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枪毙一部戏看杨白冰的霸气

作者：邓海南

1991年春节前，前话《征婚启事》剧组应国务院文化部的邀请来到北京。剧组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演出地点在人民剧场。文化部专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来推介此剧，首场演出的招待票也已分发出去了。因为离文化部安排的演出尚有几天时间，总政相关部门便安排我们在黄寺大院的总政礼堂先演两场，一来是在春节前对总政机关的干部战士和家属进行慰问演出;二来是因为总政主任杨白冰还没看过这出戏，为首长审查而演。当时大家心想，所谓审查，不过走个过场而已，剧目已在全国调演中获奖，并由国务院文化部邀请来京演出，莫非还能审查出什么政治问题不成？

对于南京军区政治部兰保景主任来说，属下剧团进京演出，当然是一件盛事，理应重视。他此前曾经说过：“我在天津警备区当政委时和李瑞环同志是一个班子里的成员，关系不错。以后你们如果有了好戏进京演出，我可以请李瑞环同志来看戏。”送剧组出发时，导演王群提醒兰主任：“主任你可是说过要请李瑞环同志来看戏的哟！”李瑞环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成员，他如能賞光看戏，那分量就不一般了。于是兰主任说：“那我给瑞环同志捎一封信吧。”

剧组到北京后，团领导和几位主要演员前去拜访了调任北京的老主任于永波。这时候的于永波，虽然在总政治部的地位仅次于杨白冰，但在政治气场极为强势的杨白冰面前，已经没有了在南京军区当主任时的那股潇洒劲，变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所有会议上的讲话，都是赞扬和重复“杨秘书长”的指示，再没有一点个性可言，可见其伴君如伴虎的处境。但曾经的老部下来看望老首长并汇报工作，他还是很高兴的。这个戏是他在南京军区当主任时排演的，能在全国调演中获奖并被文化部邀请进京，他自然也很高兴。于永波详细询问了剧目的获奖情况，并特别强调道：南京军区一向是重视艺术创作的，这次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主创人员该立功的要立功，该晋级的要晋级！并且说起他在任时与政治部洪副主任对这个戏意见分歧：洪副主任不同意排演这个戏，但是我坚持让你们排了，有什么问题吗？结果不是很好吗？

在总政黄寺礼堂的审查演出是两场，第一场杨白冰和李瑞环都没来，那就意味着他们将在第二场演出时同场出现。在开幕致词的问题上，团里的主持人和杨办的人员发生了分歧，为的是把这二位首长谁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团主持人拟稿说：“尊敬的李瑞环、尊敬的杨白冰……”因为一来李环瑞是客人，杨白冰是主人；二来李瑞环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而杨白冰那时还不是，这样排名是理所当然的。但杨办人员却坚持必须把杨白冰放在前面，而且职务必须是“杨秘书长”！可见杨白冰的强势作风，已在他手下工作人员身上表露无遗。

在黄寺礼堂的第二场演出，杨白冰是必要到场的；按理说接受了兰保景主任邀请的李瑞环也会到场。开演时间是七点半，因为按照杨白冰的习惯，他要在剧场贵宾休息室里看完了央视新闻联播方才进场看戏。这一边杨白冰带着一群随员在休息室里看新闻联播；那一边央视新闻组已在剧场观众席前将机器架设停当，准备拍摄李瑞环前来观剧的新闻。没想到开演前五分钟，李瑞环的秘书打来一个电话，说瑞环同志今晚有外事活动，不来看戏了。得此消息，央视新闻组当即拆除了机位，扛着机器向外走；恰在此时，剧场侧门打开，杨白冰率着一干随员，浩浩荡荡步入剧场。一边首长入场，一边央视新闻组离场，这场面大家都看在眼里，杨白冰自然也看在眼里。敏感的人或许会想到：这个场面会让杨白冰感到某种不快吧？但随着剧场铃响起，杨白冰落座，舞台上大幕拉开，这有些尴尬的一幕也就过去了。

当晚剧场里注定了有事要发生。开演刚刚几分钟，突然舞台上方“呯”地一声爆响，一位大校敏捷地从台侧冲进后台，问：“什么情况？”当他弄清了原来是意外炸了一个灯泡，才又退出后台，据说这位大校是总政的保卫局长。

