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生，庄子完全持一种悲观甚至是绝望的态度。于人生，庄子看到的是荒凉与无奈，看到的是生命注定存在的困境。
世界乃无处可逃的刑网。我们都是人生的囚徒，哪有什么现实的快乐。在庄子看来，人生最佳的结果，不过是免于刑罚而已。按照庄子的说法，“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幸福如同羽毛一样轻飘飘，但最终不知所踪；祸患如同大地般沉重，而无处躲避。如此看来，人生真是一场囚徒之旅。
文明在异化，人为物役。本来应该是物的主人，现在我们却成了物的奴隶。庄子所说的物，除了指人的生存必须依靠的生产生活资料之外，更多的是指文明带来的泛滥的欲望。我们常常为名缰利锁所拘；为富贵利禄所诱；为财物美色伤身损性。在庄子看来，人的一生就在名与利的摩擦中，成为粉末成为灰烬。庄子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意思是说，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世人没有不因身外之物而迷失其本性的！小人为私利而牺牲自己，君子为名誉而牺牲自己，大夫为家族而牺牲自己，圣人为天下而牺牲自己。虽然各自不同，但因为欲望而伤害人的心灵，却是一样的。因此，人生就是在文明的裹挟之下的欲望煎熬之旅。
人无法摆脱命运的纠缠，因此，人生就是在命运的必然性中的悲剧性存在。生存是偶然，死亡是必然。庄子说，我们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内，“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你被后羿射中是命运的必然，暂时没有射中，只是命运的偶然。偶然必然，其实都是命运中的“不得已”而已。必然统治一切，偶然无处可逃；快乐无影无踪，痛苦无处不在。
因此，在庄子看来，人生处处都是困境。要逍遥自由，身体却不可能无所待，这是人生的自然困境；人生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的束缚，这是人生的社会困境；人生总是要被注定的命运击中，无可奈何无处可逃，这是命运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人很难摆脱自我的困境。我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欲望与偏执的“小我”，沉溺于功名富贵之中不可自拔，如此想要实现“心斋”“坐忘”的“吾丧我”之境界，无异于猴子捞月一般徒劳无功，这是人生的自我困境。
在庄子看来，人生就是一出悲剧，为四大困境所包围，我们又将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荒凉的人间，实现逍遥游？庄子用他绝望的人生观催生了一种“安时处顺”的生存原则。“安时处顺”意味着，你不要与人生、社会以及命运对抗，命运扼住了你的咽喉，那你就伸长脖子等待死亡的来临；你不要与人发生冲突，要“不谴是非”，不争不吵随顺自然，如一叶孤舟任意东西。这种处世态度，用老子的话说叫“和光同尘”，用庄子的话说叫“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安时处顺”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是庄子的价值观，又是这庄子对待处于困境中的人生与无常的命运的人生态度，更是他对抗人的悲剧性存在的生存艺术。
有什么样的命运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同样是对待命运，儒家与道家有鲜明的不同，甚至同为道家的老子与庄子其区别也非常明显。儒家承认，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必然性存在。但在这种必然性面前，儒家并不绝望，他们倡导用自己的努力去对抗一下试试，所谓“尽人事知天命”，管他什么命运，活着就要努力，所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则更加坚决，他说“君子行法以俟命”，做最好的自己，等待命运的安排。
一向崇尚自我力量的墨家学派，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命运的存在。在墨家的眼里，人才是天地的主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才是自立自强的存在。连一向倡导清静无为的老子在命运面前，也有一些刚劲的精神，老子虽然倡导无为，但目的是无不为，虽然倡导“居下”“守弱”“不为天下先”，但他的目的却是柔弱胜刚强，颇有一些战斗精神。而庄子，在命运面前完全失去了主动精神，倡导人只有匍匐在命运的脚下，不妄求、不妄想、不妄作，一切都在“不得已”之中，随顺命运的安排，这就是庄子的命运观。
命运观总是与人生观紧密相连，人生观又指导着人的生活哲学，因此，庄子的生活哲学就是两个字，一是“安”，二是“顺”，安于命运的安排，顺应自然任意东西。喜也好忧也好，让它一切随风而去吧，不进入自己心中；富贵也好，贫贱也好，不迎不拒；生也好死也好，不乐生不恶死。一切都是大道的必然，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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