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县的老师很拮据，大方县的贫困生更贫困

大方县的老师很拮据，大方县的贫困生更贫困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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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穷，是贵州毕节在中文互联网上最醒目的标签。

这些年毕节屡屡登上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常常是因为“穷”引发的人间悲剧。

毕节的穷，曾让亿万网友揪心地“疼”过。

2012年11月16日清晨，5名“流浪儿童”在毕节七星关区一个垃圾箱里，因为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全部不幸去世，5个孩子中，最小的仅有9岁，最大也不过13岁。

这5名孩子的身份，新闻大多冠以“流浪儿童”，实际上他们都有家人，更贴切的说法，其实是“留守儿童”。他们都姓陶，是当地三名同胞兄弟的孩子。

孩子们的大伯陶进才对记者说，孩子们的家庭本就困难，5个娃平时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陶进才在家里务农，全家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只有：

100元。

5个孩子被闷死的前一天，其中一个孩子跑到一个煎土豆的摊贩前哀求：

“孃孃，整碗土豆给我吃吧，我太饿了！”

5个孩子本不至于遭此厄运，但很遗憾，在城市里运行良好的流浪儿童/流量人口救助体系，似乎离5个孩子太远了。

事发后，无数网民的心被深深刺痛，毕节当地处理了包括副区长在内的8名干部，并宣布每年拿出6000万元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

悲剧发生后，很多记者进入毕节采访，在事发地不远的一个小饭店里，老板娘对一位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

“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还有人出大钱去拦车买流浪狗收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3年后的6月，还是毕节，田坎乡4名儿童喝农药集体自杀，最小的孩子仅有5岁。

4个孩子里，最大的小刚只有14岁，他和3个妹妹相依为命。

（四兄妹自杀时的住所）

3个妹妹是哥哥小刚的“朋友”，哥哥则是3个妹妹的“父亲”——14岁的小孩子，扛的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他每天5点就要起床喂猪、给自己和妹妹们做饭，买菜、洗衣服、照顾3个妹妹的吃喝拉撒。

自杀的那天，哥哥给妹妹们做了最后的晚餐：酸菜叶子汤、玉米面。

村民们说，这基本上是四兄妹的“固定菜单”。喝下农药后，哥哥小刚从二楼跳下。

孩子们的家庭并不幸福。母亲出走后，他们的父亲继续外出打工，遭遇家庭变故后，很多村民表示：

“从来没人见小刚哭过。”

（二）

在毕节，留守儿童、困难学生的问题异常严峻，毕节曾做过一个官方统计：全市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因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的留守儿童有164608名。

当然，国家的各项针对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的扶持普惠政策，也同样温暖着偏远的毕节儿童。

（毕节的留守儿童）

不过，国家针对毕节大方县贫困学生的“雪中送炭”，却被人悄悄“截胡”了。

日前，国务院督查室发布了一则通报：

毕节大方县自2015年起，违规挪用中央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亿元。

这3.4亿的中央专项教育资金，本应用作大方县中小学的校舍等基础设施改造、改善办学条件、薄弱学校改造，以及全县中小幼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

不仅如此，大方县领导还将歪心思动在了最弱势、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贫困学生身上。

为了补上当地“钱袋子”的漏洞，迫于财政压力，大方县以推进当地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名义，发起成立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乌蒙信合公司）。

这个公司牛逼到什么程度呢？

国家专款专项按月发给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金，在大方县，由教育系统代发变成了由乌蒙信合公司代发。

而乌蒙信合公司的操作是：以提供社员股金服务名义，直接克扣每名学生50元作为入社资格股金。

（毕节的贫困学生）

仅这一项，乌蒙信合公司的账面上就凭空多出来210万元。

乌蒙信合公司共有社员7.56万人，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社员的比例高达56%，他们全都是大方县的中小学生。

就这样，大方县数以万计的贫困中小学生，华丽转身成了乌蒙信合公司的“股东”。

（三）

违规克扣困难学生之余，大方县也没放过本县的基层教师。

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但是在大方县，国家的这一规定被某些人暗自“吞掉了”。

2018年，大方县的老师们，到手的平均工资比当地公务员少了500元。2019年，工资差距进一步加大，老师们的平均工资，比当地公务员少拿了5000块。

工资少就少吧，也能活人。问题是，这么少的工资，常常拖欠。

大方县自2015年起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计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亿元。

这其中，包括直接拖欠教师工资及各类津补贴18031万元，同时，欠缴全县教师五险一金，共计29930万元。

除此之外，那个牛逼的乌蒙信合公司也没能放过大方县的老师们。

贫困学生那么点肉人家都要剔下来，老师们怎能不为大方县的财政大局做贡献呢？

大方县教育科技局通过会议，解决了老师们的工资拖欠问题。

你们不是想拿工资吗？好说，先答应将被拖欠的部分工资以入股的形式，存入乌蒙信合公司再说。

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金融牌照，不具备开展股金服务资格的公司，成功干起了“社员股金”服务业务。

当然，说“金融服务”有些过分，毕竟别的金融公司是求着投资人入股存钱，人家乌蒙信合公司玩的可是：强制！

你要问这个乌蒙信合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恐怕只有大方县的领导才能解释清楚了。毕竟，乌蒙信合的公司章程虽然写着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可是，调查组发现，这个公司吸纳的巨额资金，全部被调剂到与“三农”毫无关系的领域。

在这家公司的账目上，100块钱里，只有不到1块钱，花在了农民身上。

2015年至今，大方县的教职工敢怒不敢言，今天《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里，记者写道：

“曾有老师因向政府反映相关问题被处分，还有不少老师遭到解聘威胁，县城老师被威胁调到边远村小，不准参加职称晋级和评优。“

又是人们异常熟悉的逻辑：

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近年来，凡涉地方财政困局的新闻里，挤占教育经费，拖欠教师工资的做法常见报端。

吃“财政”这碗饭的群体里，基层教师的人数最多，可腾挪的资金量巨大，同时，基层教师和学生们的话语权最小。

地方财政没钱，虽然大家嘴上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办起事儿来，往往是：

再穷不能穷领导。

没钱？好说，先找个最软的柿子捏吧，反正他们也不敢闹事。

毕竟，都让你们做“股东”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