在舞台演出中，灯炮爆炸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几十回也难遇上一回，可恰在杨白冰审查时炸了，这使我想到了古代作战时阵前遇到风折军旗，未免有些不祥之感。当晚陪坐在杨白冰身边的是时任前话团长的张哲；我坐在杨白冰侧后一两排的位置，离杨的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米之遥，所以对杨白冰观剧时的情况有所观察。尽管剧场效果非常好，坐满剧场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孩子笑声掌声不断，但这对杨白冰的情绪似乎没有任何影响，至始至终，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这出戏的演出时间是一小时五十分左右，当剧已演过一小时了，杨白冰忽然转头用他那口四川话问我们团长：“你们这个戏，演的是啥子意思么？”这让张团长暗自心惊：戏已演出过半，首长居然还没看出啥意思来？这是啥意思啊？

演出结束谢幕，演员们在台上站成一排等待首长上台接见。杨白冰板着脸走到台上，一共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演员们演得很好，口齿很清楚。”演员们全怔了：这算什么表扬？口齿清楚不是话剧演员最基本的要求么？

第二句话是：“编剧、导演，我们到后头去吹吹本子！”

这让所有在场的人所料不及。男主角徐然被搞懵了，瞪着大眼问我：“海南，这是怎么回事？”我只能拍拍他安慰道：“反正我们已经演完了，下面看首长们怎么演吧！”

既然杨秘书长要“吹本子”，那就得有个开会的地方，但黄寺礼堂的管理人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被搞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么多人，首长用的小休息室坐不下，而大会议室没开暖气，中会议室又锁着门；连忙找人来打开了中会议室，于是杨白冰上将领着随从的一班中将、少将和大校们鱼贯而入。那是一个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空间，两圈沙发分内圈和外圈摆成一个“回”字形。杨白冰先坐到了内圈沙发正中的位置，然后指着身边的座位招呼我们的团长和政委入座。此时我们团长和政委都已意识到情况不妙，哪敢上前，便推着编剧和导演坐到前面去。我一个小编剧，没官没爵没什么可怕的，就坐到了杨白冰左手边的沙发上，并拉导演王群挨着坐在我左边。杨白冰右边的沙发，依次坐下的是总政治部的三位副主任：于永波、周文元、李继耐。其他人：总政文化部长朱力、我们的团长、政委等、杨白冰的一干随员，各择地方坐下。

看人坐定，杨白冰开始发话：“啊，你们说说，你们说说。”

众人面面相觑：首长不定调，大家说什么？又能怎么说？

杨白冰操着一口四川话：“哦，你们不说，那我就说罗。这个戏啊，当然罗，它不是个坏戏——不过也不是个好戏！”

事情到此，众人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不管是好是坏，总算落了地。最高权威者定了调，下面就要看各人如何表态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于永波。从职位上说，他是杨白冰手下的第一副主任；从关系上来说，他此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主任，这个戏排演于他在任职期间，如果是好戏，他自然有功;如果是坏戏，那他自然就有失察之过。现在杨秘书长发话了：不是坏戏也不是好戏；该怎么理解呢？不是好戏那就只能是个坏戏！但是，这坏戏可是在你于永波在南京当主任的时候决定排演的，杨秘书长当众发难，第一个打的不就是你于副主任的脸吗？他该怎样应对呢？大家都在看着，官场上的这一出戏怎样演。

只见于永波副主任沉思片刻，缓缓开腔道：“刚才开演前，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杨秘书长就问我，这个戏怎么样？我说，这个戏——很一般。”

我心想，我们团长政委前两天去看望你时，你还对这个戏赞賞有加，怎么一下子就很一般啦？

正这样想着，于主任话锋一转朝我来了：“邓海南啊，你知道的，在这个戏之前，我已经枪毙了你们团三个戏了，姚远的《商鞅》、你的《热山》，还有蒋晓勤的《死峡》，所以这个戏嘛，我就不好再枪毙了。可是，当时我们提了很多意见，你们都没有改嘛……”

