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内部的一场混战，被日本干涉后结局反转的郭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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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发展迅速，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然而，1925年11月22日，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在河北滦州发表通电，率七万精兵公开发动反奉战争，一路北进，直捣奉天，致使张作霖一度打算弃城而逃。

不料关键之时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致使巨流河决战郭军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兵变”不仅对张作霖宛如晴天霹雳，将奉系由势力扩张期直接拖入衰落时期，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当时的中国政局，更对一直视东北为自己的利益范围的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与奉系的矛盾

早在1924年10月，在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锟政权，将所属军队改为国民军。与此同时，张作霖率领的奉军攻占了山海关、秦皇岛，直军全线崩溃，吴佩孚无奈被迫乘军舰渡海南逃。

于是在11月24日，在奉、国双方的拥戴下，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形成了奉系与国民军共同控制北京政权的局面。而后随着奉军入关，张作霖的野心急剧膨胀，想要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国民军则利用占据北京的优势，力求通过段政府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

因此，国奉双方不断地围绕控制中央政权及争夺地盘等问题，发生冲突。但是，国民军实力较弱，又面临吴佩孚再起的威胁，暂时不敢立即与奉系决裂。

除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外，在奉系内部派系斗争中矛盾也不断增加。张作霖部大将郭松龄就曾受旧军官及士官派的排斥，而且张作霖对其也不太信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因战斗部署及政见与杨宇霆、姜登选不同而使矛盾表面化。

战后，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鲁、苏、皖督办，郭松龄却有功而不得赏，不满由此产生并日益加深，于是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推动下，郭松龄开始走上了反奉的道路。

张作霖部的另一部将李景林因在奉系中不是嫡系，又是直隶人，常受到奉系将领的猜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李景林部攻占了天津，在没有得到张作霖同意的情况下，驱逐了直督王承斌并占领了其公署，使得张作霖对其行为极为不满。

直到经郭松龄疏解才得免，但也由此使得李景林对张作霖产生异心。而后，郭松龄在日观操之际，得知张作霖勾结日本准备进攻国民军的消息后，便向国民军观操代表韩复榘表示“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郭奉战争的打响

郭韩一拍即合，建立了郭冯初步关系。张作霖得知后，急调郭松龄返回奉天、中止观操，让其参与讨冯。回奉之后，张作霖派郭松龄到天津部署战事，令其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由于郭松龄苦谏未果，于是开始暗中联冯，准备倒张。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联合冯玉祥、李景林于滦州起兵，率所部7万余人反奉。他连续发出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奉军，并宣布停止对国民军的战争。接着郭松龄将部队改编为东北国民军，分4个军挥师东进。

部队在他的指挥下，士气旺盛，所向披靡，冲破了张作霖以4万兵力精心布置的连山防线，郭军攻下锦州后，又占领新民，矛头直指奉天省城。张作霖见状，惊恐万分，以80万元的奖金悬赏郭松龄的人头。

张作霖一面勾结日本关东军出面干涉，阻挠郭进攻奉天；一面在准备逃往日本占领下的旅顺的同时，开会布置下野及议和之事。张作霖调来29辆汽车，将家私和细软装车运到南满货栈，准备在关键时刻将它们运到旅顺，经王永江、杨宇霆等人的劝解，才稍平静。

李景林的倒戈

然而，到了11月28日，原来参加反奉密谋的李景林在天津查封了郭军驻津办事处，扣留了郭军御寒的冬衣，并下达动员令，拟攻打滦州，切断郭军后路。李景林的背盟，使郭军与奉军的力量对比及心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李景林的背约与冯玉祥有直接关系。本来，李景林已有所行动。11月25日，他通告驻津各国领事，已与冯玉祥郭松龄达成谅解，将直隶军改为直隶省防军，拘捕张作霖在津亲信，还向奉系在津的边业银行强行支取500万元，并致电张作霖，劝告其下野。

他公开宣称，直隶只遵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再接受奉天管辖，并愿意以直隶为国奉之缓冲区域。同日他见国民军二、三军继续东进，给在北京的国民军领导人打电话，表示希望与国民军合作。

由于在1925 年11月22日，三人签订了《郭冯密约》，因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保证李景林在拥有直隶的基础上再得热河。但战争爆发后，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冯玉祥等人就不想履行原来与郭松龄所签密约的条款了，或者从一开始冯玉祥就没想过要履约。

