夫刚凑齐女儿手术的“救命钱”，妻子转手给弟弟买了房。接连两次这样，逼得丈夫抛下重病女儿，差点自杀死掉。
这个事件冲击力太强，让我们很难理解“怎么有人会这样?”
但是，更让我震惊的是，不止一个粉丝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太没人性，难道不能打吗？
这样的愤怒情绪、想要惩戒这个女人的声音，引起不少的共鸣。
不禁警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施加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是正义的？
“正义滤镜”下，是掩藏的暴力
很多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旦带上了“正义滤镜”，我们就会为暴力手段拍手叫好。
《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的张雨绮，曾经因为用刀划伤前夫，报警上了热搜。
而一时间，网上对她这种行为的称赞铺天盖地。
很多人说：持刀跟老公吵架，真的是敢爱敢恨、霸气！
还有人称赞：张雨绮，这姐姐又美又飒。
直爽、过瘾、美、飒。大家不吝褒奖之词。
但仔细想想，在婚姻中的两个人，提着刀子吵架，导致一方受伤报警，真的是“飒”吗？
除了明星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为暴力点赞。
比如，一个小孩在公交车上踢陌生男子玩，结果，这名成年男子当场就把男孩重重撂倒，用脚重重踩他、踹他。
熊孩子固然有错，但是一个成年男性在公众场合情绪失控、在幼童身上发泄愤怒，看到这种行为的我们，竟然都称赞起该男子到：
“干得漂亮。”
“这个人干了我不敢干的事”
“父母不管教的熊孩子，总有一天会被社会狠狠教训”。
我们明知“暴力不可为”，但却袒护着暴力施加者，坚信他们伸张着我们所认定的“正义”。
除了公众领域的“正义”，我们把这份“伸张正义”延伸到仇恨的人身上。
知乎上有个热点问题：“如何报复背叛自己的前女友？”。
最高赞的回答说：
答主给的建议，把谈恋爱时的黑历史说出去，甚至暴露对方的裸照。
“我是个暴脾气的怂人。”
“虽然不能提刀子上，有意无意地抹黑知道吧？最不济的，公司地址有吧？”
评论区却一片叫好——
“干得漂亮！”
“严重同意。”
“那些说放下的他们难道没有经历过背叛吗，刻骨铭心的痛和恨。”
越是我们熟悉的场景，我们越能有感同身受的愤怒，也越容易支持暴力行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义滤镜”。
我们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立场，理所应当地施予那些人，他们所应得的“惩罚”；
如果理性对待，不肆意发泄愤怒，就被贴上“圣母”的标签。
于是，在带上“正义滤镜”后，我们成了暴力的拥护者。
可是，约束自己的愤怒，绝不是“当圣母”。我们讨厌的圣母，是自己作为受害者，却为了“大度”的名声，不分青红皂白地原谅犯错者。
约束自己的愤怒，不代表我们必须“大度”，也不代表我们“必须原谅”，而是，我们决定不沦为暴力的共犯。
为什么那么多人沉迷在滤镜中？
正义滤镜为什么存在？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在乎的不是正义，而是发泄自己愤怒的欲望。
仔细想想，只是“打犯错的人”，其实并不能解决真正的困境。
比如，暴打熊孩子，不见得就能让他学会“尊重他人”。
曝光前女友裸照，也不能改变“自己被劈腿”的事实。
很多情况下，肢体暴力、情绪暴力并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只是发泄内心的不满。我们因为场景太熟悉，被勾起了同样的愤怒。
或许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熊孩子，或是身边有“被劈腿”的经历，这些怨恨无处发泄，才会想要支持别人的暴力，来“复仇”。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报仇雪恨”不能平息怒火，只能火上浇油。
心理学家Mrug, Madan, 和 Windle的研究表明，在看过暴力影像之后，人们心中的愤怒并不会减少，相反地，激愤、暴力的情绪会激增。
在实验当中，反复体验暴力情绪的参与者，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显著提升。而且，当他们看到暴力受害者时，也不再充满关怀，反而多了许多冷漠。
带着正义滤镜看问题，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反而让自己成为冷漠者。
暴力，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伤人伤己的手段。
正义滤镜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晕轮效应让我们更希望袒护其中一方。
很多在网上为报复和暴力叫好的人，其实在现实中并不一定暴力，他们自嘲自己是个“怂人”。
“果断”、“直爽”、干脆利索的“自我表达”让我们心生向往，而这种渴求，很容易让我们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影响了判断。
比如，在张雨绮和前夫的冲突中，大众只愿意关注“张雨绮的直爽”，把这种直爽当做我们自己的“理想型自我”。
一旦这样的观点先入为主，其余的残缺都可以被自动美化。
即便有人提出异议，我们也能补全貌似合理的解释——毕竟，“最理想化的自己”怎么会是错的呢？
“这是互打，不是家暴。”这样的辩解，未免显得有些牵强了。
可认知一旦形成，的确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确认偏差。一旦认定的观点，我们只会越来越认可。
正义滤镜下，我们滥用“私刑”
无论是把自己美化成“侠客”的施暴者，还是我们围观叫好的看客，其实都是受到了“私刑”欲望的掌控。
危机心理学上认为，环境中秩序的缺失，会激起我们自身的不安全感，从而让我们想要成为秩序引导者。
而这个环境，越是和我们自身的生活相似，我们越有代入感，这种不安和企图引导秩序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网络信息的极速传播，指数级地放大这种焦虑。
一个“恶性事件”发生，大众能在第一时间通过“热搜”了解到这件事。但是，真正有“审判权”的公权力机构，却需要缜密地取证、判断，不能第一时间做出决断。
这个时间差，让大众感受到了“不安”——
“怎么都没有人作为？”
“这社会是怎么了？”
在一声声对公权力的指控当中，是大众对秩序缺乏的窒息感。这种焦虑，促使人们更加热切地“代行”公共权力——
“熊孩子没人管，我管。”
“这种人渣，就该往死里打。”
“小三这么不要脸，打死都是轻的。”
在这个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似乎“代替”了司法。
我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审判者的角度，人人都可以替天行道，对犯错者执行了“私刑”。
在“正义滤镜”下，故事里原来的欺凌者，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被欺凌者。
只是，“私刑”不值得倡导！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里的江亚就是如此：他从小在家暴当中长大，比任何人都痛恨着“欺凌弱小”。
但是，当他把自己当做替天行道的“城市之光”，他反而成为冷血恶魔，一次次杀戮后沦陷在杀人的快意中，成为带给万众指责的大奸大恶。
如果人人都有权利审判他人，世界只会陷入混沌。
在“正义滤镜”掩盖下，暴力似乎就理所应当地存在。但是以暴制暴的私刑心理，只会引发负面循环。
而自我觉察，就是抵制暴力的第一步。
毕竟有时候，好人和坏人，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
而暴力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底线，一旦跨越了暴力的这条线，也许就无法回头。
References:
Mrug, S., Madan, A., & Windle, M. (2015;2016;). Emotional desensitization to violence contributes to adolescents’ violent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4(1), 75-86. doi:10.1007/s10802-015-9986-
Lynching. 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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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politan, J. (1987). Vigilante behavior and attribution bia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4(2), 123-137. doi:10.1177/0093854887014002001
Linz, D. G., Donnerstein, E., & Penrod, S. (1988). Effects of long-term exposure to violent and sexually degrading depictions of wo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5), 758-768. doi:10.1037/0022-3514.55.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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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竹子，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是镜子，也是镜子中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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