于主任到底是于主任，官场上这么多年的功夫不是白练的，巧妙地一转身，四两拨千斤，算是把杨秘书长的责难给让过去了，既凸显了人情味，又把戏不好的责任卸给了团里，当然了，他眼前要过杨白冰这一关，我们能够理解。

于永波表过态后，按职位高低排下来应该发言的是副主任中排第二位的周文元。在剧场里我观察过周文元的反应，他的反应是和剧场效果同步的，该鼓掌时鼓掌，该笑的时候笑，我想他肚子里的腹稿一定都是表扬这个戏的话，但形势陡转，发言必须得用批判之辞了，可他的批判腹搞显然还没组织好，当然表态是必须的，既然杨秘书长说了这戏不好，这戏当然就是有问题的，至于问题在哪，他却支支唔唔地说不清楚。接下来发言的是排名第三的副主任李继耐，当然也只能是顺着杨白冰的态度表态而已。这中间杨白冰也有插话，比如说到剧情中有女大学生对男主角一往情深，想与其建立恋爱关系的情节，杨白冰道：“大学生明明规定了不许谈恋爱嘛，这个戏里怎么还让她跟我们的连长谈啊！”我忍不住说：“规定是规定，实际生活中大学生谈恋爱的大有人在……”我的插话竟立刻使得杨白冰瞪起了眼对我严加驳斥，当时我的感觉就像鲁迅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燕人张翼德手持丈八蛇矛，谁敢抵挡？你敢抵挡？”算了，那我就不加辩解，任你们批判呗。

大概是杨白冰也觉得对坐在他身侧的这个年轻编剧（那时我三十多岁）如此大动干戈有些过分，他点了一根烟，放下烟盒时竟对我客气了一下，问：“抽烟不？”平时我是不抽烟的，这时我却拿过他的烟盒取出一枝，又把烟盒递向另一侧的导演王群。王群平时是抽烟的，但在这场合却连连摇头，大概是心理紧张所致；我看看对面团长政委的表情也都紧张得不行。我则管不了那么多，用杨白冰的打火机给自己点上烟，继续听这些上将、中将、少将们对我写的这出戏进行批判，心里想的是：刚才是我们给你们演了一出轻喜剧，现在则是你们这些高官们在给我们演重喜剧了，机会难得，就好好看戏吧！

表态和批判依次进行，中将们说完，就轮到时任总政文化部长的朱力少将了。众人皆知朱力原不过是《智取威虎山》中演个小炉匠的角色，是杨白冰大力提拔起来的亲信人物，他当然以杨秘书长马首是瞻；而且他身为文化部长，对于这出戏的问题如何解决，也应该拿出他的主见。朱力部长说：“既然杨秘书长指出了这个戏的问题，我看就这样处理吧，对付完了文化部定下的这三场演出，以后就不要再演了……”

谁知这时于永波的话使情节再起波澜，他态度坚决地道：“不，既然杨秘书长的态度在这儿了，我看这出戏就此打住，一场也不演了！”

此话一出，全场惊讶，一时无人出声。

于副主任这个态一表，杨白冰当即赞同：“好，就这么办！”

我看到我们的团长和政委大惊失色：毕竟这个举动事关重大：你们首长关起门来批判自己的戏怎么批都行，可前线话剧团是国务院文化部请来的，咱们军队方面说不演了不演了，这牵动的面未免太大了吧？这个烂摊子岂是前话的团长政委能够收拾得了的？但是长官们气势压人，他们有话也不敢说啊。

此时此地，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个人是时任解放军文艺社副政委的李培森。李培森也是军中文化人，在解放军文艺社任编辑时分管的项目是曲艺和戏剧，与北京军区的相声演员牛群是好友；牛群因为有讲笑话的特长，很为杨白冰喜欢，是杨家的常客，连带着李培森也与杨白冰有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我与李培森曾因对某事观点不同，在朋友圈中对他有过微词；但培森不计前嫌，在这个场合能够站出来为这个戏抱打不平，使我对他心生敬意。李培森说：“杨秘书长，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个戏是国务院文化部邀请来的，已经定好了三场演出，新闻发布会开过了，票也都发出去了，咱们军队方面说不演就不演，文化部那边怎么交待啊？就算这个戏以后不演了，好歹也得演完了文化部这三场再停啊！”