战争爆发当天，冯玉祥就不顾盟约按以前拟定的计划，命张之江进驻丰台至落垡一线，宋哲元部集结于多伦。11月28日，宋哲元率骑兵向热河首府承德进发。国民军一军违约进入热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及疑虑。

与此同时，国民军二军、三军在占领保定后，也分路急速向天津进军。这更加剧了李景林的恐慌。走投无路的李景林最后决定对国民军进行武力抵抗，这也对郭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使郭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直接导致了郭的兵败身亡。

日本关东军的阻挠

除去李景林的临阵倒戈，这场战争失败的另一因素便是日本。

1919年4月11日，根据政府敕令第94号，日本关东军正式成立，其前身为日俄战争后设立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属部队。关东军下辖有1个轮换师团和6个独立铁道守备队，总兵力约为1.5万人。

至九一八事变以前，关东军不断地寻机制造事端，干涉中国内政，图谋攫取新的侵略权益，把满蒙并吞入日本的版图，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前驱。其侵略行为其中之一便是武力镇压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起兵之初，关东军尚未清楚掌握郭反奉的真实意图，和他一旦取得政权会对日本的扩张政策采取何种态度，因此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同时派遣参谋浦澄江中佐专程前往昌黎郭松龄驻地，试探郭本人并加以胁迫利诱。

11月27日 双方会面时，浦澄江公然威胁郭松龄，要他保证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如不然关东军“定会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武装干涉。郭松龄则要求日本方面严守中立，不得向奉张当局提供军事支援。

郭松龄还以东北国民军名义致电日本驻日公使芳泽，表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定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次日郭又致电北京使团请日方严守中立，希望日军不要对“中国人的内部事件”横加干涉。

鉴于郭松龄的态度，日方通过12月7日 召开的政府内阁会议，大体上确定采取“援张排郭”。而后关东军参谋长还与张作霖达成了将间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日本，日本侨民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东部享有与当地中国人同等的居住权和经营权等4项侵略要求。

作为交换条件，斋藤恒承诺日本将从军事、财政上全面援助，由关东军出面发表明显只针对于郭军方面的严电警告，形势紧迫时关东军还可直接出兵驱逐郭军。8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代表日本政府发出禁止两军于南满铁路附属地及附近地区作战的严重警告。

关东军的警告名义上属于发给交战双方，其实质却是为郭军的进攻行动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明显有利于张作霖巩固现有控制的地盘。郭松龄为此曾要求关东军明示“日本守备区域”的具体界限范围，日方代表却没有给予正面的答复。

尾声：败退的郭军

而后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临时移驻到奉天，加强对集中于奉天地区日军各部的指挥。日军官兵气势汹汹，在铁路附属地周围构筑部署防御阵地，限制出入，安插进郭军内部的关东军谋报人员，将获取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及时地提供给奉张军队。

日本帝国主义并向奉系当局提供金钱、弹药装备资助，用来打击郭松龄国民军。由于有日本的大力扶持，张作霖重新焕发出力量。

12月21日，奉、郭两军在巨流河一线展开决战。奉军右翼为张作相统率的吉林省军，左翼吴俊升黑省部队，中路属张学良指挥的第三方面军。郭松龄同样将所部分为三路迎敌。奉军各部均委派有日本军事顾问，谋划制定奉军的战役部署指挥。

关东军林大八中佐“亲自到新民前线，为奉军布置炮兵阵地。”例荒木五郎少佐率领由10几名关东军预备役军人组成的炮兵队，携带15厘米口径的重炮直接参加战斗，和奉军炮兵一起轰击郭军， 关东军空军出动和本军飞机联合，猛烈轰炸郭军阵地。

23日， 根据郭松龄军队里日本间谍提供的绝密军事情报，奉军侦知郭军两翼兵力空虚，实施迁回包抄，切断郭军后路。是永重夫带领黑龙江骑兵队伍，袭击位于郭松龄部侧后方的白旗堡，烧毁粮秣库和弹药库，迫使郭军的后勤供应面临极大困难。

郭松龄三次组织人马突围没有成功，陷入危急境地。多数郭军将领表示不能再战，主张向张作霖请降。郭松龄夫妇于24日乘马车出走，行至新民县西45公里处苏家窝棚时，被奉军骑兵追上，他的卫队抵抗失败，郭氏夫妇被捕押往辽中县志达镇，次日被张作霖下令就地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