但是杨白冰主意已定，没有给熟人李培森这个面子。他对我们团长政委道：“这个戏不演了就是不演了。文化部那边，怎么交待你们去考虑，说演员生病也行，说另有任务也行，你们党员回去要开会统一思想，不要搞成第二个《WM》事件！”（《WM》是空政话剧团的一出话剧，前些年在地方演出大受欢迎，却遭到军队方面的禁演，因而成为戏剧界一个众人皆知的事件。）

李培森还想再做努力：“杨秘书长啊，这个戏毕竟是在文化部的全国调演中获了奖的……”谁知不提这茬还好，提了反倒使杨白冰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文化部给奖怎么了？前线话剧团是我们军队的剧团是不是？他们文化部给奖是他们的事，但是这个戏有没有问题，还演不演了，当然是由我们军队说了算，由我说了算！”

事已至此，结果已无可挽回。正当杨白冰带着一大群人在会议室里决定《征婚启事》的命运的时候，剧组正在剧场里忙着拆台，准备连夜运到人民剧场去进行装台；于是团长连忙让人通知剧组：停止装台。拆下来的东西就不要往人民剧场运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住在西直门招待所的团领导得应付记者们和各方面打来询问甚至质问的电话，至于他们是怎么和国务院文化部说的，因我不在场，也就知之不详了。但好好的一个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枪毙”掉了；原本载誉京华的大好前景，即将被黯然回宁的结局取代，演员们心中的郁闷自然难以排解。主演徐然等几个人没事就和我在一起谈论这件事的蹊跷之处：这出戏在政治上并没有触犯龙鳞之处啊，杨白冰为什么非要枪毙它不可？经过反复探讨推理，我们找出了可能导致它被“枪毙”的几种死因：

死因一：这是要向李瑞环和兰保景出气。最具戏剧性的场面就是杨白冰的进场正撞见央视拍摄取组的离场。这不明摆着那些人眼中只有李没有杨吗？李瑞环是分管意识形态的国家领导人，杨白冰是掌管意识形态的军队领导人，我们注意到此前国家领导人观看戏剧演出的报道中，李和杨从未同场出席过，似有一山不容二虎之势。由此看来，李瑞环以外事活动为由不来看戏不过是托词，实则他不愿与杨白冰同场观剧。但兰保景主任邀请了李瑞环这事杨白冰是知道的，很可能正是这一点触着了杨白冰的龙鳞——按他的心理来说，你兰保景是我杨白冰线的属下啊，怎么可以不经请示就擅自请李瑞环来看戏呢！你兰保景行事不合规矩，就不要怪我杨白冰给你颜色看！

死因二：这是要给于永波难看。我们南京军区的人都知道，于永波是杨白冰带着出国访问亲自考察后才调到身边任总政第一副主任的，按理说于是杨所重用的人。但是总政的人又都知道，于永波调到总政不久，就从一个精明干练的军区政治部主任变成了一个在杨白冰面前说话唯唯诺诺的总政副主任，至于他在什么事上得罪了杨白冰，外人就不知道了。但在杨白冰权威赫赫飞扬拔扈时，他只能以最大限度的小心谨慎来保护自己。而杨白冰毫不留情地“枪毙”南京军区进京演出的戏，就是对他进行当面羞辱；而于永波只能以唾面自干的方式来委屈求全，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禁戏上的表现比杨的亲信朱力更为绝决——朱力只是说演完文化部的三场就不演了，而于永波则立刻提出连文化部的三场也不演了。

死因三：这是要报贺敬之的“一箭之仇”。因为杨白冰和当时兼任文化部长的贺敬之之间有一个过节：沈阳军区的作家张正隆写过一部反映辽沈战役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这部书里张正隆客观地描述了林彪的军事行才能，同时也对我军的某个将军有不恭之辞：林彪的地位是打仗打出来的，而某将军的地位是种地种出来的（大意如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带兵在南泥湾种地的359旅旅长王震有所不敬。贺敬之和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把这事告诉王震之后，王震便以他的老资格向江泽民告了一状。以王震曾经扬言要枪毙巴金的强悍性格来看，想必他愤怒的不轻。既然王震告了军队作家的状，江泽民便责令掌管军队政治工作的杨白冰去处理。杨白冰得知军队作家给自己捅了娄子，恼火得不轻，让沈阳军区将张正隆隔离审查，最初是一付要严惩的架势。后来身边有人给他出主意道：这是外人告我们军队的状，将作者处理的越狠，就说明我们军队的错处越大，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好。杨白冰听从了这个劝告，后来解除了对张正隆的隔离审查，未做过重的处理。但是对于向江泽民告状的始作俑者贺敬之，想必在杨白冰心中结下了梁子。而“枪毙”了文化部看好的《征婚启事》，正好向贺敬之出了一口恶气！因为前线话剧团是军队文艺团体，禁演与否是在总政治部的权力之内；你国务院文化部给了奖能怎样？邀请来京又能怎样？我说它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杨白冰的话道出了关键之处：“这个剧团是我们军队的是不是？他们文化部给奖是他们的事，但是这个戏有没有问题，还演不演了，当然是由我们军队说了算，由我说了算！”

经过这样分析，大家心里明白了，这个戏之所以被“枪毙”，不是因为触动了什么政治的雷区，只是因为杨白冰要拿它当成一块石头来打人——并且一石三鸟：一给李瑞环那边一点脸然看；二给于永波和兰保景这两个自己的下属一个下马威；三是报了贺敬之向中央告军队的状的“一箭之仇”。

事情明白了，大家心里的疑惑变成了怨气，剧组里虽然按照杨秘书长的指示党员开会统一口径和思想，但牢骚怪话肯定是少不了。“枪毙”一个戏，对于位高权重的杨白冰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枪毙”之后的屁股，却得留给他的三位副手来擦。杨白冰这毫不讲理的“一巴掌”已经打出去了，以于永波为首的三位副主任其实知道剧组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得用“揉一揉”的办法来安抚剧组和南京军区。首先是宣布此次剧组进京与返回的费用全由总政来承担；其次是由三位副主任联名宴请全剧组一次。如果不是心含愧疚，三位副主任何必如此放低身段？

到了宴请的那一天，我向本团张团长请假，说不想参加首长们的饭局了。张团长大惊失色，不予准假，那意思我明白：这是首长们给我们面子，你小子怎么能不给首长面子？我仍坚持不出席，张团长道：“你要真不想吃这顿饭，自己向于主任请假去。”

我知道团长有他的难处，便在开宴前走到于永波面前，还按在南京军区时的称谓叫他于主任，我说：“于主任，我得请个假。因为在首长们安排这顿饭之前，我已和老朋友乔良有约在先，他已在家里备宴等我。首长们的心意我领了，但同为赴宴，总该有个先来后到，所以请于主任允许我去赴先允之约。”

于永波倒是很通情达理，说去吧去吧，没有硬留我下来陪宴。

晚上回来我听徐然叙述这次宴请的情况：三位副主任礼节性地到场，并没有吃很久就离去了，留下总政的一些干部陪剧组吃饭。但演员们大都心中有气，自己人闹酒说笑，却故意冷落那一桌总政干部，除了团长政委，谁也不去那一桌敬酒，弄得那些人很是尴尬。

以上是杨白冰“枪毙”《征婚启事》的始末。但还有几件事可以作为这个事件的附录——

一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兰保景刚上任不久就因此事吃了挂落。

剧组如果从京城载誉而归，他当然脸上有光；但剧组铩羽而归，他也难辞其咎。据我所知，军区政治部光是写给杨白冰的检讨就用军用电报发了好几回，检讨书是由军区文化部长方全林拉着创作室的小说家江奇涛一同起草的，为此方部长还把江奇涛好好招待了一番。在南京军区，兰保景是个口碑很好的首长，《征婚启事》进京意外大败而回，兰主任说这个责任由我来担吧，与团里和剧组的同志们无关。而主创人员因为在文化部调演中获奖而受到的奖励，也全都落实，并未追回。兰主任甚至还专门请团里的主要业务人员吃过一顿饭，对大家给予安慰和鼓励。

此后兰主任进京见到杨白冰时，时过境迁的杨白冰大概也觉得先前之事有些过份，特别对兰主任表示了某种亲切和看重，比如要兰保景与他同车而行；携兰主任同去看戏时，特别介绍兰保景很懂文艺如此云云，也算是打一巴掌揉一揉吧。但是没想到两年后杨白冰突然失势，兰保景又吃了一次挂落：按照他的能力声望，本来应有很好的仕途，但是因为被当成了杨白冰线上的人，就只能终老在大区副的位置上了，实在是冤枉唉哉！而于永波却在杨白冰失势后被江泽民所倚重，取代了杨的总政主任位置一干很多年，足见其在政治上功力深厚。而在杨白冰“枪毙”《征婚启事》的那个场合，他显露出来的那种化解之功只是政治太极的一个招式而已。

二是因为杨白冰热衷文艺，92年的第六届全军会演搞得盛况空前。

但这盛况之盛并非全是褒义，因为杨白冰和他重用的人在这次会演中出尽风头。那时杨白冰在军中的飞扬拔扈之势已使多方侧目，但他仍趾高气扬不知收敛，安享各大军区对他和他亲信的逢迎膜拜。总政文化部长朱力带着规模庞大的评委和观摩团在各大军区之间飞来飞去（本人就是观摩团的成员之一），朱力不过是个少将，但因为是杨的亲信，每到一处都受到超规格的欢迎接待，并按照自己的好恶“枪毙”了好几个戏。

每逢宴请，各大军区衔挂中将的司令政委都把这位少将让至上位，自己在两边降格以陪，让我们这些军中文人都认为实在是自掉身价。到海军观演时，为迎接朱少将专门派了军乐队吹吹打打不说，身为中将的海军政委魏金山竟然亲自为这位朱少将拉开车门，并用手掌为其挡头，实在让人有点看不过去。朱力到了南京军区，宴请时司令和政委该将这位少将部长放在什么位置呢？我们发现南京军区还是有些办法的，宴会厅撤了圆桌，换成了长条桌，司令和政委并坐一端，这样的安排，管尊如朱力这样的贵客，也只能坐于长条桌的下首侧面了。并且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没有像其他大军区的司令政委那样陪着这位总政的二级部长看戏。这样的安排，总算使南京军区还不算太掉价。

那一年的全军会演因为杨白冰的重视，全体评委和观摩组成员跟着文化部长朱力在各大军区间飞来飞去地看戏评戏，住最好的宾馆，接受盛情宴请，其规模排场之隆重豪华，先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三是被“枪毙”了的《征婚启事》还有一个后续风波。

“枪毙”事件过后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学新找到我，想把这个戏拍成电影。我将戏已被杨白冰“枪毙”了的事如实相告，如果要拍，肯定是有风险的。但王学新还是想拍，他出了一招：将剧名改掉，改成《青春卡拉OK》；将男主角的军人身份改掉，剧中人的姓名也全都改掉，这样不就和你们军队没有关系了吗？于是我应邀去长影厂，剧本顺利改成通过。因为这个戏原来是音乐话剧，长影想把它拍成音乐故事片，定了由著名作曲家雷蕾来作曲。但我对此剧已有感情，希望保留原来的音乐不要换。为了说服长影的人，我甚至把剧中的音乐从头到尾给他们哼唱了一遍，他们听过后，觉得确实不错，于是决定保留原剧的作曲。正是这个决定，后来把这部电影从又一次被“枪毙”的边缘救了回来。

我改完了剧本回到南京，《征婚启事》的曲作者，前线歌舞团的作曲家闫冬林赴长影进行影片前期的录音录唱工作。正在这时，突生变故：我们团里有好事者得知此事，便向上级政治部门打了小报告。于是政治部门如临大敌，立刻派了一位政治处主任和一个政治干事赶到长影，坚持要长影将此片下马。

长影的领导说：你们南京军区要我们好好的一个影片下马，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吧。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戏已经被杨秘书长“枪毙”了，所以你们不能拍！

长影领导说这个影片剧本和人物名称全都改了，已经和你们军队没什么关系了呀。

但是那两个政治人员坚持不让拍，并且在长影住下来了，摆出你们一天不将此片下马，我们一天不离开的姿态。

如此霸气的姿态让长影觉得不好惹，于是厂长书记在星期六决定，待星期一开厂党委会时正式做出下马决定。

此时剧组正在北京进行前期录音工作，导演王学新听到这个消息急了，立刻发动全剧组想办法，看看如何才能救活这个戏？幸好剧组选择了原来的作曲者闫冬林，闫冬林选择为影片主唱的歌手是毛阿敏（毛阿敏有一首成名曲就是闫冬林写的），而毛阿敏因为税务风波陷入低谷时，被杨白冰关照得以度过难关，并成为他喜爱的演员，与其有一定的私人交往，于是挽救此剧的大任就得由毛阿敏来担当了。抢救的时间只在这个星期天，因为等到星期一长影党委开会，将下马决定正式宣布，那黄花菜就凉了。

于是在这个关键的星期天，毛阿敏带着王学新找到了杨白冰的主任秘书吴秀勇寻求转机。王导演当面问吴秘书：南京军区来了两个人，说这个戏因为杨白冰不让演了所以我们长影也不能拍，所以我们得当面问一下，到底是这个戏有政治问题呢？还是这个作者有政治问题？

吴秘书说，这个戏在军队不让演了是实情，但已时过境迁，首长没有说这个戏和这个作者有什么政治问题啊。导演又问：那么是不是军队不演这个戏了，我们长影就不能拍电影呢？大概是考虑到军地关系，吴秘书说，我们总政没有做过这种决定啊，既然南京军区有意见，要不你们再和南京军区商量商量？

说到这里，王导演已经拿到了尚方宝剑：当初这个戏是杨白冰禁演的，现在杨白冰的大秘说这个戏没有政治问题，总政也没有不让地方拍电影的指示，那还和南京军区来的人商量什么？不理他们就是了！于是连夜给厂长郑全钢打电话，报告了和杨白冰大秘书见面的结果。

如此一来，长影领导可以放心，不必在意南京军区派来的政工人员的意见了。于是到了星期一，本该通知剧组让影片下马的决定，变成了通知南京军区来的人：影片将继续拍摄；并派了一部救护车，将这两位政工人员礼送到车站，不知是否含有送瘟神的意思。

经过这一番闹腾，影片是可以继续拍摄了，但我和导演有个约定却不能实现了：导演王学新因为是第一次拍音乐故事，希望拍摄时我也能跟随剧组，给他当个艺术顾问；但经过南京军区政治部门这么一闹，我显然不能再到长影去参予拍摄了。

等到影片公映时，我看了，电影本就是遗憾的艺术，遗憾肯定是有的；但如果我能够在拍摄时给导演当好顾问，或许遗憾会少些。最大的遗憾是：原来由徐然扮演的男一号，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但电影中的男一号，却完全被男二号陶金盖过，以致于黯然失色。但不管怎样，这部由陶金和沈丹萍主演的影片，还是给长影挣了钱，没亏本。

由《征婚启事》进京演出被“枪毙”，到拍摄电影时又放了一马，此一时彼一时，可见杨白冰这个政治大人物的擅权和任性。他任总政主任和军委秘书长的那些年，确实是飞扬拔扈不可一世。但树大招风，“杨家将”这句话在当时的军中国中已不是一个褒义词。在军队里，他的下属们唯唯诺诺，不敢逆其龙鳞，但不可能没有意见和怨言；而比他资格老的那些军界老将们，早就对“杨家将”侧目而视了。所以才会有中共十四大上，“杨家将”的势力无疾而终，杨白冰的政治生涯“被”意外结束。

当此消息传出时，我正在福建体验生活，与厦门警备区的政委吕世华在一起，谈起杨白冰，那位吕政委对他显然没什么好感，认为这是自作自受；杨的下台，对军队来说是一件好事。我想这可以代表师一级的干部对杨的看法。

如今我已离开军队多年，军队的体制又逢前所未有的改革：总政治部没有了，各大军区没有了，军队文艺团体也趋于式微。我写下杨白冰“枪毙”《征婚启事》这一剧的始末，作为当时那种政治文化生态的一个标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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